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躁危机”如今似乎已经成了美国大学独有的特色之一。大约在25年前，哈佛大学校长亨利·罗索夫斯基宣称美国的大学将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大学”，这一看法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备受争议，从阿兰·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1987年），到言辞更为犀利的查尔斯·赛克斯的《教授的骗局》（1988年）和罗杰·金博尔的《激进派》（1990年）等作品中均有体现。然而，这些不过是大家在文化战争中对大学的定义和使命进行的争论，而参与争论的主要是对政治形势有异议的左派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

　　新的危机主要归咎于美国大学教育的失败，这种失败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大学生的心智和职场适应能力未得到提升、美国大学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下风、诸多教育机构存在管理不善和师资队伍不稳定以及在校学生感兴趣的也不再是苏格拉底，而是豪车和先进的健身房等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大学已经变成了一个收费昂贵、遥不可及和不负责任的场所！在安德鲁·海克和克劳迪亚·德赖弗斯合着的《高等教育？》一书的副标题“大学是如何挥霍我们的金钱和耽误我们的孩子的——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中，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彻底的阐述。

　　对教育相关话题进行辩论一直是美国人的消遣方式之一，《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等媒体都十分清楚，推选“最佳高校”绝对是个有利可图的生意。在这些争论中，长期充斥着各种乌托邦式的的或现实的改革理念，而这些争议都是源自于一种理念，即大家认为美国大学教育质量高、值得大家关注并且值得学生为跨入这些大学校门而奋力拼搏。

　　总体来说，大学在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民主化（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大学的生源剧增，相对于社会上的其他部门来说，大学对于美国弱势群体的开放程度更高，并且尽力让那些因贫困而付不起学费的学生得到资助。其中资金实力雄厚的大学坚决执行“资金需求无关”的录取政策，即在录取新生的时候不考虑学生是否申请奖学金 ，一旦录取后根据每个学生的需要提供相应的助学金。可以肯定的是，这项政策只可能被少数高校采用，同时有证据表明，目前大学的收费标准过高，以至于那些能申请全额助学金的学生们也放弃了入学申请。此外，高校为了提升自己的综合排名，近乎疯狂地斥资购买或升级校内的教学设施，修建一些和那些富家子弟相“配套”的水疗馆和健身房。而发生在知名公立大学中的事情则更能说明问题——学校也在以“缺乏国家支持”为名不断提高学费。

　　如果“浮躁危机”真的存在，那它肯定与美国社会的另一重大危机有关：即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经济公平逐渐消失，整个系统在被一小撮人操纵着谋取私利。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名校和其他普通高校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而名校为学生和老师们所提供的条件着实让其他人艳羡不已（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公立大学，但去年却由于预算削减而撤掉了办公室中的电话。）

　　与此同时，很多以前会去读完四年大学的学生现在却偏安于两年制的社区大学，这种学校出来的毕业生不但工作繁重，而且报酬偏低。甚至在很多相对较为富裕的院校里，那些薪酬较高且更为稳固的全职终身教员也正在被各种临时雇员和助手所取代。大学的管理模式越来越倾向于公司化，对于这些美国“公司”来说，饥不择食且容易见异思迁的劳动力就是理想的雇员人选。事实上，已经有证据表明，高等教育的越来越普及不仅延续甚至是激化了社会分层，其原因在于教育“系统”本身就是严重分化的，且盲目扩张只会导致教育档次降低，根本无法培养出优秀人才。* 在不同的院校中，同样的“上大学”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概念。

　　* 请查看由安·马伦撰写的有趣的而又令人沮丧的研究《不平等的程度：美国高等教育中文化、阶级和性别的影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10年），研究中对比了耶鲁大学和南康乃狄格州州立大学这两所相距仅两英里远的大学学生。

