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服务业是与当代主流技术相联系的服务门类。从广义角度界定的现代服务业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某些传统服务业经过新技术、新管理理念的改进，或者注入新服务内容，而提升为现代服务业，如物流、金融、房地产、商业等；第二类是伴随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发展而兴起的新兴服务业，如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研发设计、租赁、商务服务等；第三类是与现代技术相联系的第一、二产业中的服务业，如农业中的技术推广、良种提供、专业化机械作业提供等，第二产业中专门从事研发设计、销售和技术服务、电水气输送以及专业建筑装饰等。因此，现代服务业主要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技术为生产者、消费者提供传统内容和新兴内容的服务业[1]。

　　不断创新是现代服务业的产业本质，也是创造差异化优势和增值的主要源泉。从微观层面而言，Kong-Raelee（2003）认为现代服务业的创新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由服务业发起创新，通过向广泛的用户提供服务，将服务创新推向市场，即供给驱动；第二种是用户需要特殊的服务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为了满足用户需求，服务提供者进行创新并将之推向市场，即需求驱动。需求可能来自于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也可能来自消费者；第三种是用户同服务提供者在交互作用的过程中，由服务者提出创新性的服务，用户接受服务提供者的建议，采取新的服务，将创新性的服务推行市场。可见，现代服务在与客户的互动接触和服务过程中，不断推动着组织和管理领域的互补性创新。

　　从城市产业发展的角度而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驱动力同样来自于产业自主创新的供给驱动、需求驱动、或者是二者的共同作用。综观世界着名城市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成功的模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

　　一、自主创新和需求共同推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模式

　　自主创新和需求共同推动的模式是指现代服务业所在区域本身有较好的技术和人才基础，能够通过技术的不断创新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升级换代；另外，所在地还面临来自上下游产业和消费者的大量需求，日益更新的需求将推动现代服务业不断创新。这一模式的典型是纽约。

　　1、  纽约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路径

　　纽约的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超过80%。纽约历史上即一直以轻工业为主，基本上没有发展过重工业，虽然美国二十世纪主导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是三大主导产业——电器、化学、汽车，但纽约基本没有跟这三大产业有更多联系，其工业结构没有变化，变化在于由标准化批量生产到个性化产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纽约在整个世界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服务业取代传统的轻工业成为纽约的支柱产业，50％的工业部门被新兴的金融、商贸服务取代，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2000年纽约市的总人口为801万人，个人总收益3008.3亿美元，其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分别为0.6：15.2：84.2。自1960年代起，纽约市工业就业人口减少了一半，制造业就业人口减少了2/3。以信息、金融为基础的服务业构成了纽约经济的主要支撑，另外，知识要素占主导地位的知识服务业在纽约的集聚和长足发展，使得纽约在新一轮的知识经济变革中继续牢牢居于领先的位置。

　　2、  纽约发展模式的特点

　　纽约处于世界产业链中的最顶端，其产品的价值有70—80%来自于服务，反映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巨大推动作用。纽约的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过程中，淘汰了那些不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资源消耗型产业，转而以服务业中高附加价值的金融等为经济基础。纽约现代服务业的特点是高知识含量、低资源消耗，带来的结果是在某些高附加价值产业上的高度集聚，其需求来自全世界的企业和消费者。这些产业包括批发、专业技术服务、信息服务、健康服务等。

　　作为世界着名的港口和贸易中心，纽约的批发额与零售额之比达到了15.5：1，批发业占据了贸易的主体，而批发业正是城市贸易辐射力的来源，也是贸易中心功能的集中体现。下表列出了2001年纽约各个产业从业人员收入的统计。

　　表1、2001年纽约市各产业从业人员收入情况[2]

　　按从业

　　人员总收入排名产业

　　代码产业名称从业人员总收入（亿美元）从业人员人均收入（万美元）从业人员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所有产业2037.576.1100%

