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发：中国共产党的青春永在：经济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用科学发展观理论对执政模式的再研究--------中国发展瓶颈的突破寻求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很显然，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保持我党的绝对领导又要保持党内监督活力和总结西方所谓民主政治的弊端，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进行一种组织结构的创新。--------本文提出的就是创立党中央最终领导和组阁裁决下的一党二部管理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五年一度的干部换届又开始了，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和程序，使换届工作变成一个难题，跑官要官屡禁不止，徇私贿选者层出不穷，面对一党制下容易导致缺乏监督和自我完善发展的机制的顽疾，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现有主要的思考方案有两个：

　　1、是走西方的多党制道路搞所谓的“民主政治”？------自由竞选竞争容易变成无序竞争，竞选平台已经沦为对选民许诺福利和政策而不是取得最佳执政方略和思路政策执行动员的舞台。苏联的独联体解体、内战频发、国家分裂和资源的无法发挥整合优势已经说明了这一切是不可行的。理论和实践证明多党制不能防止腐败只能带来国家分裂

　　说起多党制，有很多人认为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唯一方法，但是笔者不以为然：基于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企业不能总是有人只强调民主有权利要老板不要管理只要福利。

　　因为从欧洲和东南亚甚至其他国家的政治实践清楚的证明，事实证明，多党制并不能带来政府的廉洁。回顾西方政治发展，多党制自建立起就有腐败相伴而行。20世纪以来，虽然在制度、道德等层面作了规定，但并没有杜绝政党与当政者以权谋私行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多数国家主流政党都曾陷入腐败丑闻。如1992年意大利“米兰贿赂丑闻”涉及2000多名政要，2006年美国“游说门事件”牵扯国会议员达296名。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多党制后，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解决，有的甚至更为严重。在有关国际组织提出的2008年世界上最腐败的10个国家与地区中，9个实行多党制。事实表明，西方多党制本身并没有，也难以解决腐败问题，不是也不可能是防治和有效解决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

　　相反会带来国家的分裂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前苏联实行多党制后马上解体，带来了无休止的战争和动乱（比如车臣恐怖活动和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同样的道路，在一个封建史很长的国家，搞多党制会导致的国家分裂基本上是可以肯定发生的（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势力正是利用了国人思维的这一误区），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时间分析：依靠多党制来实现廉政和依靠竞选政府的高效科学决策之路是行不通的，更何况美国人还在太平洋彼岸虎视眈眈，美国人希望中国混乱和策动中国分裂势力的暗流涌动不得不防，别忘了现在美国人还想把航空母舰华盛顿号随时开进在中国门口黄海军事演习呢。

　　2、继续维持缺乏内部竞争的一党制组织制度？----没有竞争工作就没有目标党员就没有活力和动力，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打破大锅饭鼓励竞争才是唯一出路的理论。由于缺乏内部竞争也存在弊端---------高层改革意识强烈忧患意识强烈，但中下执行层有许多党的官员不思改革，仍然维持我党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类似大锅饭的管理制度思想，稳定倒是稳定了，但是我党的整个组织由于缺乏内部的竞争和压力、监督，又缺乏足够的自我修复能力，同时机构过于庞大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使中国缺乏发展创新的动力和消除执政的不公和不法行为，从长远看又埋下了长远发展滞后的隐患，全民都开始向往公务员职业，我们明白公务员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是管理国家的工具，不属于创造生产力的范畴。

　　二、简单来说，就是保证我党对政治绝对控制的前提下，进行的一种组织制度的创新竞争型组织。其理论依据就是-------因为我党的政治纲领----来源于全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认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发展观，实践证明以邓小平和胡锦涛的第二代到第四代接班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十分正确的，因此目前中国执政的问题不是执政的纲领问题，因而西方的所谓民主政治和多党制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而是在操作层面如何保证政府和执政党执政党的各项纲领的稳定连续性，执政党的决策高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表明：只顾自己利益不顾党的根本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不义分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还是存在的，杜绝执政党内的不义分子之间的串通和腐败是操作层面的问题而不是战略决策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国家和党的执政能力和活力不是靠不同政治纲领的党派来竞争和监督成长的，而是可以在同一党派内通过五年时间段前竞选竞争和五年时间段间歇性轮流任职来竞争监督和发展的。其主要设计思路是：
（一）我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