　　我想，这样的结局可以用来公正的去衡量当下人们对生活的迷惘和无名怨愤心态，也正是由于这种心态导致了针对大学教育一味抨击式的批判，虽然有些批评之辞殊为合理，但大多数都是无的放矢，甚至有些言论堪称恶意。目前有很多人认为，要求所有学校以“成果”来为自己正名是一个很好的考验方式，例如，理查德·阿伦姆（Richard Arum）和乔斯帕·洛科萨（Josipa Roksa）在《教育迷失》（Academically Adrift）一书中就要求推广“大学学习评估（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CLA）”测试。我怀疑推广这种以成败论英雄的测验方法，其源动力可以回溯到小布什时期的教育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Margaret Spellings）所签署的一份委员会报告，这份2006年发布的报告名为《领导力的一次考验》（A Test of Leadership）。* 现从中摘录一段：缺少关于大专院校教育成本和教育质量方面的透明可靠信息，确保成功教育学生的职能机制也基本没有到位。结果导致学生、家长和决策者因为无法解决一些基本问题而感到一筹莫展，例如私立院校的实际开销问题（大部分私立院校的学生都不是按照官方拟定的价目表付费的）或哪些学校在不仅负责学生毕业而且教会他们必备知识方面做得更好等等。

　　因此，CLA的推荐结果就如同《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之于抓耳挠腮的买家们。

　　关于CLA，本来还得多说几句，但斯佩林斯的委员会报告似乎更为急迫，干脆再摘录几段：

　　来自铁路或钢铁制造业等工业领域的历史教训不胜枚举，即便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对周围世界所发生的改变依然无动于衷，甚至闭塞视听。缺少严肃反省和改革的高等院校也正在落入类似的陷阱，他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生源骤减，教育荒废。令人不安的迹象已经相当明显了。美国人的受教育程度曾经位居世界前列，但世界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最新数据表明，在主要工业国家的高等教育普及率上，现在的美国只排到了第十二位，而且还有六个国家紧随我们其后。而来自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亦指出，美国未来的新经济体将会产生很多新的工作岗位，对于有望填补这些岗位的劳动者来说，高等教育更为关键。真是外患未了，又添内忧。

　　这种恐吓战术合乎法理吗？将高等教育与某一“产业”相提并论（给人感觉好像高等教育已经开始无可救药了），然后宣称十一个其他国家在“高等教育普及率”上比美国做得更好，而且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为“新经济体”中的工作岗位储备人才，这些罗列出来的矛盾，我随便翻翻哪本与危机相关的读物都能揪出一大把。

　　一方面，那些美国大学教育的批评者都在盲目推崇人文学科，他们希望学生们去研究哲学、文学甚至是艺术，掌握“批判性思维”（这种说法当下颇为流行，这算不上什么坏事）。另一方面，各种推荐测试却总是和就业准备脱不开干系——即便是要附和那些批判者去谴责“职业教育主义（vocati如果其书中的平民主义论调不散布那些看上去站不住脚的谴责的话，也许他们的论断会更有说服力。以称赞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的课程《正义》为开端，比方说，迅速地做出一个不愉快的和不合乎逻辑的变更。哈克和德雷伊夫斯就声称，仅仅因为这些学生读了亚里士多德、康德和约翰罗尔斯，”并不意味着学生获得的言语流畅性必将会使他们在生活中更无私，相反，也许这会帮助他们倾向于不太光明的选择。“

　　随后，他们将哈佛学子获得言语流畅性和一个工人跳入纽约地铁铁轨救了一个孩子的行为相比较，然后得出的结论是：”也许人们高估了深思熟虑的意义。我们想知道，如果当时有些教授在站台上，他们会不会只是站在那里考虑，要是换做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他会怎样分析这些选择呢？“这是什么逻辑啊——尤其是哈克和德瑞福尔斯刚刚还在为支持哲学和批判性思考而争辩？

　　实际上，这本书缺乏合乎情理的分析，而且充斥着敌意，箭头直指精英型院校、行政管理者、尤其是他们口中的”教授团“。所有的教授看起来都是既懒惰又自私，只对休假感兴趣，只重视自己的研究，而对教书一点兴趣都没有。这种谴责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我必须说这和我的自身经历以及大部分我知道的教员的情况并不符合，包括许多现在在精英院校和社区学院等各种机构教书的毕业生。相反的是，我觉得大多数教员比以前更能意识到教书的重要性。教员们的研究有的极其专业，有的琐碎，有的实际上很野心勃勃和涉及跨学科领域。

