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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NGO转型之路
专题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
行：本刊编辑部
策划人语
NGO是舶来品，非“公”（政府、国企）非“私”（个体），不姓“社”也不姓“资”，既是公民社会的基石，又是维权抗争的主体，但实际操作中，限制大、声音小、权力有限、动员能力各异、天南海北难成合力，既容易笼罩上道德优越感的光环，又极易陷入个人英雄主义的泥淖，还会在不经意间丢失中立性定位的身份。
2008年第10期《绿叶》“中国的环保民间组织（ENGO）”一辑中已有对环保NGO的一番梳理，我们广邀业内行外名人专家，龙头翘楚，新芽小荷，各显经纶，好处、困境、优势、缺陷，荦荦一堂。彼时环保NGO的境况，可以用内中一篇的标题来描摹——“在政府和公众的夹缝中成长”。
时过境迁，昨天对NGO有意无意的忽略已成明日黄花，今朝对NGO不偏不倚的重视早有共识，称之为成熟社会的三极（政府、企业、民间组织）之一，贴切、中肯、不为过，且有例可援。本期提出“NGO转型之路”命题，发问的由来不用多说，身处剧变中的世界和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调整不断、新变不断，NGO的发展路径自然要跟着变、跟着转。
环保NGO的当家人们这样讲：本土化，“将生活环保拓展到生命与心灵”，“以天人合一为目标、以文明转型为内容的中国式环保”（廖晓义）；求连续，“下一个十年改善NGO的生存条件不可回避”（卢思骋）；重比较，“印度环保民间组织在公众倡导、政策和法规倡导等方面的工作方法给了我们很多启示”（马天南）；要宣传，“锤炼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代表环境利益的话语”（于晓刚）。
立意高远的目标、长盛不衰的核心文化、择强汰弱的生存环境、培养人才的更新机制、强烈的忧患意识、稳定性与持续性，商界基业何以长青的隐性秘密，正是未来NGO以何长青的战略支点。
(执笔：蒋鲲)
回归乐和，探寻中国式环保之路
——地球村15年
廖晓义 15年的求索让我们意识到，环保不只是狭义的保护资源、减少污染的问题，而是最基本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从倡导“5R”绿色生活，到将生活环保拓展到生命与心灵，地球村逐渐探索出了以东方智慧为内涵的“乐和”理论。我们把以天人合一为目标、以文明转型为内容的环保称为中国式环保；“乐和”，则是中国式环保的通俗表达，它既是一种生活状态，被称为乐和人生，又是一种文明形态，被叫做乐和家园。倡行乐和理念，建设乐和家园，地球村的15年，是知行合一，一步步回归乐和，探寻中国式环保的路程。
NGO与治理理念：“分享治理权”的中国经验
秋风 NGO的理念根源于“多中心治理”的治理秩序观，其基本模型是政府与社会“分享治理权”，形成分工合作的治理体系。中国当代NGO的功能局限与发展困境根源于政府奉行的“单一中心”的治理理念，由此对社会以及NGO的发育施加了过度的管制。中国古代的治理理念和制度经验，尤其是秦汉之变，为我们提供了“分享治理权”的本土资源。秦制奉行苛法集权，削弱贵族和传统家族网络，建立单一中心的王权制，以战时体制而速灭六国，却又迅速崩溃。汉制重建社会，通过儒生社团和家族制创设政府之外的社会治理组织和制度架构，成为古代社会稳定之根基。从垄断治理权到分享治理权，NGO的发展转型应从中国自身的治理理念与技术中获得再生资源。
NGO的社会关系及其中立性
贾西津 NGO在服务上与政府相互配合、协调和补充，同时还去倡导和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一些赞助企业和基金会作为NGO的捐助方，给NGO以资金支持，保障它们的正常运作。NGO为了在与政府和NGO的社会交往中保持中立性，应明确自身的宗旨，有较强的资源筹集能力，学会拒绝不该要的资源，同时使自身资源来源多样化。
国家—社会关系中的NGO
褚松燕 非政府组织在一定意义上代表公民社会。它的公共参与主要是在社会层面的参与而非政治层面的参与。一个组织只要把自己的组织宗旨、组织使命去认真地落实，把组织确定的事情认认真真地做好，就是为公民社会建设做出贡献了。非政府组织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双方逐渐从互不信任，发展到互为补充。
社会组织是替社会进行创新和探险的组织
吕洞庭 社会组织的功能，就是替社会发现“问题和困难”，并通过自身的持续挖掘和提炼，把这些困难投料到社会生态系统中，逼迫社会的生理和心理讨论和接应，最终给出一些共识性的应对方案，慢慢地沉淀为人类共识的一部分，为政府和企业所遵守的执行。社会组织的创新过程有助于政府拓展其业务领域，社会组织的道德追求有利于避免企业沦落到无道德感的泥潭，社会组织持续的业务追逐有利于社会组织自身永远处在社会的边缘并保持高度的清醒和敏感。