（二）但是下设的不再是一个固定的不变的各级党委的组织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而是建立在一个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下和两个同为共产党内部大部制（可以简称共产党执政甲部和执政乙部，5年内执政甲部党员处局以上领导成员不得向执政乙部转移，反之亦然）。

（三）无论是执政甲部还是执政乙部要逐年竞选面向全国各族人民的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和竞聘上岗的共产党的各级权力机构和领导机构。

（四）如何体现执政甲部的工作激励和业绩与收入挂钩？？？？--------最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来决定由执政甲部还是执政乙部来领导5年的社会改革和发展稳定。执政的该部提高工资待遇30---80%作为岗位津贴。

（五）如何组阁？？？？-------在执政甲部领导全国的同时组建执政甲部的国家领导班子，从国务院总理到各部委部长主任行长、省市政府省长市长区长县长镇长以及对应的厅长处长科长局长主任等等。另一非执政乙部则没有部长省长县长区长镇长市长局长厅长处长科长。只有党的各级书记和相关的党的机构（包括纪委在内）。上一届处（或局）以上的执政部的党员不得进入本届的执政部。

（六）同级非执政的党委职能（执政乙部职能）：非执政部的党的书记党委不再直接干预经济运作而是监督经济运作，（特殊情况比如同级政府有重大决策失误和腐败违法行为，该同级书记党委可以提出申请中央最高政治局委员会紧急更换执政班子并报请人大备案），并且把监督和建议的全部记录和建议记录在案，作为下一个五年的竞选业绩和内容。

（七）执政乙部起到对立面的监督和纠正政策偏差的智能作用，如果监督和纠正政策失误工作到位，也发给10%的岗位津贴。

（八）这一方案是否跟目前无论怎么样换届反正都是党内的领导完全一致？是多此一举，没有创新？？？？5年内甲部处以上领导不得向乙部转移会不会使党内精英在不执政阶段无所事事造成人才浪费？？？？----------规定5年内执政甲部党员担任处级以上领导的不得向执政乙部转移。5年内不得转移决定了两大执政部的相对稳定和凝聚力，又保持了监督和竞争的活力，同时两大执政部又跟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政治局保持高度一致。但是最高权力机构又按程序和执政的业绩来决定是否在执政过程中调整任免执政大部的人选。处或局以上领导仍然可以监督和写提案来对现任执政部执政行为质疑和改进反思并为下届执政做好准备并可以设立奖项通过全民投票作为提高非执政部门待遇的奖励依据。

（九）会不会出现甲乙两部互相包庇不互相监督不积极工作提高决策和执行效率轮流坐庄分享利益的情形？？？？-

1、-首先这样监督和压力来自于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违法违规监督和决策监督压力，可以另行规定：如果发现互相包庇掩盖问题或者监督提案极少查处腐败的大案要案500万以上（或因为决策失误造成国家财产重大损失超过3000万以上其他标准）超过5宗以上的情况，该地区的乙部（非执政部门）即视为放弃下届执政部的竞选资格，由上一级党执政部门来决定执政局以上领导的任免。

2、由于每个个体人纵向的有效的工作年限受时间限制（超过50岁和60岁不能再担任处或局以上领导），执政和非执政部政治经济待遇差别的加大，而对违法违规行为监督和决策监督的积极性来自于人类的一个共性-----对于五年内监督业绩和五年后执掌政权需求互相竞争竞选的要求，所以这种监督必定不会流于形式或者互相包庇。

3、更重要的是还有来自同级别的（决定是否成为下届执政部的此时有话语权和表决实权）的人大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监督和决策压力，由于存在内部工作程序的监督明朗化和阳光化，相互串通的难度和可能性加大，最终使得无论是甲部还是乙部执政部或者监督部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国家的强盛在发展和努力。