　　批评教授们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也是马克·C·泰勒的主要目标，他将自2009年以来的《纽约时报》专栏文章整理成一本夸张的名为《校园危机》的书。他在专栏文章中写道：”如果美国高等教育要在21世纪兴盛起来，学院和大学就要像华尔街和底特律一样，必须进行重大调整和彻底改制。“* 书里通过一系列章节宣扬了他主张改制的思想，主要就是重诉一遍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流传的想法：改进博士培养计划，废除院系并推行跨学科学习，采用新技术构建知识网络，从”墙内走向网上“，实行强制性退休，以及废除终身教职制。

　　* 《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停办大学吧》，发表于《纽约时报》，2009年4月26日。

　　这些提议并不新鲜，其中很多都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付诸实施过，其他的也正在进行中——据我所知，没有一所大学会忘记网络和网页革命。对于强制性退休，泰勒似乎忘记了这并不是由大学废除的，而是由议会的一项法案废除的，各个大学是希望恢复这个制度的。我相信，有规章条例是更不幸的事。谁或者什么机构为美国大学制定规章制度？是为我们撰写高等教育委员会报告的教育部吗？是那些设定大学学习评量标准的国家委员会吗？或者也许是内务委员会监管主席达雷尔伊萨议员？

　　总的来说，你不得不承认相对自治的美国大学，其利是远远大于弊的。美国高等教育就跟整个美国社会一样，是个混乱、重复、不公平的缺乏有效组织的体系，但在自己能控制的范围之内，它比社会上大部分机构做出的对质量和扩大社会正义的承诺要更坚实。它为古老的精英学院输送了新鲜血液，而且确实彻底地打乱了最初的世袭阶级。如今，当你走在任何一座有名的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小路上，你会发现美国社会中的各个族裔都能在这些学生中找到——这种多元化程度比很多其他机构都要高得多。大学已经很郑重地呼吁要拥有包容性和平权法案。招生处的巨额花销遭到了哈克和德雷伊夫斯的嘲笑，它在50年前就以难以想象的方式实现了多样化。鉴于美国长期持续的反智主义历史（如今已成为可恶的无知主义），我常常惊叹，美国能有这么高质量的大学。

　　哈克和德雷伊富斯对哈佛和其他高校的敌意使我回想到住在弗吉尼亚郊区的日子。那时我经常在周日驱车一段路程去买一份《纽约时报》：每当接过我递去的五美元时，小店店主总会眯起眼睛看着我说：”这（报纸）值不了那么多钱“。尽管对于周日版的《纽约时报》来说，也许他是对的，但我着实怀疑是否真有很多学生（或者他们的家长）会为了一个密西西比大学的名额而放弃进入”黄金十二大“。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人们仍将垂涎于美国的精英大学（就在最近，哈佛大学宣称已经收到了35000份明年的新生入学申请书）。

　　对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种种批评向我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即真正的问题存在于我们一度引以为傲的公立大学。自从五年前我最后一次执教于弗吉尼亚大学至今，州内的学费涨幅已超过50%。原因很简单：弗吉尼亚联邦（政府）投入于这所龙头大学的资金大约仅占学校营运预算的8%。员工工资和学生补贴都大幅缩水。为保持弗吉尼亚大学的一流大学地位，学校管理层所能找到的解决方法唯有提高学费。这并非他们的错——但是美国对公共高等教育的承诺到底怎么了？在许多方面都可称之为国家骄傲的加州大学系统，也因为财政预算削减而正饱受诟病。情况并无好转趋势：大部分国家财政预算都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而教育是显见的（指责）目标——尤其是哈克、德雷伊富斯和泰勒还告诉人们，（大学）雇佣的不少教员首先就是一种资源浪费。

