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企业不大，世人甚至不知道其做何生意、靠什么赚钱；
他不善言辞，不像马云、俞敏洪那样能说会道，被青年奉为榜样；
他甚至过分“俗气”，捐200块钱还非要拉被捐者一起照相，并让这些照片见诸于报端……
这几年，他已成为中国企业界最具话题式的人物——因慈善而蹿红，也因慈善而饱受非议。围绕他而展开的话题持久不息，赞扬与责骂、鼓励与批评，始终伴其左右。
他就是陈光标，以拷问中国企业家良心和责任标杆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不久前，《中国经营报》以《首善陈光标虚实之谜：高调慈善的利益》为题，质疑陈光标承诺所捐的项目，并披露陈主营的江苏黄埔项目也陷入困境。文章称，陈光标“首善”之名背后存在诸多疑点，有借慈善名义发展自己企业的嫌疑。陈光标曾经捐助的一些项目乃“借公益之名行投资之实”，并称陈光标在今年年初公布的“捐款成绩单”也是漏洞百出，甚至出现伪造受捐单位现象。
虽说中国自古就有“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慈善美德，但现代慈善理念和制度还处在启蒙、孕育阶段，将慈善常规化、可持续性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许多人在大灾大难的危机时刻才显伸手，甚至不少企业将慈善与公关、品牌建设、企业家名誉捆绑为一体，视野难免狭隘而偏颇。处在如此慈善环境中的陈光标，其每一次慈善行为都难免会掀起巨大波澜，引起学界、企业家和民间广泛讨论。
从行善的动机、方式到结果，陈光标的一举一动都经受社会各界比手拿放大镜还精细的窥探，于中国慈善理念的传播和慈善体系的建立而言，无论他遭受褒贬毁誉，都是一件好事。
“暴力慈善”
在手举百元大钞、笑逐颜开的灾民拥簇下，陈光标意气风发的与众人合影。
这是
这已经不是陈光标第一次因照片而遭受批评——
不仅仅是网友，业内人士也对陈光标的高调慈善行为颇多诟病，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表示：“如果以丧失受赠人的尊严来获得自己的某种满足，这是一种慈善的暴力行为。” 中
在批评者看来，慈善行为本身无可厚非，但过于高调并由此损害被捐助者尊严却很难令人容忍，这种“施恩”的方式难免令受捐者存在低人一等的自卑感。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帮助，更需要互相尊重。
而就在“暴力慈善”争论最为火热之时，有一种声音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只要他行善，不管是高调还是低调，暴力还是温和，都应该叫好，而不应该苛责。”
“我的高调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为了宣传个人。”陈光标本人解释说。
其实，从陈光标多年来的善举不难看出，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后来的海地地震、智利地震、日本地震，凡是有为难之处，他总会最先出现，虽然他的善款不一定最多，但肯定是第一个做出反应的大陆企业家。行善不甘人后或许就是陈光标的个人风格。
而黄如论的行善风格，则与陈光标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从2005年设立“中华慈善奖”以来，黄如论已连续5年获此殊荣，近年来也始终占据各类慈善排行榜的前列，但他在捐助时却绝少让媒体报道。有一次，组织者在“如论讲堂”举行颁奖典礼，邀请黄如论参加，他得知举办地点后坚决不去，认为受自己捐赠并以自己命名的地方参加颁奖典礼，太过张扬了。他始终相信“做善事可得善报”的慈善观念，并以低调的行善风格受到世人尊敬。
不图虚名的行善者其实大有人在。在西方国家，每年匿名捐赠的善款高达10亿美元。在近期的日本大地震、海啸及“福岛核泄漏”事件中，台湾就有企业家匿名为日本“福岛50壮士”的家属捐款5000万台币。而此次大灾难中，日本本土的企业家进行捐助，当地的各种媒体更是很少报道。
高调或低调都代表慈善家的两种不同风格和态度，都是中国慈善环境目前所需要的，本无对错之分。但是高调行善若损害受捐者尊严，不顾弱者的形象以粗俗的方式充满炫耀色彩的四处张扬，那就很容易给人“暴发户”一夜暴富后给穷人发红包的印象，济困救难的本意就会大打折扣。
高调行善不等同于“暴力慈善”。在中国慈善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刻，“暴力慈善”应该引起格外重视，它很容易将慈善理念带往另一个极端，甚至将社会价值观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美国慈善之父卡内基曾说过：“富人布施式的慈善与其说是伪善，不如说是作恶。”
宽容慈善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中国历代读书人信奉的做人准则，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观紧密切合。可是，不少人在飞黄腾达报效天下时，却困难重重，甚至招致滚滚骂名。
2008年“5·12大地震”当天，万科宣布捐款220万元，这在全国企业界动辄千万、上亿元的捐款中并不算多，网友对于万科捐款数额过低提出质疑。3天之后，王石在博客中回应：“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慈善成为负担。”
一石激起千层浪，王石被诟病为“王十块”，从15日到20日，万科股价大跌12%。
有记者甚至责问：“基金会注册资金只有1亿元，加上后来补充的6000万元，依然离83亿元相去甚远，是否存在诈捐行为？”事实上，以股权行善的企业家还有牛根生和曹德旺等人，有价证券并不等于现金，它只是一种承诺，目前国内没有条文规定，是否兑现完全依靠企业家自律。
无独有偶，
