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到东方卫视的一个电视节目，说的是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之间以及业主之间权利纠纷。节目在社区里随即采访，问了十来个人关于业主权益及物业管理的一些知识，基本上是十问九不知。看着电视节目替人着急，不过想想自己，其实对这一方面的知识也基本等于零啊。

　　为什么我们对于自己的物业、自己交出的物业管理费和维修资金、替自己办事的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麻木不仁”？进一步说，为什么我们对于本来应该属于我们的权利和权益“麻木不仁”？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是因为我们缺乏公共意识。

　　关于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的问题，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梁漱溟先生在其著名的《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到，“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他认为，“西人所长”恰恰是“吾人所短”。“关于团体的一面，可以约举为四点：第一，公共观念；第二，纪律习惯；第三，组织能力；第四，法治精神。”“这四点亦可总括以‘公德’一词称之。公德，就是人类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这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

　　留学北大的日本学者加藤嘉一写过一篇文章，说到了类似话题。他说，北大培养精英的现状令人担忧。如何使得大学生具有良好的能力和公共意识，并将两者结合运用于社会，对中国未来来说正是“大事”。北大学生很有能力，远远超出我预期。但许多优秀学生都严重缺乏公共意识，只是为自己着想，只考虑能赚多少钱，能确保多大地位，为未来走向有多大好处。而关于公共意识，他认为是“一个人生下来，为自己所在的、所生活的国家、社会做点事，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除了这件事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利益外，同时想着对整个社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利益，从人类社会进化，甚至生存的角度看，只有如此，才有价值。”

　　为什么在“古今中外”这么多说辞之后，我们的共同意识并没有进步呢？核心的原因在于，我们一直生活在不是“家”就是“国”的状态中。而对于个人来说，无论是相对于“家”还是相对于“国”，都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我们大概只有对“家国”尽义务的份儿，而不大可能从“家国”那里得到什么权利。长此以往，面对强大的“家国”，我们缺少平等的地位——只要人家要的，我们就得交出去；只要交出去的，就是人家的而不是我们的了。拿物业服务来说，本来交出去的物业费和维修资金还是我们的，需要监督他们如何使用。但是我们一般想当然地认为，那不是我的事儿。

　　公共意识如何发端？我倒觉得未必要如加藤嘉一先生说的那样高尚与宏大。其实，考诸西方社会公共意识的起源就会发现，起码在一开始，公共意识并不是超越个体利益的，而恰恰是由于个体利益保护的需求而产生的。公共意识的产生，首先需要一个像熊培云先生在《重新发现社会》中说的那个“社会”，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个人财产权的确认。当每一个人基于平等的地位在“社会”中自由配置和交换所属财产时，就产生了权利和义务；而为了维护自己财产权不遭受损失和增值，每一个人都必然关注公共事务，于是就产生了公共意识。所以，公共意识不是凭空“培养”出来的，而是伴随着个体财产权的确认与保护而来。

　　公共意识来源于个体权利和自我权利，公共意识最终要促进和保护的，也恰恰是个体权利和自我权利。因此，在一个不讲求公共意识的领域，“公共”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将是受损害的对象。目前闹得群情汹汹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是典型：出了瘦肉精，所有的肉制品遭到怀疑；西瓜有膨胀剂了，所有的西瓜都滞销了······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时候，除了政府之外，诸如行会、协会之类的组织就要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些组织，就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是为了保护行业整体和长远利益而出现的，它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培养行业内各种组织和个人的公共意识。

　　由上所述，公共意识培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个体权利的确认和社会整体利益边界的清晰化。由此出发，每一个个体或组织在行业内寻求公共意识，每一个行业又会在社会层面上寻求公共意识，这些寻求活动慢慢由小到大、由微观到宏观地增长，就出现了社会整体的公共意识，最后可能达到如加藤先生所说的：“想着对整个社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利益，从人类社会进化，甚至生存的角度看，只有如此，才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