　　如果有很多钱的话，情况可能会好转。但鉴于这事不大可能发生在公立大学身上——与此同时，富有的私立大学却业已摆脱几年前的捐赠流失困境，复原得相当不错——我们是否应该听从这些书中的建议，废除终身教职制，让大学可以自由雇佣或解雇教员呢？不管是泰勒还是哈克和德雷伊富斯，都认为不需要靠终身教职制来保护学术自由：泰勒认为（即使废除终身教职制，学术自由也）不会受到威胁，而哈克和德雷伊富斯则举了一些例子，证明终身教职制对于保护一些不幸者不起任何作用，这其中包括得罪了校方或政客（或两者皆有）的科罗拉多大学的沃德·丘吉尔（译注：沃德·丘吉尔原为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因其将9·11事件遇难者比作纳粹战犯而于2007年遭到校方解雇）。如果终身教职制是一把如此脆弱的保护伞，还留着它干什么？

　　这些研究并未考虑黑暗的麦卡锡主义时期如果没有这一制度，是否会产生更多的人员伤亡；也不去料想如果处于像茶会运动派和佩林派那样的政治文化中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毫无疑问的一点是，终身职位制度可以保住一些平庸之辈的饭碗。另一方面，由已获终身职位的的同级挑选教员的做法似乎仍然是保证他们水平相当的最好方法。而做出这一决定的重要性——向你供职的机构里招入新人并提供永久职位——至少意味着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制订了审慎而严肃的评审程序。

　　事实上这是关于终身职位制度的另一项争论，相比之下，不如人们对于终身职位能够保护学术自由说法的指责来得激烈。这项争论是这样的：如果不是由拥有终身教职的教授们去进行同行评审---通过对其能力以及是否具备继续执教和提升潜能进行审查以决定哪些人能够获得教授职位，那谁来做这项工作？谁来负责雇佣或者解雇？极有可能任务就落到了管理层——校长、董事会，诸如此类拥有不小实权的人手里。这真是我们想要的吗？甚至是哈克和德雷伊富斯这样对大多数他们认为平庸却拿了太多钱的大学校长没有好感的人，他们会想要这样吗？

　　在针对大学学生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活动中，一系列废除终身职位制度的提议——由美国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报道，《教育迷失》一书提议——应该能让我们暂时停止争论。强调危机和衰退的争论被基于”更好地度量“学生学习的改革需要所利用，反过来哺育了一个新的度量事业。为了考察”所有高等教育产生的核心成果“而不是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大学生学习评估“包含三个部分。据阿拉姆和洛克撒说，最完善的是”性能任务部分“。他们给出（并且赞扬）了一个例子，学校要求学生们写一张便条给DynaTech的老总。DynaTech公司制作精密仪器，学生们需要考虑他们公司是否需要购买一架型号为SwiftAir 235的小型喷气式飞机，这架飞机能够满足公司的销售需要，不过在最近有过一次失事事故。

　　这一成本效益分析练习很有意思，但几乎没有考察到我教授给学生的那类内容（我时常在想，要对此进行评估，最好去看学生们怎样思考和梦想毕业后的二十年）。这些练习类似于哈佛商学院最先使用的案例研究。然而测试结果却给阿拉姆和洛克撒敲响了警钟（学生从大学学习中几乎没学到什么东西）。经批准，他们引用了一句美国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的声明：”美国的学院和大学的学生在校学习的质量不佳，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下降“。该责怪谁？矛头仍然指向了教授评级文化。那么解决方案呢？

　　从我们的立场而言，学生和组织文化中疏忽学习的迹象以及高额的社会投资导致了关于高等教育责任性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难以避免，而且从某些角度来看很有必要。

　　尽管叙述沉闷（整本书都是如此），它却再次传递了这一信息，那就是大学在成果测试时必须进行监督和规范。* 有人自我安慰地搬出玛莎·努斯鲍姆的《告别功利》，还有她支持人文学科学习的充满激情（也许稍微有些说教）的争论。和批评者们不同，她建议”现在美国学院和大学教育中人文学科部分比五十年前更好地支持着民主公民权“。她的顾虑是，在很多机构中，因技术统治和商业导向的要求而被边缘化的人文学科所占比重逐渐缩小。* 她在书中对美国和印度进行了比较，还比较了约翰·杜威和泰戈尔各自的渐进式改革。印度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占据高地的进程中，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丢失了这一改革（的初衷）。诺斯鲍姆坚定地站在了苏格拉底式的提问和教学传统一边，并且指出，在小团体中采取现场问答的方式最具效果。诺斯鲍姆呼吁伟大的教育改革家们——罗素、约翰·裴斯泰洛奇、弗雷德里克·弗洛布、霍勒斯曼恩和杜威——遵循传统，为保留教育中创造性的玩耍和富有想象力的同情而争辩。她希望有梦想家能够延续美国梦——而那种梦想大多数仍在审查中的书本从未想象到过。onalism）”和因商业或会计专业设置过多而变得毫无创造力的教育系统时，我们还是很想知道经合组织检验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到底是针对文科教育还是技能培训（这是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告别功利》（Not for Profit）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在上面所引用的一堆书目中，这本书算是相当独树一帜）。

