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三)
“四人帮”受审 邓小平复出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篇 “四人帮”法庭受审
“红女皇”悬梁自尽
1-36 上海“四人帮”爪牙的反应
左起：王洪文 张春桥 姚
文元 徐景贤王秀珍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束手就擒后，在上海，除了海军上将、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之外，，谁都没有得到消息。这一天，竟是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为自己举行婚礼的日子。喜气洋洋的廖祖康自然不会想到，他的首长王洪文已成为阶下囚。当然，来参加婚礼的上海市委领导人也一样被蒙在鼓里。直到第二天，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被召赴京开会，他们才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什么。
“四人帮”就擒后，7日，中央即通知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到北京，召开一个“打招呼”的会议，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也得到了通知。
10月7日凌晨4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举行的会议结束后，汪东兴当面交待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周局长，要他给马天水打电话，通知他上午来北京，中央领导同志有事要谈。电话接通后，马天水问周局长谈什么事？周说中央领导同志没讲。马天水又问还有谁参加？周说还有上海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马天水还问徐景贤、王秀珍去不去？周答没说要他们来。
马天水当即就有异样的感觉。首先，按以往惯例，中央若召开会议，他们在接到中央通知之前就会先从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那里得到消息，以及如何准备发言的指示……
由于感到蹊跷，马天水在这天上午9点召开市委常委会，通报此事。参加会议的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听后也都感到很突然。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北京可能出事了，要上海方面立刻做好战斗准备。会上还商定，马天水到京后两小时就与上海通电话，通报情况。
在“四人帮”被捕之前的9月28日中午，张春桥曾派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来到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直接传话。萧木传达张春桥的话说，阶级斗争的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我不是一个忧天派，但是有忧，多难兴邦。老实说，上海没有经过严重的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
也许张春桥已经预感到了什么，他在向上海的余党发出了要有“要打仗”的思想准备。
马天水和周纯麟司令员到北京后，中央向他们通报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马天水由于深陷“四人帮”帮派体系而不能自拔，坚持其顽固立场。马天水要求见“四人帮”，同时希望中央作为党内问题处理。
马天水并没有如约打电话回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情绪紧张，越发感觉形势对他们不利，感觉中央一定出了什么事。他们分别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打电话，但都没有接通。其后又和“四人帮”的亲信迟群、谢静宜等人联系，自然也都没有结果。王洪文和张春桥留在上海的秘书廖祖康、何秀文又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咏，了解情况。电话倒是打通了，但于会咏在电话里说：“不知道中央出了什么事，也没有见到王、张、姚等人。”本来他是要出国的，但中央突然通知他不出国了。
徐景贤又拨通了卫生部长刘湘屏的电话。刘湘屏的回答与于会泳有些相似。她说，江青原定今晚请她看戏，现在却找不到人了。
与此同时，王秀珍也和到了北京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联系。房佐庭在电话里告诉王秀珍，中央还没有开会，马天水正在京西宾馆待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王秀珍急迫地问房佐庭，见到“四位中央首长”没有。房佐庭回答说，还没有见到。
一天没有消息，徐景贤、王秀珍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们把何秀文、廖祖康等人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10月8日清晨，王秀珍突然接到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她当时在上海）的电话，说她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的电话也没有打通，原定他们的儿子到北京去的，现在也不知道去好还是不去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王秀珍于是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问问情况，结果也是打不通。
8日晚，在北京的马天水在中央找他谈话以后，他一回到京西宾馆的房间，就对秘书房佐庭说：搞一个假的表态可以回去，回去以后还得研究是大干还是小干。他还说，一旦干起来，损失太大，现在是大势所趋，干是不行了。
正在上海的这些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中央的两条指示来了：第一条，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第二条，中央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此时，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房佐庭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的。房佐庭在电话中还说了一句话：“我的老胃病复发了，在南京就开始患了。”
徐景贤分析说：“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复发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极可能是发生了军事政变。”
其后，徐景贤就把上海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找到“康办”（康平路办公室所在地）下指示。他说：“你们这几天要注意新华社电讯稿，如中央发出有关处理上海几个人（指王、张、姚）的决定，你们报纸不能登，电台不能广播。”
8日下午，徐景贤、王秀珍再次召集会议，参加的有市委常委冯国柱、王少庸，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及公安局的薛干青等人，再次议论形势，提出对抗办法。
当天下午，王秀珍的秘书从北京打电话到上海，通知她道：“我娘心肌梗死了。”这句话向王证实了江青等人已经垮台，遭到了逮捕。
晚上，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他在电话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门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就从公安方面也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被抓起来了。
当天晚上，在徐景贤、王秀珍的主持下，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徐景贤、王秀珍说：北京发生了政变，修正主义上了台，我们要对着干。
市委常委朱永嘉说：“我们得准备战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表告全国人民书！春桥、文元培养了我们十年，我们所以有今天，全靠了张、姚。他们倒了，我们也完了。”
王秀珍脸色苍白地说：“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二千五百人，让三万一千人待命，连夜搞巡逻。”她指着朱永嘉说：“舆论工作你负责准备吧！”