　　152金融保险692.717.334.00%

　　254专业、技术服务239.27.411.74%

　　362卫生保健和社会援助2003.69.81%

　　451信息150.77.87.40%

　　542批发行业105.85.65.19%

　　644-45零售65.32.53.19%

　　731-33制造业52.13.42.56%

　　861教育48.43.42.37%

　　953房地产、租赁40.94.22.01%

　　1071艺术、演出和娱乐29.34.61.44%

　　由上表我们看到在纽约，专业技术服务的从业人员总收入总量仅次于金融保险业，是目前纽约的第二大产业。其中，法律服务占到专业技术服务总收入的29.43%，法律服务的从业人员收入总量（70.39亿美元）已经远远超过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总收入（52.11亿美元），而这些服务业正是集聚和辐射能力极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现代服务业的代表。

　　3、  纽约现代服务业基于都市圈各个城市所构成的整体产业体系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纽约在都市核心区制造业比重下降的同时，通过调整制造业类型及其空间分布，城市的制造业功能并未丧失，核心区传统制造业外迁同时，都市型制造业和金融、商务等服务业进入核心区，都市圈周围从原来的城郊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制造业、服务业为主。纽约大都市圈有纽约、费城、华盛顿、波士顿、巴尔的摩等着名城市，它们单独看均显得产业单一，但在都市圈系统中互补协作，联系紧密，综合性整体功能远大于简单的叠加[3]。大都市圈及其周围城市的多样化和综合性整体功能支撑了纽约高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二、二次创新推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模式

　　二次创新推动模式是指产业所在地原有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并不突出，通过先进技术的引进，推动制造业的发展，进而带动相应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这一模式的典型是东京。

　　1、东京现代服务业发展路径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如同许多发达国家城市，东京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走过了重化学工业——重工业——都市型工业——现代服务业这一完整的发展历程，逐步形成以高度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作为日本最大都市的东京，一直走在全国工业化过程的前列。经过了二战以后的1946-1955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后，东京在1955年率先进行重化学工业化，大力发展机械、钢铁、化工等重工业部门。1955年至1965年期间，包括了食品、纺织、印刷出版、化学、金属和钢铁等多个部门在东京有了很大的发展。1965年至1973年期间，是以机械、钢铁、化工等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其时包括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新日铁和最大的综合性化学工业公司三菱化工公司的总部和主要的生产基地都在东京。到1973年，电气机械的比重高达17.2%。

　　1973年以后，随着各地开发政策所带来的分散化，经济高速发展中工业过度集中所带来的公害和环保问题也日益突出，以及石油危机引发的省资源、降能耗所导致的产业调整的合理化运动，东京都内工业的发展速度及比重相应下降。1975年到1996年21年间，东京都制造业从业人员减少了31.9万人，比重由1975年的25.2%下降到14.8%，下降了10.4个百分点。东京的制造业中都市型产业的集聚效应不断增强，以集聚为特征的出版印刷等“都市型产业” 逐渐成为了东京第二产业的支柱。2000年，印刷出版业从业人员占整个制造业的26.5%，产值占28.9%，是东京都的第一制造业。

　　制造业功能减弱的同时，产业结构正逐步向生产者服务性质的中枢管理职能转换，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即使在整个经济处于萧条的形势下也不例外。整个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从1978年以后持续上升，其中主要是除贸易、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外各类服务业就业人口的增加，1975-1996年期间增加了13.4万人，对整个第三产业就业增长的贡献占有绝对重要地位。批发零售业是第一就业产业，1996年从业人员数为284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31.6%。

　　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构成来看，批发零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是东京第三产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000年这三大产业总计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47.8%。其中，批发业最为发达，1999年，东京都批发业销售额占全日本37.5%。

　　2、  东京现代服务业基于东京都市圈的多功能定位

　　东京的产业布局同样依托于都市圈。东京都总面积为2187平方公里，包括23个区（中心区域）、26个市（边缘区域），并与周边的千叶、神奈川、琦玉三县共同营造出整个大东京圈的概念，它同南面的横滨和东面的千叶地区共同构成了（东）京（横）滨（千）叶工业区。东京的城市功能是综合性的，它是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聚集着全国11%的工厂，主要有钢铁、机械、化工、电机、精密仪器、印刷出版和服装等各种产业。既有纽约的金融和总部经济功能，又有华盛顿、伦敦的政治功能，还是发达的先进制造业中心，有学者认为东京是“纽约+华盛顿+硅谷+底特律”型的多功能世界级都市。

