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5月28日)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5月28日)

 

关键词:中国思想  古代历史  隋文帝  《尚书》  现代管理

 

改革开放让中国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成就感与自豪感,甚至是守望民族利益的信心。

这种思潮正在以商品、金融、管理等方面的盲目崇拜为核心对中国进行侵蚀,人们笃定地认为中国的市场与商品经济的基础不牢固,所以是需要把姿态放低,以讨教者的姿态出现,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指教。外来的和尚念更高明的经,否则不会大老远地跑过来布道。

这种逻辑的思维模式就很容易演变成为:宁可多花钱,也要走出去旅游、留学、工作、定居、移民。

因为他们认为,毕竟采购的是国际化的品牌,享受的是国际化的服务,领略的是国际化的风情,拿到的是国际标准的文凭,服务的是国际标准的企业,即使投资人都是来自国际社会的,这种被尊重甚至被仰慕的感觉,让人油然产生成就感。

但不管怎么努力,你都无法进入别人的主流世界,总是被人当作客人那样供起来,其实还是没有把你当成自己人,一面从你这里赚取利润,一面把你当成所排斥的对象。

在电视剧《天道》里,丁元英说“你能得到的,是人家德国人能够给一个中国人的东西,包括你在中国人面前的优越感。总有一些东西是人家不能给的吧,比如说,你永远是边缘人,你融入不到别人的主流社会。警察是主流社会的标志,在德国你做不到,在中国就能做到,这就是国籍和血统给你的权利,这就是祖国!没有在国外呆过的人,很难理解主流社会这个词对于一个普通公民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实际水平上看,并不一定是一方比另一方高明多少,而仅仅是看问题的角度与思维方式问题。假如是在跪着,那么总是需要仰视才见对方,同时为了得到预期的东西,势必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也许得到之后发现那不过是糟粕,至少不是想象中那么让自己满意。但为了自己的颜面与虚荣,还是要誓死维护对方的形象,以证明自己没有看走眼。

如此就会让自己成为外来势力的拥趸与保护者。共同去赋予并维护入侵者的“正义性”。

 

其实,虽然会有差别,但中国自己的东西未必就差到哪里去,舶来品也未必就是高高在上的,老外未必都是先人后己、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使,所有的错觉都仅仅因为视角的不平等,或者是那种一成不变的角色定位所导致的。

比如在中国的历史中,为市场经济的运作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东西,比如许多人都说商场如战场,而世界很多国家的商界人士都将中国的《孙子兵法》奉为商战经典,不仅在企业中使用,而且在大学、商学院甚至研究生院中作为重点课程。

我们通常所说的本土化、扁平化、人才选拔、分支机构的管理层选派、以及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等企业管理方面,都可以从中国悠久的政治与历史传统中得到借鉴。

 

比如在本土化策略中,实质上就是政治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或者稍微放权的诸侯与联邦制,中央派“书记”或者“特派员”到地方去,在当地寻找了解地方风土人情的人,结合地方的实际情况,尽量靠山吃山,做到因地制宜谋发展。最典型的是姜尚被西周封为齐国的开国国君的时候,就正视齐国海岸线比较长,不适合种庄稼的特色,积极发展渔业与盐业,并使得齐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步壮大了起来,并在齐桓公时代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当然最终齐国由于不能居安思危而逐渐败落,那是后话。

 

比如扁平化的策略,在隋文帝杨坚建国之前,全国在中央下面,分为州郡县三级地方管理,如此庞大的地方官员队伍,不仅需要动用更多的国库与中央财政去支付俸禄,而且在信息政策的传递以及快速反应方面就会显得迟缓与效率低下,同时耗费巨大的财力在于官员体系内部,这不仅会滋生官场的腐败与官僚作风,同时在军力上的投入就会大打折扣,导致内不能平乱,外不能御敌。正因为隋文帝执行地方政府的扁平化管理,而且提出了“一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的政绩考核系统,因而在吏治方面避免了许多官场的丑恶。这对于节省管理成本,并加快信息政策的传递有很重要的作用。

 

在人才选拔方面,杨坚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科举制”。就是说思想品德相对于领导力与创造力更重要。

