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没有道德觉醒，何来制度变革——为温家宝总理的“道德血液论”辩护》引起了一些争论。我想简单地作出一些回应，与朋友们共作商量。

　　坦率地说，这是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我当然知道制度的重要性，平时撰写的所有时评都在强调这一点。但是，我追问自己一个问题：当面临着制度变革的任务时，谁来改变制度?

　　《同舟共进》杂志2009年第一期发表我一篇文章，《改变中国：靠制度?靠道德?》对此问题作出了一个初步的回答。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在选举与治理网上，署名为8212361的朋友已经相当准确地概括了我的基本想法：

　　通过诸位的精辟阐说，唯一的答案已经出来了：

　　第一、人民必须首先发生道德觉醒，由此起而开展自救运动;

　　第二、凭借此基本道德勇气，向权势开展斗争;

　　第三、推动当权者实施制度变革，以此拯救民族与国家。

　　任何企望当权者首先发生道德觉醒，而后自我变革制度的观点，都不切实际。

　　这就是我的初衷。在此基础上，我想略作补充：

　　第一，在常态下，制度影响人们的行为，或可说制度决定道德状态。但制度大变革的过程却一定是倒过来的。这个时候，制度本身就是恶劣的，制度是有待于改革的对象。如果你相信制度决定道德，也就否定了制度变革的可能性。因此，在制度变革的非常态下，唯一的逻辑是：不合理制度之下人的们，借助于道德觉醒，改变不合理的制度。

　　第二，我所说的道德，不是指简单的做好人好事，也不完全指利他，而主要指“是非感”，向往善的意向和由此促成的超越于看得见的利益的行动，也即，主要一种向上寻求人之为人的尊严和自由得以实现的那种精神状态。

　　第三，我从来不反对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假定制度不合理，而遭受损害的人们只关心利益的得失，那他们永远走不出恶的制度，永远得不到尊严和自由。

　　第四，因为，尊严与自由是道德性、精神性概念，是超越于利益计算的概念。人惟有超越于利益的计算，面向尊严和自由本身，才有可能获得尊严和自由。而这就需要道德觉醒，精神觉醒。

　　第五，纵观古今中外历史，良性的制度变迁从来都是人们追求善的行动的产物。你追求正义，才能获得正义。你追求民主，才能获得民主。正义和民主不可能在纯粹为了利益而盲目博弈的人们的行动中自然地降临。更不可能被某个开明专制者赏赐给人们——如果没有追求正义的人民，专制者就不会开明。良性的制度变迁都是人们的精神觉醒的产物，不论是古典中国的汤武革命，殷周革命，还是英格兰宪政革命，或者美国革命。

　　第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这些年一直重复一个命题：没有国民——包括精英和民众——精神的觉醒，就没有人们普遍期待的制度变革。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