　　哈克和德雷伊富斯在他们自认为破旧立新的（有时候很奇怪）书中将大家认为最向往的大学称之为“黄金十二校”，即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宾大、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阿姆赫斯特大学和罗杰威廉姆斯大学。然而他们发现，要找到令人心悦诚服的信息去衡量这些“黄金十二校”毕业生的成功是不容易的。为此，他们找来《美国名人录》，按着上面的一项类别去找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人，但失望地发现国家声望的奠基者们并没有多少人是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他们从这项和其他一些同样不可靠的研究中得出结论：“我们发现大多数”十二校“的毕业生并没拥有与众不同的事业或人生——至少没有达到大学所声称的‘发现并培养非凡天才’的期望值。”这种研究是没什么价值的，因为评价成功的人生需要更丰富、更广阔的知识，而且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不足取的。

　　在得出学院和大学已经“忘记了它们的基本使命”这个结论后，哈克和德雷伊夫斯在书的最后一章中列出了一系列杂乱的建议，有中肯的、也有糟糕的，参差不齐。他们希望大学停止增加行政部门（赞同，但有些大学增加行政部门是遵循有关要求，比如平权法案），废除大学的校队（也不错，但即使是普林斯顿的前校长、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的前会长威廉姆·G·伯恩也放弃了这个合理但不可能的任务，他是目前我所知道的在这一领域研究最深入的人*），停止对助教的剥削利用（我完全赞同），减少高级教授的人数并且废除终身教职制度。对于“黄金十二校”，他们推荐了自己心中的前十名，包括圣母大学、密西西比大学、拉里坦河谷社区学院、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其他虽无法代替哈佛耶鲁、却足以上榜的学校。当然，哈克和德雷伊夫斯推荐这些学校，简直就像他们把普通的雪佛莱停在了满是宝马的停车场里。

　　如果其书中的平民主义论调不散布那些看上去站不住脚的谴责的话，也许他们的论断会更有说服力。以称赞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的课程《正义》为开端，比方说，迅速地做出一个不愉快的和不合乎逻辑的变更。哈克和德雷伊夫斯就声称，仅仅因为这些学生读了亚里士多德、康德和约翰罗尔斯，“并不意味着学生获得的言语流畅性必将会使他们在生活中更无私，相反，也许这会帮助他们倾向于不太光明的选择。”

　　随后，他们将哈佛学子获得言语流畅性和一个工人跳入纽约地铁铁轨救了一个孩子的行为相比较，然后得出的结论是：“也许人们高估了深思熟虑的意义。我们想知道，如果当时有些教授在站台上，他们会不会只是站在那里考虑，要是换做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他会怎样分析这些选择呢？”这是什么逻辑啊——尤其是哈克和德瑞福尔斯刚刚还在为支持哲学和批判性思考而争辩？

　　实际上，这本书缺乏合乎情理的分析，而且充斥着敌意，箭头直指精英型院校、行政管理者、尤其是他们口中的“教授团”。所有的教授看起来都是既懒惰又自私，只对休假感兴趣，只重视自己的研究，而对教书一点兴趣都没有。这种谴责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我必须说这和我的自身经历以及大部分我知道的教员的情况并不符合，包括许多现在在精英院校和社区学院等各种机构教书的毕业生。相反的是，我觉得大多数教员比以前更能意识到教书的重要性。教员们的研究有的极其专业，有的琐碎，有的实际上很野心勃勃和涉及跨学科领域。

