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法律抚平“开胸验肺”制度创伤
文/魏英杰
5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草案完善了职业病诊断制度，在经进一步修改后，将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此番《职业病防治法》修订着重解决的是简化职业病鉴定程序问题。年初全总有关人士披露，拟于今年进行修订的这部法律，将简化职业病的认证程序，“谁主张谁 举证”的传统做法或将改为“举证责任倒置”，即由用人单位出具鉴定所需材料，否则可以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诊断。这次会议也明确提出，“草案从保护劳 动者权益出发，完善了职业病诊断制度。”因此，全总有关人士称，经由此次法律修改，“开胸验肺”的惨剧有望不再出现。
简化职业病鉴定程序已成各方共识，势在必行。依照现行法律，一个职业病患者从认定到理赔，需要走十多项法律程序，耗时至少1149天。即使走完全部程序， 仍有三成多患者最终无法获得赔偿。如此繁文缛节，对职业病患者来讲不仅是一种折腾，而且是一种羞辱。病魔缠身已是不幸，为讨回公道还得各处求爷爷告奶奶， 人性尊严夫复何存。法律是为了追求公平，而不是制造不公，现行《职业病防治法》的严重弊端，由此可见一斑。
2009年震惊舆论的“开胸验肺”事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极端悲剧。尘肺病患者张海超的病情原本十分清楚明白，但是由于用工单位的百般刁难以及郑州 市职业病防治所的蛮横作风，导致他不得不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以此呼唤迟来的正义。更让人无语的是，胸也开了肺也验了，可当张海超拿拿着医院证明找郑州市 职业病防治所时，对方冰冷无情地告诉他，开刀医院“没有做职业病诊断的资质”。郑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证明，还不如一家职业病防治所，这既是一个莫大 讽刺，却也是一个残忍的现实。最终，这一事件还是在卫生部派出专家组对其进行诊断后，才得到确诊。
由此可见，职业病患者讨还公道有多艰难。这一条漫长坎坷的维权之路，让多少人走不到终点，永远倒在了路上。而这一切的根源，主要就是来自于制度设计的不合 理。病患需要出具用人单位相关材料，鉴定机构才给诊断，这等于是让病患与虎谋皮，其结果可想而知。即便侥幸过了这一关（张海超是通过信访，最终由市委书记 拍板“走后门”才得以进行诊断），由于鉴定机构具有强势话语权，一旦发生“误诊”等问题，病患对鉴定结果也难以质疑，这又等于将病患放置于维权绝境。这且 不说，上述程序还只是病患讨还公道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虽然修正案尚未提交人大审议，但不难预计，倘若修正案不能在简化程序、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有根本改善，势必难以获得社会认可。“开胸验肺”的制度创 伤，亟待用法律之手抚平。在这方面，除了简化相关法律程序、引进“举证责任倒置”等办法，还应当打破职业病鉴定机构的相对垄断地位，这就是在完善相关资质 认证条件前提下，进一步向社会机构开放职业病鉴定许可，这样才能杜绝恶意鉴定及权力寻租等现象。
当然，化解职业病患者的维权困境，修改相关法规只是消除病灶的一个途径。在完善相关法规前提下，于落实层面还有许多工作可做，而各种救济渠道的相互配合 （包括调解、信访、诉讼等），更是为职业病患者打造一个公平、正义维权空间的必要支撑。“开胸验肺”既是法制之伤，更是正义之痛，但说到底，发生类似悲剧 并不仅是法律出了问题。这一点，在修订相关法规之际，也要有特别清醒的认识。
2011年5月9日
《广州日报》
文/魏英杰
5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草案完善了职业病诊断制度，在经进一步修改后，将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此番《职业病防治法》修订着重解决的是简化职业病鉴定程序问题。年初全总有关人士披露，拟于今年进行修订的这部法律，将简化职业病的认证程序，“谁主张谁 举证”的传统做法或将改为“举证责任倒置”，即由用人单位出具鉴定所需材料，否则可以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诊断。这次会议也明确提出，“草案从保护劳 动者权益出发，完善了职业病诊断制度。”因此，全总有关人士称，经由此次法律修改，“开胸验肺”的惨剧有望不再出现。
简化职业病鉴定程序已成各方共识，势在必行。依照现行法律，一个职业病患者从认定到理赔，需要走十多项法律程序，耗时至少1149天。即使走完全部程序， 仍有三成多患者最终无法获得赔偿。如此繁文缛节，对职业病患者来讲不仅是一种折腾，而且是一种羞辱。病魔缠身已是不幸，为讨回公道还得各处求爷爷告奶奶， 人性尊严夫复何存。法律是为了追求公平，而不是制造不公，现行《职业病防治法》的严重弊端，由此可见一斑。
2009年震惊舆论的“开胸验肺”事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极端悲剧。尘肺病患者张海超的病情原本十分清楚明白，但是由于用工单位的百般刁难以及郑州 市职业病防治所的蛮横作风，导致他不得不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以此呼唤迟来的正义。更让人无语的是，胸也开了肺也验了，可当张海超拿拿着医院证明找郑州市 职业病防治所时，对方冰冷无情地告诉他，开刀医院“没有做职业病诊断的资质”。郑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证明，还不如一家职业病防治所，这既是一个莫大 讽刺，却也是一个残忍的现实。最终，这一事件还是在卫生部派出专家组对其进行诊断后，才得到确诊。
由此可见，职业病患者讨还公道有多艰难。这一条漫长坎坷的维权之路，让多少人走不到终点，永远倒在了路上。而这一切的根源，主要就是来自于制度设计的不合 理。病患需要出具用人单位相关材料，鉴定机构才给诊断，这等于是让病患与虎谋皮，其结果可想而知。即便侥幸过了这一关（张海超是通过信访，最终由市委书记 拍板“走后门”才得以进行诊断），由于鉴定机构具有强势话语权，一旦发生“误诊”等问题，病患对鉴定结果也难以质疑，这又等于将病患放置于维权绝境。这且 不说，上述程序还只是病患讨还公道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虽然修正案尚未提交人大审议，但不难预计，倘若修正案不能在简化程序、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有根本改善，势必难以获得社会认可。“开胸验肺”的制度创 伤，亟待用法律之手抚平。在这方面，除了简化相关法律程序、引进“举证责任倒置”等办法，还应当打破职业病鉴定机构的相对垄断地位，这就是在完善相关资质 认证条件前提下，进一步向社会机构开放职业病鉴定许可，这样才能杜绝恶意鉴定及权力寻租等现象。
当然，化解职业病患者的维权困境，修改相关法规只是消除病灶的一个途径。在完善相关法规前提下，于落实层面还有许多工作可做，而各种救济渠道的相互配合 （包括调解、信访、诉讼等），更是为职业病患者打造一个公平、正义维权空间的必要支撑。“开胸验肺”既是法制之伤，更是正义之痛，但说到底，发生类似悲剧 并不仅是法律出了问题。这一点，在修订相关法规之际，也要有特别清醒的认识。
2011年5月9日
《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