　(十）这样既保证了国家政治格局的稳定，又保证了国家发展的创新和竞争原动力的旺盛，同时，由于有了竞争和监督，所以相对的监督和权力寻租导致的腐败得到有效的遏制。不应当鼓励社会全民向往公务员职业，除了我们明白公务员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是管理国家的工具和裁判，不直接产生社会生产力，因此不能直接创造社会财富。
（十一）这一方案是否跟目前的纪委监督政府的方案方式没有区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压力会减小。这种监督不同于目前的同一级纪委的监督，因为目前的同一级纪委是隶属于同一级党委领导，作为下级的纪委不可能监督作为上级党委，同时纪委是没有可能担负5年后执政的任务的，所以纪委的工作没有闭环式的业绩和执政权挂钩的考核途径，没有来自上级的压力和自身发展和执政需要的动力。所以目前的同一级纪委没有权力也没有动力去监督同级党委。

（十二）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怎么解决矛盾？-----可以在各阶层各级政府中留出一定比例从省长到局长处长名额给民主党派，这些民主党派同样不能5年内转移到另一届政府。

（十二）这一方案应该如何实施和铺开？？？-------具体操作方案可以从一个省试点开始，取得正反经验后完善方案再逐步在全国推开。

二、这个解决方案的理论可行性依据是：人类需求层次从低级到高级理论，无论是甲部还是乙部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执政需求------在规定执政乙部监督职责和5年后的竞争执政（对腐败党员的监督是否及时性和决策建议及时性都按要求记录在案决定其5年后能否执政）的可行性之后，使乙部对甲部的监督（再加上人大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机制补充），不会流于形式，：

由于人在满足了温饱安全感的需求后，向追求自我实现实现社会价值的更高层次转换，面临5年后的竞选和竞争成为执政党的部门，以及对自己工作的职责要求，平时在全国任何一个地区就不再是一个当政的党委说了算，有一个同级别的另一个5年内未执政乙部在监督和反馈同级党委的工作情况，因为他们两个执政部之间存在5年后的执政竞争竞选，所以必定会搜集另一执政部的缺点和腐败之处，同时思考更有效率的管理方式，不再有机会和客观土壤长时间出现一个地区最高行政长官或者党的最高领导人缺乏约束一手遮天的独断专行和为所欲为的权力真空，所以执政甲部的工作更加努力，效率更加高级，操作更加廉洁。

三、这个方案的现实事实证据依据：只有上级监督缺乏同级监督，导致姑息养奸养虎养贪为患。

从对过去和最近几年不断查处的腐败的大案要案分析可见：现在的腐败和低效率就来自于同一个地区执政同级不可能更没有积极性对同一个级别的执政领导进行违法违规监督和决策监督和反馈，绝大部分都是等到问题已经积重难返的时候才被查处，往往对国家经济和人民信任度极坏的影响已经造成了，执政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印象已经极大的破坏了，陈希同、成克杰、陈绍基、刘志军、黄松有、杭州许三多、文强等等一大批高官的违法乱纪都是多年霸占把持一个地区和部门没有任何人监督和有可能夺他们手里的权力，使得他们有时间和机会来对中央的政策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无疑都是这种缺乏同级监督的恶果。
　　四、现代互联网技术使执政的甲部和执政乙部之间信息反馈的横向（向社会和同级人大）纵向（向更高一级党委和人大）快速和准确成为可能。毛泽东想做而无法做到的现在能做到了。例如：信息电脑化使计划经济的活力得以加强。但不等于不要市场经济。

　　笔者曾经多次在撰写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在互联网时代对管理社会的制度的思考--------即使假设在金字塔式组织结构时代完全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有互联网的工具，由于不存在信息的失真，那么励精图治的君主也能够更加有效的管理好国家，康熙微服私访成为多余和毛泽东对大炼钢铁的大跃进的错误判断成为笑柄，决策和指挥的失误来自于对信息的扭曲和指挥控制信号的扭曲，因此互联网能使中央能指挥灵活、信息畅通、反馈快速，当然前提是不能对这种反馈进行恶意的限制和打压。因此，为了取得最真实的信息和决策资源，网络前台实名制只能采取自愿的原则，不能完全对互联网实行强制的实名制。今天重庆的共产党人实现了这种控制信息反馈环节的再优化，将不失真的反应摆在社会管理的第一环节，我们除了喝彩时时不能有任何指责是作秀的。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我们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将这种做法推而广之的。但是这样的行动为什么没有在北上广首先推开呢？值得我们反思和扪心自问？难道是怕别人说我们作秀吗？只要是为人民做实事的作秀就是真实的好的示范====看做美丽的作秀也无损于dang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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