　　批评教授们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也是马克·C·泰勒的主要目标，他将自2009年以来的《纽约时报》专栏文章整理成一本夸张的名为《校园危机》的书。他在专栏文章中写道：“如果美国高等教育要在21世纪兴盛起来，学院和大学就要像华尔街和底特律一样，必须进行重大调整和彻底改制。”* 书里通过一系列章节宣扬了他主张改制的思想，主要就是重诉一遍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流传的想法：改进博士培养计划，废除院系并推行跨学科学习，采用新技术构建知识网络，从“墙内走向网上”，实行强制性退休，以及废除终身教职制。

　　* 《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停办大学吧》，发表于《纽约时报》，2009年4月26日。

　　这些提议并不新鲜，其中很多都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付诸实施过，其他的也正在进行中——据我所知，没有一所大学会忘记网络和网页革命。对于强制性退休，泰勒似乎忘记了这并不是由大学废除的，而是由议会的一项法案废除的，各个大学是希望恢复这个制度的。我相信，有规章条例是更不幸的事。谁或者什么机构为美国大学制定规章制度？是为我们撰写高等教育委员会报告的教育部吗？是那些设定大学学习评量标准的国家委员会吗？或者也许是内务委员会监管主席达雷尔伊萨议员？

　　总的来说，你不得不承认相对自治的美国大学，其利是远远大于弊的。美国高等教育就跟整个美国社会一样，是个混乱、重复、不公平的缺乏有效组织的体系，但在自己能控制的范围之内，它比社会上大部分机构做出的对质量和扩大社会正义的承诺要更坚实。它为古老的精英学院输送了新鲜血液，而且确实彻底地打乱了最初的世袭阶级。如今，当你走在任何一座有名的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小路上，你会发现美国社会中的各个族裔都能在这些学生中找到——这种多元化程度比很多其他机构都要高得多。大学已经很郑重地呼吁要拥有包容性和平权法案。招生处的巨额花销遭到了哈克和德雷伊夫斯的嘲笑，它在50年前就以难以想象的方式实现了多样化。鉴于美国长期持续的反智主义历史（如今已成为可恶的无知主义），我常常惊叹，美国能有这么高质量的大学。

　　哈克和德雷伊富斯对哈佛和其他高校的敌意使我回想到住在弗吉尼亚郊区的日子。那时我经常在周日驱车一段路程去买一份《纽约时报》：每当接过我递去的五美元时，小店店主总会眯起眼睛看着我说：“这（报纸）值不了那么多钱”。尽管对于周日版的《纽约时报》来说，也许他是对的，但我着实怀疑是否真有很多学生（或者他们的家长）会为了一个密西西比大学的名额而放弃进入“黄金十二大”。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人们仍将垂涎于美国的精英大学（就在最近，哈佛大学宣称已经收到了35000份明年的新生入学申请书）。

　　对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种种批评向我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即真正的问题存在于我们一度引以为傲的公立大学。自从五年前我最后一次执教于弗吉尼亚大学至今，州内的学费涨幅已超过50%。原因很简单：弗吉尼亚联邦（政府）投入于这所龙头大学的资金大约仅占学校营运预算的8%。员工工资和学生补贴都大幅缩水。为保持弗吉尼亚大学的一流大学地位，学校管理层所能找到的解决方法唯有提高学费。这并非他们的错——但是美国对公共高等教育的承诺到底怎么了？在许多方面都可称之为国家骄傲的加州大学系统，也因为财政预算削减而正饱受诟病。情况并无好转趋势：大部分国家财政预算都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而教育是显见的（指责）目标——尤其是哈克、德雷伊富斯和泰勒还告诉人们，（大学）雇佣的不少教员首先就是一种资源浪费。