民兵指挥部立即发下枪支弹药，设立了电台，准备在作战时，调动全市民兵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由于马天水迟迟不表态，中央认为马天水一人在北京不行，要徐景贤、王秀珍也来北京。
10月10日，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紧锣密鼓地策划武装叛乱的重要时刻，中央通知王秀珍和徐景贤去北京开会。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二人只好怀着紧张的心情准备行装上飞机。他们临别时向一帮亲信说：“你们要作好最后的打算。假如我们三、四日还不回沪，就要发动民兵和中央决一死战。要严守秘密。”
“请你们到北京后，一定回电话。”送行的亲信说。
飞机抵达北京，王、徐回电话给上海市委的亲信：“等过一两天，我们回沪后再面谈。”
“四人帮”出事了！他们从各个方面证实了这个消息。他们提出行动的口号是：
“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
针对“四人帮”上海余党妄图发动对抗中央的武装叛乱的情况，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问题。会议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中央工作组前往上海，接管上海党政大权。中央工作组由中央和国家各部委、人民解放军海军、北京市、江苏省派人组成，最多时有226人，加上随行人员和新闻记者，约250人左右。中央作出派工作组去上海的决定后，中央领导同志又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明确要求他们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放弃叛乱的企图，把立场转变过来，把上海的工作做好。
10月12日晚，在上海，“四人帮”的亲信们在康平路参加市委会议，决定起事。大家都认为到北京的几个人都被抓了，如果回来，肯定也是投降了。“不能束手待毙！”
有人说：“民兵工作你们工农干部去搞，报社电台我们搞。我们起草宣言，天亮以前派民兵占领广播电台，要搞就大干。”
但市委中有人不同意这样行动，因而意见没有统一。
13日凌晨1时，江青的亲信叶＊＊集合工会大部分人到各个机关，吹风说：“和马老失去联系，据国外电台广播，中央领导中出了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已经被抓了，文化大革命上来的同志都被打下来了，这事要独立思考，要经受考验。”他们人心惶惶，四处奔告，不知所措。
天还没有亮，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从北京打来电话说，马、徐、王上午就要回来了，并要求去机场迎接的人要少一点。有人半信半疑地说：“可能是个骗局，看看马、徐等下飞机后是否有解放军来，防止诱捕在上海的其他一些人。另外要看看他们是否投降了。如果是，就把他们抓起来。”
10月13日下午马、徐、王很平静地回到了上海。
当天晚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根据中央的指示向上海市委常委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并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市委常委黄涛发言说：就这些能把“四人帮”打倒？! 经他这么一煽动，会场立即吵闹开了，有人当场叫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叛变了。
不过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明白，几天来酝酿的武装暴乱计划，只能束之高阁了。
10月7日上午，马天水和周纯麟司令员到京后，当天中央领导没有找他们来玉泉山五号楼里谈话。
10月8日上午，靠近上海的江苏、浙江两省党、政、军一把手被召来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在玉泉山五号楼会议厅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粉碎“四人帮”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大决定。他们表示衷心拥护，有的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会上，着重同他们研究稳定本省局势和上海问题。
10月8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政治局同志，在玉泉山五号楼同马天水谈话，周纯麟司令员参加。华国锋在会上讲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讲了中央对他们采取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马天水听后，几次提出对“四人帮”应作为党内问题处理。马天水的错误言行，受到了中央领导的严肃批判，对他也进行了耐心的帮助教育。周纯麟也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劝告。但马天水并无悔改之意。华国锋看了看表，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并对马天水说：“你回京西宾馆后，立即给徐景贤、王秀珍打电话，告诉他们明天来京开会。”然后对周启才说：“老周，派车，你马上送马书记回京西宾馆。”并向他使了个眼色。周启才会意地点了点头。
他送马天水到京西宾馆后，也跟着上了楼，一进门马天水就对他的秘书说：“给我要徐景贤的电话。”
不一会，电话接通，马天水说：“我是老马，中央叫你和秀珍明天来京开会，有飞机接你们。”对方问了一句话，马天水说了一句“很好”。对方又在问话，马说：“来京见面再谈吧。”说完放下了电话。
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到京后，与马天水、周纯麟一起，参加了中央在玉泉山五号楼召开的“打招呼”会议，听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的讲话。马、徐、王听后，感到大势已去，不敢轻举妄动。一小撮图谋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武斗暴乱的余党，在中央强大威力震慑下被挫败。
10月13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一伙回到上海后，他们在想对付中央的策略。10月15日凌晨，他们惊惶失措地向中央发出告急电话：
在徐家汇、康平路(市委机关所在地)周围以及外宾车辆必经的延安西路、淮海路等处，由交通大学学生等刷出一批打倒“四人帮”大标语……我们估计，这类大标语一多，特别是联系上海市委的标语增多的话，有些思想尚未转过来的人会贴出反击大标语。有的会出来支持市委，甚至可能贴出为“四人帮”辩护、矛头指向中央的大标语。如有打砸抢者，我们将采取坚决措施予以镇压。
这个电话话中有话，话中带刺。名为向中央告急，实为向中央摸底。
10月18日深夜，马、徐、王又向中央发出第二次告急电话：
原来打算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市委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大会”，但考虑到有一百几十个单位发起定于明天(10月19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30万人的大会。带头的是交大，他们的负责人通知我们说市委的大会是阴谋，他们要冲大会。由于我们现在已不能调动任何力量保卫会场，我们只能决定市委的大会停开。我们准备去参加这个大会，和群众一起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并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市委机构整个已经瘫痪，急请中央予以指示。
这两个电话稿，都经过马天水、徐景贤一字一句的精心修改。一方面反映了马、徐、王在群众压力下的狼狈相，他们感到有点招架不住了；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对中央施加了一点压力，想摸一摸中央对他们几个人的态度。
10月20日，党中央通知上海：
根据你们来电话要求派人，据上海的要求，中央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同志去上海了解情况，帮助工作。
中央政治局及时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彭冲等组成的中央工作组赴上海工作。
向上海派出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首的中央工作组，是党中央深思熟虑的结果。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接到这个电话后，十分紧张。他们对于中央把彭冲同志派到上海，尤其敏感和反感。王秀珍见到徐景贤时就说：“对头来了!有得斗了!”徐景贤马上打断她的话说：“不要瞎说了，不要瞎说了!”