陈光标也同样遭遇过以上诸种责难。他口无遮拦的“裸捐”、“暴力慈善”言论没少为他带来麻烦。尽管没有王石那样伤痕累累，不过他现场发钱的做法，就避免了陈发树、曹德旺等人所忍受的煎熬，群众用雪亮的双眼时刻紧盯他们的“空头支票”何时兑现。
广告炒作也罢，政府公关也好，实际上慈善捐款与商业目的本身并不矛盾，凡是心怀感恩、乐善好施的企业家，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其产品、服务质量必然令消费者满意，口碑也就悄然树立，自然财源滚滚。可是，目前社会各界显然对慈善不够包容，过于苛责。毕竟慈善家们都在身体力行，拿出真金白银来帮扶有困难的弱势群体，尽管他们可能存在高调炒作、商业投机的目的，但若没有违反法律，只是行善方式上的瑕疵，公众应该原谅。更何况我国目前的慈善事业处于起步阶段，任何微小的善举都如雨后甘霖、雪中送炭，应该受到尊重和鼓励，而不是围观之后的指责和谩骂。
因此，全国工商联鼓励企业家把慈善当成一种投资行为，一种商业行为。换而言之，只有将成熟的商业模式应用到慈善中，才能够促进慈善体制良性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
等到慈善事业足够繁荣，世人的道德水准和素质修养都达到一定境界，慈善行为就会变得更纯洁、更干净，没有任何商业诉求或名利欲望等附着物，“暴力慈善”将没有市场，商业炒作更会受到道德谴责甚至法律制裁。
中外差别
客观来说，无论是陈光标“暴力慈善”的批评，还是对陈发树的“诈捐”指责，抑或对王健林“政府公关”质疑的背后，恰恰是我国慈善事业目前所处艰难境况的真实写照。有没有一种方式能让企业家们不因高调而将私心放大？慈善机构不就是为此服务的第三方吗？
中国的慈善事业还处于尝试、摸索的初级阶段，公益基金的管理体制僵化、不透明导致企业家对捐款的去向存疑属于普遍现象，善款被挪用、暗箱操作等现象时有发生，企业家将捐款直接发放到受助人手中，既能减少中间环节，而且公正透明，落到实处。
例如，曹德旺曾在捐款时提出如下条件：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而业内标准是10%。即便如此苛刻，舆论却一片掌声，原因就在于公众对捐款渠道缺乏信任。陈光标的“暴力慈善”，事实上是对公益基金运营方式的变相质问与挑战，有益于加快慈善体制改革进程。
与陈光标等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企业及企业家们在这次地震和海啸灾难中的表现。虽然有不少的日本企业家为灾害踊跃捐款，但在日本的各种媒体上却很少看到类似的捐赠新闻。
这涉及到的一个是观念问题、一个是救助体系完善与否的问题。日本的媒体和公众普遍有这样一个共识：捐赠是一种功德，但没必要过分宣扬，否则目的就不纯粹了；而对于日本企业家而言，本国救助体系的完善和透明，让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把钱捐赠给相关慈善机构，而不用自己抛头露面地亲历亲为。
《公益时报》自2004年开始发布中国慈善排行榜，7年间中国民间慈善捐赠增速超过100%，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关注、参与慈善活动的人激增，企业家们的慈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希望将商业领域的成功理念注入到公益领域，让更多人得到帮助，官方对民间的慈善支持力度也持续增加。
但我国的慈善事业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统计表明，中国拥有80%财富的富人阶层只贡献15%的慈善捐款。一般发达国家慈善捐款占GDP的3%—5%，美国高达9%，而中国还不到0.5%，2009年我国人均慈善捐款额与美国相差7300倍。差距摆在面前，西方的慈善模式值得借鉴。
2010年9月底巴菲特与盖茨在北京邀请50位中国富豪参加的“慈善晚宴”一度引发空前关注，巴菲特发现一些中国富豪担心隐私被泄露或家人安全受到威胁，尽管美国也有此类情况，但中国富豪主要是担忧被误解，害怕影响声誉。他认为美国的慈善模式不适合中国，美国文化和中国不一样，慈善方式也不同。
胡润百富榜创始人胡润，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人们对慈善机构不信任，担心机构会克扣一部分的钱，毕竟大多数机构正常运作始于1994年，起步较晚，在人才、系统和品牌信任度上还有欠缺。他给出的国外经验是：除了构建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律环境之外，企业捐赠时可以给慈善机构捐一笔钱，以保证它正常运作。另外，让民间慈善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十分重要，他们往往用1块钱便能够完成政府需要花费3块钱完成的事情。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国内也涌现出一些新的慈善模式，比如总部设在浙江金华的慈善网站“施乐会”：卖家“出售”自己的困难，买家通过捐赠行善“购买困难”帮助卖家，这看起来有些类似于C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人的财富观念和慈善理念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其中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推动因素，也不可否认陈光标等慈善标杆人物奔走呼号、身体力行的标范意义。
客观来看，财富阶层更应该承担慈善责任，慈善行为一旦避开富豪群体将会十分危险，而且不可持续，在中国慈善的朝霞初升之际，陈光标因“暴力慈善”带来的暴风骤雨，及时而珍贵，他将让人们看到更多的慈善选择，不管是道德层面，还是模式、制度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