　　如果有很多钱的话，情况可能会好转。但鉴于这事不大可能发生在公立大学身上——与此同时，富有的私立大学却业已摆脱几年前的捐赠流失困境，复原得相当不错——我们是否应该听从这些书中的建议，废除终身教职制，让大学可以自由雇佣或解雇教员呢？不管是泰勒还是哈克和德雷伊富斯，都认为不需要靠终身教职制来保护学术自由：泰勒认为（即使废除终身教职制，学术自由也）不会受到威胁，而哈克和德雷伊富斯则举了一些例子，证明终身教职制对于保护一些不幸者不起任何作用，这其中包括得罪了校方或政客（或两者皆有）的科罗拉多大学的沃德·丘吉尔（译注：沃德·丘吉尔原为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因其将9·11事件遇难者比作纳粹战犯而于2007年遭到校方解雇）。如果终身教职制是一把如此脆弱的保护伞，还留着它干什么？

　　这些研究并未考虑黑暗的麦卡锡主义时期如果没有这一制度，是否会产生更多的人员伤亡；也不去料想如果处于像茶会运动派和佩林派那样的政治文化中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毫无疑问的一点是，终身职位制度可以保住一些平庸之辈的饭碗。另一方面，由已获终身职位的的同级挑选教员的做法似乎仍然是保证他们水平相当的最好方法。而做出这一决定的重要性——向你供职的机构里招入新人并提供永久职位——至少意味着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制订了审慎而严肃的评审程序。

　　事实上这是关于终身职位制度的另一项争论，相比之下，不如人们对于终身职位能够保护学术自由说法的指责来得激烈。这项争论是这样的：如果不是由拥有终身教职的教授们去进行同行评审---通过对其能力以及是否具备继续执教和提升潜能进行审查以决定哪些人能够获得教授职位，那谁来做这项工作？谁来负责雇佣或者解雇？极有可能任务就落到了管理层——校长、董事会，诸如此类拥有不小实权的人手里。这真是我们想要的吗？甚至是哈克和德雷伊富斯这样对大多数他们认为平庸却拿了太多钱的大学校长没有好感的人，他们会想要这样吗？

　　在针对大学学生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活动中，一系列废除终身职位制度的提议——由美国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报道，《教育迷失》一书提议——应该能让我们暂时停止争论。强调危机和衰退的争论被基于“更好地度量”学生学习的改革需要所利用，反过来哺育了一个新的度量事业。为了考察“所有高等教育产生的核心成果”而不是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大学生学习评估”包含三个部分。据阿拉姆和洛克撒说，最完善的是“性能任务部分”。他们给出（并且赞扬）了一个例子，学校要求学生们写一张便条给DynaTech的老总。DynaTech公司制作精密仪器，学生们需要考虑他们公司是否需要购买一架型号为SwiftAir 235的小型喷气式飞机，这架飞机能够满足公司的销售需要，不过在最近有过一次失事事故。

　　这一成本效益分析练习很有意思，但几乎没有考察到我教授给学生的那类内容（我时常在想，要对此进行评估，最好去看学生们怎样思考和梦想毕业后的二十年）。这些练习类似于哈佛商学院最先使用的案例研究。然而测试结果却给阿拉姆和洛克撒敲响了警钟（学生从大学学习中几乎没学到什么东西）。经批准，他们引用了一句美国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的声明：“美国的学院和大学的学生在校学习的质量不佳，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下降”。该责怪谁？矛头仍然指向了教授评级文化。那么解决方案呢？

　　从我们的立场而言，学生和组织文化中疏忽学习的迹象以及高额的社会投资导致了关于高等教育责任性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难以避免，而且从某些角度来看很有必要。

　　尽管叙述沉闷（整本书都是如此），它却再次传递了这一信息，那就是大学在成果测试时必须进行监督和规范。* 有人自我安慰地搬出玛莎·努斯鲍姆的《告别功利》，还有她支持人文学科学习的充满激情（也许稍微有些说教）的争论。和批评者们不同，她建议“现在美国学院和大学教育中人文学科部分比五十年前更好地支持着民主公民权”。她的顾虑是，在很多机构中，因技术统治和商业导向的要求而被边缘化的人文学科所占比重逐渐缩小。* 她在书中对美国和印度进行了比较，还比较了约翰·杜威和泰戈尔各自的渐进式改革。印度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占据高地的进程中，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丢失了这一改革（的初衷）。诺斯鲍姆坚定地站在了苏格拉底式的提问和教学传统一边，并且指出，在小团体中采取现场问答的方式最具效果。诺斯鲍姆呼吁伟大的教育改革家们——罗素、约翰·裴斯泰洛奇、弗雷德里克·弗洛布、霍勒斯曼恩和杜威——遵循传统，为保留教育中创造性的玩耍和富有想象力的同情而争辩。她希望有梦想家能够延续美国梦——而那种梦想大多数仍在审查中的书本从未想象到过。