　　3、  东京模式特点

　　东京模式的特点是制造业二次创新推动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技术的引进吸收和消化改造为日本制造业腾飞奠定了基础，精益生产方式是日本制造业享誉全球的法宝，这就需要专门化高效优质的生产服务做配套。因此在先进技术进入东京的同时，需要将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引入东京，以专业化的方式为制造业提供高效服务，促使制造业升级。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生产性服务形态可以打破内部的低端均衡，使生产性服务逐步专业化、外部化，并推动制造业转型，制造业的升级又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因此东京的现代服务业集中于高附加价值、与制造业紧密结合的生产性服务业。

　　三、外来制造业和服务业需求推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模式

　　外来制造业和服务业需求推动模式是指原来产业基础较好的城市或者区域在转型过程中，将低附加价值产业外迁，留下的产业以高辐射能力的现代服务业为主，其服务的需求来自外来的制造业以及服务业。这种模式的典型是中国香港。

　　1、      香港现代服务业发展路径

　　半个世纪以来，香港经济结构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第一次是从转口贸易转向工业化（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是由于当时国际对内地实施禁运，使香港在短时间内从转口港转型为制造业中心。第二次是从工业化转向经济多元化（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是由于内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香港得以把劳动力及土地密集型的工序迁往内地，而把增值较高的业务环节，例如产品设计、市场推广、以及贸易服务的活动留在香港，令香港从制造业基地转型为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服务业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占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超过八成。第三次是从服务业转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2009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

　　服务业中的四大类行业在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中占绝对优势。1987年至1999年，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由19.2%升至25.6%，居第一位；批发及零售进出口、饮食及酒店业所占比重由23.8%升至24%，居第二位；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由14.6%升至19.9%，居第三位；运输、仓储及通讯业由9.2%升至9.3%，居第四位。这四大行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9%，居绝对优势地位。

　　2、香港现代服务业发展模式的特点

　　首先香港服务业的需求主要来自于国际，表现在80年代以来香港服务出口优势不断强化，服务出口为香港带来巨大外汇收益。具体而言：

　　第一，香港是重要的国际转口城市。香港是中国内地进出口商品的最大转口港，也是东南亚国家的重要转口港。从1988年起，转口贸易在香港进出口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超越港产品出口，到1999年此项比重高达43%。

　　第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提高。目前世界前100家大银行有81家在香港营业，香港已成为全球第四大银行中心和银团贷款中心，亦为亚太区主要对外投资者和资金供应者。同时，香港又是全球第五大外汇交易市场，世界四大黄金市场之一，股票市场规模居世界第七位，香港拥有亚洲区数量最多的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

　　第三，香港是跨国公司的亚太营运中心。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至2002年6月1日，香港以外跨国公司驻港地区总部有948家，驻港的办事处有2171家。许多跨国公司均以香港作为其亚太区业务的营运中心。

　　香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外来的服务需求与已经转移至内地的制造业共同推动下的发展模式，其服务对象既有内地，更为国际需求服务。因此，香港现代服务业具有高附加价值、低资源消耗、紧密结合国际经济发展需求，同时辐射内地的特点。

　　四、政府主导的国际外包服务需求推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模式

　　政府推动下的国际外包服务需求推动模式是指在所在地区利用自己的固有优势，抓住国际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市场空间，由政府制定一系列产业发展政策，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由此形成地区支柱产业。这一模式的典型是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开发。

　　1、  班加罗尔软件外包产业发展路径

　　班加罗尔是1990年印度电子工业部第一次批准成立3个软件科技园区之一。2004—2005年度，班加罗尔所在卡邦的软件出口总额约62.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52％，其中大部分软件出口来自班加罗尔。印度软件的最大市场主要是美国。据统计，在2004—2005年度，班加罗尔园区的软件出口市场中，美国和加拿大占63%，欧洲占23%，日本占4%，亚洲其他地区占5%，其他地区占5%。

