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谦:最近的焦虑和忧伤


    最近以来我一直为我的生活而自甘堕落着,在接到很多关心我的读者的邮件和短信后,我曾惶恐不安过,甚至在吃饭的时候罔措中拿倒了筷子。关心我的人都希望我不是在玩物丧志,他们都希望我认真地做自己该做的事,而我正是在做我自己该做的事,人也许在很多时候都可以虚伪,但生活是真实的,容不得我有点半点马虎。换句话说,如果生活是钢,那我不得不把自己铸成一块铁,即使我无法抗衡,但至少可以与它磕磕碰碰。生活就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我一直都这么认为。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看看已经磨起一层厚茧子的掌心,计算着我将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这样盲目地挥霍。
    昨天清晨,我习惯性地去窗前,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这样的大雾天在这样的季节我是第一次看到过。“五月大雾,八月要飘雪了。”我自言自语地说。当时妻子在一边泡茶,眼神疑惑地望着我,我想她一定是猜想我说的那句莫名其妙的话。她不知道,我对那段令自己忧伤和愤怒的日子依然记忆犹深,因为它再一次激怒了我。
    去年10月初,我在雁北遇到了老实本分的农民张某,交谈中我得知了他和他所在的村子的悲惨遭遇。他是内蒙古察右前旗土贵镇沟口村的人,也是唯一代表全村人上访的农民。张某说,沟口村村民池兰根私开砖窑,先是强占农田掘土,后来掘土的面积越来越大,大到甚至挖了村里几户人家的祖坟。张某家的祖坟就是这次砖窑采土中遭遇横祸的,坟墓在一处土坡上,按说不会影响到任何人,而张某却没想到,就这个无人问津的土坡也没有逃过厄运,在2010年11月的某一天,竟然被池兰根从坡下掏空了,一半土坡塌下来,祖坟就像是被拦腰砍断,至今还能看到暴露在外的一些骨骸和散落在地的棺木残片。这让张某很揪心,他说什么都可以忍受,但在这里安宁了两百年的祖坟却被人掘了,这让他和亲人们说什么也无法忍受。他与一些受害的村民前去理论,却遭到池兰根及其一伙人的威逼恐吓,池兰根更是态度恶劣,霸气冲天,蛮横无理,不但不给他们任何说法,还卷起袖子欲对张某等人大打出手,并扬言说:“打死你们也不会给一分钱,你们爱上哪告就去哪告,我看谁能把我怎么样!”张某对我说,池兰根强占农田170多亩私开了砖窑,村里很多人现在都没田种地了,这是豪夺村民的饭碗,那是黑砖窑,这样违法的事,当地政府却视而不见,去上访多次也置之不理。曾经从事新闻工作的我听说这个事后,抑制不住地气愤,但是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去亲自帮助他们了。
    11月中旬,我去沟口村调查,拍摄录像和照片取证,好帮助这些农民打赢这场官司。调查的结果比张某所说的更要严重,进入村里的路因砖窑的乱挖乱采而破坏了。村里人说,以前走到这里,远远还可以看到这个小村落的草地绿得就像被漆过的一样,村路的两边就能看到长着绿油油的庄稼的田地,整齐地矗立于轻柔的草坪斜坡之下,面向远处隐约可见的山。可以想象它们一望无垠,好像直到了天边。而现在,我就在这里,眼前除了这个地方令人窒息的美丽,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脚下是泥泞的路,周围都是积水,路两旁被挖掘机破坏了,疮痍满目。就那么一会儿,但我马上就感到有些东西正从我们这里被拿走——一些比金钱重要得多的东西。
    村里人说池兰根在当地是一霸,势力很大,没人敢去向他讨说法。我问沟口村的村长,村长似乎有意躲避我,边走边说:“这事情我管不了,如果你们记者真能管事,那我替全体村民谢谢你。”看着他那张破碎的脸,我想那才是到这个现实世界上来的表情。也许是怕有人盯梢,说完这句话,村长就快步离去了。听村民反映,池兰根甚至威胁村里人说:“谁敢举报就打死谁!”这也是张某举家搬迁到外地的原因。为此,我整天整天地写信、工作,把这些很重要的卷宗复印件放在一起。11月下旬,我给察右前旗写了一份材料反映情况,并附上我拍摄到的视频光盘和照片等资料,告诉他们我曾是中央某某媒体的记者,希望政府能够为沟口村的农民主持公道。然而事情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得到解决,甚至我听村里人说,旗政府有人曾警告池兰根说:“有记者已经注意到你的砖窑了,你给那些村民给点钱打发了算了。”于是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某,我告诉他政府可能不会处理这件事了,希望他有思想准备。
    第二次见面,张某对我说:“他占我田地,既然政府都不管,那也就算了,但是我的祖坟被挖了,我只想要我祖先的骨头,入土为安,这件事我必须要讨个说法。”他的眼神透着茫然的神色,声音有点儿颤抖。我考虑之后告诉他,不如直接去察右前旗人民法院起诉,或许法院会为村民主持公道。张某采纳了我的意见,与受害村民联名起诉池兰根,结果被法院告知“不予受理”。我大致知道这其中的猫腻了,于是我再次告诉张某,这件事你就别管了,我来想办法。也许是绕的圈子太大,我想应该先向当地政府反映。后来我很耐心地写了一份材料,让张某亲自带去找土贵镇党委书记弓秀林。当着张某的面,弓秀林书记给察右前旗人民法院某领导打电话说:“他(池兰根)甚手续都没有,非法经营砖窑,破坏农田,这事情很恶劣,法院就应该处理一下,让张××去找你反映一下吧。”弓秀林的“建议”被对方拒绝,该院某领导说:“去找旗政府反映,法院管不了这事。”张某回来如实对我说了这些情况,他显然很气愤,我看到了他面颊上突出的小血管。这就是事情的结果,就像是玩笑一样,其实我知道他们都在耍滑头,他们的伎俩看起来令人捧腹。