　　在我们看了这么多对大学的批评而认同大学教育正在衰退之前，也许应该想到我们教育的初始实际上就是狭隘的。耶鲁学院1714届的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后来成为了国王学院的院长，而国王学院则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前身）就曾认真地回忆最初耶鲁学院的课程：

　　普遍尝试的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分析五六篇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的演说，一些维吉尔的书，一部分包含有几章希伯来文诗篇的希腊文版的圣经。数学方面，基本的算术和一点点测量学就足够了。逻辑学，形而上学，以及伦理学会学一点，但是混杂了经院哲学的一些糟粕。事实上，学生们还是了解了一些正在英格兰流行的新的不一样的哲学，还听说了笛卡尔、波义耳、洛克以及牛顿；但是学生们并没有花力气去思考那些哲学创新可能带来的任何有价值的改善。*

　　* 约翰逊的评论被1828年耶鲁学院报告所引用，保守派对于建立在希腊和罗马的经典的课程的维护已经在美国大学里产生了近几十年的巨大影响了。

　　大约250年之后，我认识了一位杰出的1930届耶鲁毕业生，他告诉我说，当年他完成了所有的能堆满手推车的指定作业和小组练习（现在大学没有像以前那样有多到必须用手推车推的作业了，这的确是一种衰退）。我不认为这所美国大学是从1987年以后开始急剧衰落的，那个时候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罗索夫斯基还认为它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呢。实际上，我认为大部分优秀的大学是以学生自学为主，而且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改革——虽然改革并不总能取得理想的成果，但是还是主要集中在改善本科生教育，并且创造了更多的机会让那些刚刚入学的大一新生以及其他人能够和有创造力的学者一同工作。

　　我不无遗憾地认为这些书里面并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观点，除了努斯鲍姆的那一本。这本书还是需要关注一下和读一读的，但是它对于在关键问题上达成统一可能不会有很大帮助。对我来说，大学是一个珍贵但又脆弱，整天生活在危机之中而又靠危机生存的机构（因为教育和精神分析一样，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大学经历了许多意识形态和目的的转变，但是它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无私追求和传承知识的信念。研究和教学一直相辅相成：任何一个教某个领域的老师都想对这个领域知道得更多，而当他知道得更多时，就又要去教授这些知识。真正的大学是那些容得下研究不太能有立竿见影应用的深奥复杂学问的地方；是那些既能学习象形文字和古埃及语也能学习弦理论，甚至研究旅鼠习性的地方；是那些既出世而又入世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美国还需要大学，因为这里一直是实用主义的天下。

　　对于大学的失误和衰退我并不感到惊讶，——事实确实如此，但这很大程度上这是美国社会不平等趋势的产物，而对此大学只能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抗争。我更关心的是大学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大学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最好的事物之一，而且有时候（正如读这些书的时候）似乎好到我们并不配拥有。我在此禁不住要引用亨利·詹姆斯的一段话（我已准备好被哈克和德雷伊富斯嘲笑），他的小说《悲剧缪斯》中的主人公尼克·多马，站在伦敦国家美术馆一幅幅杰出的画像前准备弃政从画：

　　“当他站在这些画作前，这些经历战火而保存下来的完美的艺术品对他来说就是至高的雄辩，是至纯的美德，艺术的语言最为丰富而又最具普遍性。帝国也好，王朝也好，他们征服世界，鼎盛而又衰亡，但是这些画的美却同死亡和变换无关，几个世纪打打杀杀的悲剧反而增添了他们的美。”

　　大学有悲惨的过去，但更重要得是它们在过去几个世纪一直在发表自己的声音。大学经常失败，需要改革，需要重新设定方向，但他们至少不是唯利是图和自私自利的。他们理应得到我们更好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