这世界上所有的职业，都应该是有风险的。一个人如果不能时刻意识到这种风险，其实是很可悲。因为这意味着责任感的泯灭。这种责任，不止是对社会，也包括对自己。

　　说起职业风险的故事，实在太多。最近意大利7名科学家吃官司，特别有意思。日前意大利7名科学家因09年未能预测地震被控过失杀人罪。当初，在意大利中部拉奎拉地区发生地震前，这些专家不仅未能及时向当地居民发出警报，还表示不会发生地震。有专家甚至轻松表态称，居民可待在家喝红酒。

　　拉奎拉地震给我留下过很深印象，不只是因为有超过300人丧生，更多还是因为善后事宜的处理。我记得，在地震发生后不久，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很愤怒地说，拉奎拉地区普遍存在不负责任的现象，倒塌的现代建筑就是最好的证明。随后意大利就对拉奎拉地震中被举报的 “豆腐渣工程”进行了独立、开放、公开的司法调查，给民意进行及时的回应。

　　我没想到，时隔两年之后，意大利人还在对那次地震发生前后的很多事情进行追究，以至于连当初几个科学家说过什么，现在都要通过司法问责。这样的做法，在我看来，才是对灾难拒绝遗忘的最好方式。“震前辟谣被控过失杀人”，不管最后判决结果是什么，它至少表明，这种不负责任的辟谣，它的危害性，有时甚至比谣言更可怕。

　　在一个真相与伪饰共存的时代，对公众真正负责，是界定职业品质的关键。科学作为认知，肯定是有局限性的。不可否认，今天的科学，可能在明天被推翻，但“证伪”从来不意味科学家发言就拥有社会责任“豁免权”。意大利那几个认为不会发生地震的科学家，之所以会被控过失杀人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多是因为他们的言论对社会不负责任。

　　其实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是这样的，现在很多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文化学者，很多时候的发言，其实也根本不是基于学理的审慎表达，而是出于“屁股决定脑袋”的利益代言。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现在还有些人有了“专家学者”的身份标签，更是随意拍马溜须，信口开河，完全不顾公众的感受。

　　我承认，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法律与文化，很多东西是不可复制的。也正因如此，相信很多中国所谓的专家学者，是不会担心遭遇意大利科学家这种厄运的。不过，我始终认为，法庭不审判，不代表民意就不审判。只要随便到网络深处翻翻帖子，就不难发现人们对那些不负责任的“砖家”早就心怀激愤了。而且，这种不满意，还不局限于地震预测的层面，还包括其他公共事件。比如，余秋雨在汶川地震中的“含泪劝告灾民”，北大教授孙东东曾说，“上访专业户至少99%精神有问题”，等等。

　　这是一个话语权博弈的时代。不必否认，在很多问题上，权力与特殊利益集团的话语权垄断，已经把民意表达推向极其尴尬的地步。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专家学者，就成为权力豢养的利益代言人。这些年，经济学家骇人语录，被一次次收集示众，从中也不难看出这种利益代言是怎样损害公共利益的。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似乎并没有人为这样不当的言论埋单。而意大利7名科学家因09年未能预测地震被控过失杀人罪，至少应该提醒我们，必须通过相关的法律制度约束，来遏制那些话语精英不负责任的表达了。

　　法律说到底，就是社会各种利益矛盾的调节器。各种法律的出台，其实也都与民意吁求有关。这也就是从民意走向立法成为一种客观现象的原因。面对意大利7名科学家因表示不会发生地震被控过失杀人罪，恐怕我们的专家学者至少也应该正视一下自己是否遭遇过民意审判，来好好检讨一下自己的良心吧。要知道，必有一种职业审判将从民意走到法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