    池兰根在村里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而这个可怕的人使村民白天躲躲闪闪,甚至晚上都把自己锁在家里。看到村民为自己失去田地而发愁,而我却毫无用处。我只好请在呼市某媒体供职的朋友帮忙。我把所有材料都交给张某,让他带到呼市去见我的朋友。朋友了解情况后也很气愤,当即决定派记者前往采访调查。后来记者去黑砖窑那天,张某不放心,于是就陪同防护。事情越来越糟糕,三名记者到察右前旗,在张某的带领下,乘坐出租车赶往土贵镇沟口村,在黑砖窑前拍照并摄像,并采访了一些村民。但是记者在返回途中却被池兰根开来的面包车阻截,车上下来七八个气势汹汹的人,围住记者所乘的出租车叫骂,威胁他们下车。三名记者没有下车,张某为了避免记者受到伤害,只好下车准备与他们理论,包括池兰根和他儿子在内的七八个人二话没说,把张某毒打一顿。之后,七个恶霸对着车里的记者恐吓并辱骂一阵,扬长而去。事情到这里还没结束,张某和三个记者都被请到了当地派出所,就在派出所里,池兰根的妻子对张某又骂又打,而派出所却任由其撒泼,民警只盘问了三名记者。派出所对这件事并没有所出任何处理,当时池兰根等一伙人打伤了人,却没有被请到派出所。或许受到惊吓,三名记者当日就包车赶回呼和浩特市。因为当时春节放假,这件事只能告一段落了,我告诉张某,开春后我会继续关心这件事。
    努力到今天,村民的事情不但没有解决,而池兰根的黑砖窑还照开不误。看到张某我都掩饰不住我尴尬的表情了,我疑惑他是否知道我此时缺少一些重要的东西,缺少自信心或者一些内在的力量,而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懦夫。
    最近,朋友又请两个记者前往察右前旗,去政府为该村的农民请命,结果是政府仍然置之不理。两个记者只好驱车前往济宁市向上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反映,等到的却是他们的推东主西。我就奇怪了,一个村霸怎么会如此嚣张,察右前旗政府和镇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为什么就置之不理?那几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生气,我在想该对这件事怎么办。就在吃饭时,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情。让我不高兴的事越来越容易发生了。在我正准备带着儿子准备出门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从察右前旗打来的。对方并没有告诉我他是谁,但我想一定和这件事有关。他问我:“你是殷谦吗?你准备还要管这件事?”我当时不客气地问他:“你是谁,你所说的事又是什么事?”对方以一种劝慰的口吻说:“说实话你是多管闲事。”我说:“是吗?那又怎样?” 对方说:“其实我们在网上查过你的资料,你现在已经不是什么记者了。”听到这里,我越气愤了,我说:“所以你们就不打算处理这件事了,是吗?我知道你们是谁,我要挂电话了。”对方说:“你不是记者了,却以记者的名义来干预地方政务,难道你不知道这说明着什么吗?”我开始笑起来,然后又回到了愤怒中,我问他:“我在干预地方政务?” 对方说:“是啊,难道这对你不说明着什么吗?” 我听得出他带着傲慢的话语,我尽力克制着自己,问他:“你想听我说的真话吗?”对方以一种嘲笑的语气说:“当然想听,那你说吧。”我有点狂乱了,对着话筒大声说:“你肚子里装的都是狗屎吗?这对我来说不是他妈的什么大不了的事,什么他妈的都不是!” 我没等他说话就挂断了电话,第一次我这样做。我有点恨自己,于是咬咬自己的紧握的拳头,此时我只想赤手砸碎一些东西。
    最近我一直为此事焦虑和忧伤,或许是因为我花了太大的力气终于让自己相信我已经被人家看扁了,而这一切结果好像是我的无能所造成的。最近我又去了那个村子,我想知道这件糟糕的事情怎么样了,其实只是希望能听到好消息,而直到我在察右前旗最后的几天里,我几乎要绝望了。眼看着那些失去田地的村民种不成地,我本来就有点不高兴,这个时候又听朋友来电话说:“后来去的两个记者也是无功而返,这件事确实有点麻烦。”我感到我的心跳在加快。这个消息更让我愤怒,因为它是无情的、猛烈的、无形的、令我悲伤的。
    我对朋友说:“我们应该关注这些下层社会,这些可怜的人现在只是为了一口饭在挣扎,而并没有过分的要求,他们只希望黑砖窑能够把田地还回来。而池兰根以及当地政府那些吃干饭的人变得近似疯狂了。这是一些真正卑劣的家伙,一整个亚文化的猎食群,这些家伙不但掠夺他人,甚至总有一天要那些可怜软弱的人付钱给他们,他们总是贪得无厌,总是嫌别人活得太长了。”
    发泄心中的不快之后,我平静了下来。我站在房间里一动不动,这时候我看见书柜上有一把准备换上去的新锁,不知道为什么这似乎减轻了我莫名的渴望,或者是恐惧感,我想着我是多么需要独自呆在这房间里,以及我可以在这房间里做些什么。当我还是个记者的时候,有些时候我做事倒不像现在这么认真,原因是我努力地工作以力争进步并且博得他人的好感。然而现在我不是记者却更像个记者了,但这反而使我心理多了一些焦虑。
    而现在,我只盼望有人能管管这件事,帮助那些村民解决问题,让他们尽早恢复生产,过上正常生活。

                                                2011年5月13日于雁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