由于需要派出大量的大员直接插到地方政府做中央的“内线”,所以才会想到用科举制来从民间吸收“根红苗正”并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书记”或者“特派员”。而儒家所培养的文人,则是以忠诚作为基本特点的,所以就确定了以尊儒尚孔作为正统的指导思想。隋文帝没有想到自己建立的帝国只有38年的寿命,二世而亡,这是一大遗憾,当然也没有想到其建立的政治管理制度与思想管理制度,中央集权的手段,竟然被以后的各朝各代尊奉为精华,而延续了下去。

 

比如在分支机构的管理层选派问题上,也有可以参照的地方。《后汉书.党锢传序》中说“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说的是东汉成瑨少修仁义,笃学,以清名见,任南阳太守,用岑晊(字公孝)为功曹,公事悉委岑办理,后因以"坐啸"指为官清闲或不理政事。提出的就是过度放权,而导致中央集权程度被弱化的问题。

在隋文帝杨坚夺取天下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麻烦就是以尉迟炯为首的“三总管之乱”。

吸取了这个教训,杨坚设立地方佐官由中央派遣,就是为了避免 “三总管之乱”重演;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再将州郡县三级变成两级,一方面削减官吏的规模,减少对财政的依存,同时实行扁平化管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

地方佐官在企业里边类似于区域市场开拓负责人,地方大族更具有优势,但假如执行严格的本土化策略,势必会造成分裂,对政令的统一会有所削弱。

 

最重要的是在法人治理结构上。

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彼此制衡原本就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所以从尚书里的六官制到隋朝的“三省六部制”都是决策与执行的问题,在隋文帝之前,丞相职位是帝王指定一个充分信任的贤臣做丞相,开府并任人唯亲的,但那样很容易把皇帝架空,由于隋文帝杨坚得到北周的政权原本就有些不清不楚的,所以隋文帝杨坚建国初期,就用三省来分化相权,其实是担心自己矫诏辅政的故事重演。

杨坚用三省将相权分化,将一个人的职位划分为三个机构,丞相仅仅是机构选派出的代表,而不是机构的缔造者。而在明朝的内阁制以及清朝的军机处,丞相都仅仅是一个流水的兵,都是一个组织的行为,相当于最高行政决策机构,在危难之际起到了重要作用。

 

做企业犹如建立一个帝国,在企业中,决策体系必须由政策的制订者(董事会)政策的审批者(监事会)政策的执行者(由职业经理人构成的管理团队)构成,如此三权分立,才能确保决策的制订与执行科学而理性。

同时,企业控制舆论并进行危机公关,是以加强团队教化(相当于帝国中的礼部),是杜绝腐败(相当于帝国中的吏治),是增加钱粮(相当于帝国中的户部),是平定并占领市场(相当于帝国中的兵部),是加强软硬件设施等级(相当于帝国中的工部),刑部以惩罚不臣来明政令。

 

此六部早在尚书中就已经有明确约定,此类思想既可用于国家,也可用于企业治理。

从根源上看,官吏制度来源于周礼,《三字经》中说“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六官:中国周代后期根据周王朝系统曾有过的官制加工整理的王朝设官分职的书。汉代原称《周官》,又称《周官经》。西汉末刘歆始称《周礼》。

全书6篇,分载天、地、春、夏、秋、冬6官:天官冢宰,称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宫中事项,有些类似于企业中的人力资源职能;地官司徒,称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内人民教养,有些类似于企业中的行政职能;春官宗伯,称为礼官,管理宗教及文化,有些类似于企业形象与品牌传播职能;夏官司马,称为政官,管理军制、步骑、兵甲、交通及各方诸侯有关事项,有些类似于企业中的营销与企业拓展的职能;秋官司寇,称为刑官,管理刑狱、司法政务,兼掌礼宾等,有些类似于制订并执行企业的奖惩职能;冬官司空,称为事官,管理工程建设兼及沟洫、土地、水利等,有些类似于企业的投资与概算预算执行的财务职能。

 

虽然有些生搬硬套的嫌疑,但说这些,仅仅想提醒一句:

对西方的管理经典,尊重与借鉴就狗了,不要顶礼膜拜到失去理性的程度。西方的很多思想,不管是商务的还是政治的,都是受到中国古代思想的启发,甚至现在还在以中国的部分古代智慧为经典,但我们却去追逐而膜拜西方管理学派中的仅仅存在数十年历史的理论,同时做出数典忘祖甚至辱没祖先的事情,难道不觉得愚蠢得可笑吗?

 

贾春宝

2011年5月28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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