10月20日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中央工作主要成员抵达上海，住在海军上海基地。中央工作组当晚即把马天水找去，当面问他从北京回来后做了什么？现在的认识怎样？马天水结结巴巴地回答，从北京回来后，已把中央打招呼会的精神向市委常委和县局干部作了传达，并印成文件发到基层……
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改组上海市的领导班子，中央决定由苏振华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同志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撤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10月27日，市委召开区县干部会议，传达中央通知，苏振华讲话。
10月28日，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苏振华，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
“苏振华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
“撤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虽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依然坐在主席台上，不过会后他们就从上海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当天的会上已经有许多同志站出来揭批“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张承宗(文革前的上海市副市长)在会上揭发说，马天水曾经让工厂突击生产几万副手铐，他质问马天水：你要赶做这几万副手铐，要干什么？你要铐谁呀？谁让你这么干的？马天水顿时惊惶失措，没办法回答，也不敢回答。
一场好梦，无声无息地结束了，那些昙花一现的人物，都倾刻间枯萎了。江青在上海及全国各地的亲信，一个个被逮捕、拘留，一张苦心经营的大网顿时四分五裂。
197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马天水离职审查。1978年，马天水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被正式逮捕。在羁押、审查过程中，马天水态度不好，不肯交代“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要害问题。后来马天水精神失常，直至确诊为精神病，按照法律规定，不予审判、收监。1982年后，马天水在河北老家的弟弟提出把他领回赡养。上海市委请示中央同意后，批准了他弟弟的要求。1988年，马天水病故。
苏振华：“到此为止!”
被人称为“造反书生”的徐景贤，在文革初期，他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在“一月风暴”中进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层，后来又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滩的权势仅次于张春桥和姚文元，人称“徐老三”。
1976年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2月26日晚上，张春桥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时，提出要他们替他找两个秘书。徐景贤回上海以后，就特色了两名男性干部，整理成两份材料，经马天水、王秀珍看过后寄给张春桥。
到了3月份，张春桥寄给徐景贤一封亲收信，内有两张信纸。在第一张信纸上说，他收到两位同志的材料后，觉得他们去了以后，可能没有太多的事情，还不如在外面多干一些事情为好。第二张信纸是单独写给徐景贤的，上面写道：
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
上一页可以给其他同志看，这一页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徐景贤收到信后，想起1974年王洪文来上海时，专门和马天水、王秀珍及自己谈了张春桥要和他的老婆李文静离婚的事，理由是李文静有历史问题。徐景贤觉得这是张春桥的一块心病……后来根据徐景贤的了解，物色了一个政治上较好、又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对象，想当面征求张的意见是否合适后，再和女方谈。1976年9月21日徐景贤去了北京，见到张春桥时，向他介绍了对象的情况，张春桥当时听了说：以后再说吧!到了10月1日，张春桥在徐景贤写去的一封信上，批了一句话：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那位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于是在10月6日徐景贤把材料寄去了。
“四人帮”却在10月6日垮台了，徐景贤正好于这一天给张春桥寄去了准“伴”的材料。张春桥有没有看到这个材料，是个永远的谜。在徐景贤心中，则是一个病块。
在1976年底的一次会议结束后，看到马天水、王秀珍等离开了会议室，只有中央工作组的主要领导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站起来将走未走的时候，徐景贤站起来对他们三位说：“我有一件事要向你们单独汇报。”就是张春桥想找“伴”，而且由他一手操作的这件事，他问中央工作组这几位领导：我要不要当众揭发这件事？
苏振华双目炯炯地看了看倪志福和彭冲，一板一眼地说：“这件事，我看就到此为止。不要搞什么当众揭发了，人家并不知道嘛!不要闹出一条人命来!”苏振华又看看倪志福、彭冲说：“你们看？”倪志福、彭冲异口同声：“同意!”苏振华看了看徐景贤和在场的朱通华，又说了这四个字：“到此为止!”
苏振华一言如铁，落地有声，保护了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