　　目前班加罗尔有高技术企业1560家左右，集聚了印度本土三大软件企业INFOSYS、WIPRO和TATA咨询公司以及一批世界着名的跨国公司，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摩托罗拉公司、朗讯科技公司、微软公司、甲骨文公司、日本索尼公司、东芝公司、德国西门子公司、荷兰飞利浦公司等。其中，园区前十位的大公司占整个地区出口额的50％。

　　历史的班加罗尔拥有完备的高科技产业基础，1950年代，印度负责火箭和卫星空间研究的国防研究发展组织、印度科学研究组织、国家航空实验室、印度斯坦飞机制造公司等一批国字头的高科技研究机构都在班加罗尔，形成了以空间技术、电器和通讯设备、飞机制造、机床、汽车等产业为龙头的一批产业，为后来软件产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科研基础。

　　2、班加罗尔模式的特点

　　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原有的比较优势是班加罗尔软件开发业的重要特点。被称作“亚洲的硅谷”的班加罗尔所在的卡纳塔克邦在印度只是一个中等发达程度的邦，该邦经济增长速度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禀赋条件差的情况下，卡纳塔克邦对于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给予大量优惠政策，还创新性地采取了两个战略措施：一是主要从美国硅谷企业承接软件开发合同，弥补国内需求不足；二是建造班加罗尔电子城，而没有等待印度整体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除了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之外，印度中央政府层面也推出了一系列以税收优惠为主的发挥竞争优势的政策，终令班加罗尔一跃而成为印度信息产业的领军之地。

　　五、对中国的启示

　　综观以上各个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路径，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对于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启示：

　　1、因循每个城市产业发展的最初路径，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服务产业

　　最初的产业基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模式。无论是纽约、东京还是香港、班加罗尔，每个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都是籍由最初的产业基础，抓住了过程中的各种机遇或者充分利用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最终实现了产业的腾飞。对于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各个城市而言，结合自身原有的产业基础、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尤为重要。以上海为例，上海有人才和技术优势，有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机遇，因此高附加价值和知识密集型的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将成为上海现代服务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2、以都市圈为基础，形成现代服务业的梯度发展格局

　　以上四个城市中除了班加罗尔的软件外包相对独立以外，每个城市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在都市圈的背景下布局其产业结构的。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定位和周边城市和地区应当实现差异化，实现高端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与普通服务业、普通制造业的协调发展。使得中心城市充分发挥自身的产业能级优势，对周边地区实现产业辐射；周边地区则为中心城市的高端服务业提供服务或者制造业互补和支持，形成梯度发展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整个都市圈的合理产业布局。

　　另外，我国拥有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多个都市圈，这些都市圈相互之间的产业布局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更要实现一定的差异化定位。在都市圈之间形成一定的产业互补，每个都市圈能够在现代服务某些重点产业的拥有自己的优势领域，最终实现国家整体层面的现代服务产业竞争力。

　　3、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实现某些优势现代服务业的飞跃

　　政府的引导作用对于新兴地区和国家的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班加罗尔10多年的发展获得今天的成果，除了良好的基础和其自身内在优势外，印度政府的政策导向起到绝对的影响作用，可以说没有政府的产业引导就没有今天的班加罗尔。对中国而言，需要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比较优势，制定切实有效的产业发展政策，引领新兴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有一定的人才优势但是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西部城市，如西安、成都，更应当制定各种政策推动新兴现代服务业发展，留下更多的人才，实现地区经济的转型。

　　[1]《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培育服务业新增长点研究》，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注：（产业大类中两位代码还包括11农林牧渔；21矿业；22公用事业；23建筑；48－49交通和仓储；55公司管理；56管理支持服务和废品回收；72住宿和饮食；81其他服务；95辅助产业；99未分类产业。他们占所有产业总收入的比重，我们在表格中未列入，但这几类两位代码产业收入和从业人数包括在对“所有产业”统计中。）

　　[3]《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培育服务业新增长点研究》，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