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替中国交警执法令谁蒙羞？
文/孙玉良
近日广州街头出现惊人一幕，在属于单行道不准逆行的淘金北路，所有的中国人对“知法犯法”的多辆逆行车熟视无睹，却有一位“老外”对肆意破坏法制的人车“挡横”，用标准的“西洋调”中文对违法车辆大声制止：这里不许走，不可以的！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发扬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精神，用“替天行道”的伟大举动，冒着“公然干涉他国内政”之大不韪，大声喝止知法犯法、践踏法制的中国人，令全体中国人蒙羞。美英等多国部队用战机轰炸利比亚，这个不知是美是英是法是德还是哪国爱管闲事的外国人，用一个不起眼的拦截手式，狠狠扇了中国人一个耳光。
相隔数千里，我的脸都感觉到了火辣辣的疼。几乎所有在现场的中国人，都麻木，象鲁迅笔下观看杀头等着蘸血馒头的“鸭”；几乎所有不在现场的中国网民，都对老外“敢为天下先”翘起大姆指，称赞他“良心大大的好”！
不得不反思！不得不反思！
为什么连中国的老百姓，都不承认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因为许多中国的法律，只是纸上的条文，偶尔在可利用的情形下拿来如“面团”一样随便揉捏灵活使用的东西，大部分情况下，那些规定只是一个顶着法治国家的“花瓶”，不管是官是民从没有人拿他当回事。
这是为什么，到底为什么？难道中国人，天生是接受人治的贱命？是几千年“奴才文化”的熏陶？还是……？孙玉良认为，在老外中国“执法”这件事情上，至少在三方面值得中国人深深反思。
其一，中国的某些法律条文，定的与实际情况脱节，不具有可执行性。“从路面情况来分析，其实我们逆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位知法犯法逆行淘金北路的司机如是说。据记者实地求证，广州路面的设计不尽合理，如果不逆行，意味着要走更长的路，烧更多的油，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且，走内环路是收费的。遵守规定给所有人带来诸多不便，相反违法者，却因为这条路经常堵塞，客观上为疏导车辆“帮了不少忙”，这就难怪交通协管员对违法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由此我展开联想，我们还有多少法律，与实际情况严重脱节？法治社会要求的第一条是“有法可依”，但这个法如果是“砖家”闭门造车造出的混蛋法呢？如果是严重落后于时代的“过时法”呢？如果是不切实可行、不符合民意的花瓶式“口号法”呢？我们依不依法办事？很多法律被人们自发地“束之高阁”，成为专家们纸上谈兵的东西，跟法律自身订立的缺陷有很大关系。
其二，如果有“利”存在，公务员往往“以身作则”带头犯法。所谓上行下效，上梁不正则下梁歪。在逆行的车辆中，记者就看到一辆写着“城管”的车“突出重围”扬长而去，有“城管”带头违法，普通人的“胆儿”怎会不“壮”起来？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违法是有风险的，比如逆行，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但违法付出的成本小或概率低，受益却立码见效，就很容易促使人们将“法”暂时搁置不用。“省油、省钱、省时间”的利益在人们心中达成默契，官与民就会“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谐”地解决问题。
展而拓之，其他法律条文也是如此。比如侵吞国家财物是不对的，但有的官员手伸得很长，先拿了一块“肥肉”家去品尝，就禁止不住其他人员拿走一块“排骨”。西游记中白骨精等大魔头拿住唐僧要大吃“唐僧肉”时，就首先答应给手底下的小妖们分点骨头，喝点肉汤。我这么说的目的，是建议执政者，“打铁先要自身硬”，抓法治要先从自身抓起。你执法者一身的“小辫子”被群众揪住，有什么资格称同样违法的百姓叫“刁民”？
其三，中国缺的不是法，而是法的执行力。比如淘金北路有明显禁行标志，所有中国人都知道逆行是不对的，这就是“法”。但执法人员却视而不见，大白天装“猫头鹰”。记者4月26日实地观察“短短10分钟内就有6台车逆行而过”，当众被罚或被指责的情况一个也没有发生。为什么，因为交警根本就没想管，这是不是严重的“执法不严”？一位附近的报亭老板还替交警“圆话”：“每天逆行的车这么多，交警哪有那么多时间去一辆一辆抄牌啊。虽然交通协管员还是会管，但很多车是‘拦也拦不住’的”，我不知道交警的宝贵时间全部用于干什么？但他们的失职造成执法没有力度，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等到了“法不是法，而是揪下来不疼不痒的头发”时，当然是“拦也拦不住的”。
推而广之，中国的不少法条，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有时不只是“执法不严”，而是完全的不执法，不作为。法律制定了不执行，要他何用呢？难道给西方人看的？还是给中国的老百姓看的？就是为了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淘金北路与恒福路交界的交通协管员面对记者坦诚“其实这段路是有24小时监控的，但不知道是否有处罚，如有处罚，又不知道是否真的落实，我估计如果严抓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车辆敢公然违法了。”，说明相关部门知道怎么做，但就是没做而已。不知是出于“法不责众”，还是有其他为难的原因，造成“违法不敢究”？
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中国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一样也没有落实好，这也是中国迟迟进入不了法治社会的根本原因之一。一直渴求进入法治社会的国民，因为迟迟不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法律面前“我爸是李刚”现象的存在，因为对“关系”的过分依赖性，变的对法律的感觉越来越迟钝，乃至麻木。加上三十年改革开放国人道德的严重滑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甚嚣至上，遇事冷漠对待、生怕惹火烧身就成为必然。遇到杀人、抢劫的大案，如同被打了一针强心剂一般，还有点感触，至于逆行般些许小事，谁会放在眼里？虽然公仆们说“群众的事无小事”，但在某些人内心深处，这些事还真的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提不到日常议事日程上来。
我不得不承认，许多西方国家确实是“法治国家”。虽然他们的法律条文，也并不完全合理，但在没有修正不合理之前，他们已经习惯于“依法办事”。这就是那个老外，对中国人法制意识淡薄，情急之下“挺身而出”替交警执法的原因所在。他虽然生活在中国，但并没有入乡随俗，也并没有深刻了解中国。我不得不承认这个老外是善良的，代为执法是对中国执法者的“恨铁不成钢”，如果他的不凡作法，能对麻木的中国人当头棒喝起到警醒作用，能对中国进入法治社会“和平演变”，引发一场中国“法治界”的“颜色革命”，那对国人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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