信任的建立需要政府和民间组织双方的努力
马军 王晶晶 环保组织多年来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孜孜以求，为自身赢得更多社会认同打下了基础。通过《指导意见》的出台，政府释放了更多的善意，为增进政府和环保组织关系方面又向前迈出了一步。而环保组织对此作出回应的最有效方法，是展示自身致力于环境保护目标的坚定的出发点，同时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在各自的领域里迈向专业化，同时增强与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合作与交流。
改善NGO的生存条件是不可回避的现实
卢思骋 环保NGO在中国已经发展十几年了，他们有足够的经验和社会实践的历史向社会证明：环保NGO的存在，对于推进社会和谐，对于推动中国两型社会建设，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现在环保NGO的发展面临瓶颈，如果要在下一个十年继续发展下去的话，要让他们走得更快，改善NGO的生存条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
社会建设，NGO更大的参与空间
吴敖祺 NGO在中国最重要的功能一个是政策倡议，另一个就是维权与合作。本土NGO限于自身财力与人力的限制，向社会服务转型不太明显，自身定位也较模糊。近年来与政府的合作虽然在增加，但不足以上升到影响决策。在中国，现实层面中政府、市场和NGO相互交叉的网络状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NGO的参与有助于增强政府公信力，政府应该放宽对NGO的限制。突破人才瓶颈，完善内部治理，才能实现NGO的转型。
法制化、制度化之下的积极有为
——国际NGO在中国
徐莹 国际NGO可分成操作类组织和倡导类组织，它的功能就微观层面而言，包括赈灾和紧急援助，推动和维护某项特定事业并试图影响政府政策和实践。就宏观层面而言，它冲击了国际政治的国家中心模式，促进国际社会整体的价值认同，促成国际制度容纳全球正义的各种理念。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广泛涉入中国的各个领域并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中国对国际NGO应保持“积极有为的开放态度”，并使其在中国的活动得以法制化和制度化。
NGO怎样成为社会转型纽带？
——NPI的实践
韩君 当下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用西方流行的理论范式常常无法解释。究其原因，在于这些理论范式都没有跳出“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总在两者之间做钟摆，忽视了市场的力量对“国家-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恩派（NPI）社会组织发展中心通过孵化器项目，草根社会组织的能力得到了提升，身份得到了认可，活力得到了增强，视野得到了开阔。社会服务的资金提供方终于可以找到合适的、有能力的社会服务的资金需求方，由此，“社会组织产业链”得以打通。
环保NGO如何提高倡导的有效性？
——印度环保NGO的经验与启示
马天南 内部管理和外部环境的诸多困难导致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的自身能力还不足，目前公众对他们的期望还停留在广泛开展面向公众的环境意识普及教育宣传活动上。中国环保民间组织需要一个法律框架下的环保倡导通用模型来指导工作，而印度环保民间组织在公众倡导、政策和法规倡导等方面的工作方法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例如提高利用媒体宣传的有效性、通过与其他同类或相关组织结成联盟的方式来影响政府环保决策等等。
锤炼话语，走向善治
——NGO如何应对批评与扩大宣传
于晓刚 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共同服务于社会。三者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博弈。NGO在合作与博弈过程中，要有更独立的思考空间，做社会认可的事。公民社会需要三足鼎立，社会组织、政府和企业相互制约，才能做到稳定。NGO不是只要环保不要发展，NGO希望的是可持续发展。参与话语政治，提高话语能力，是NGO影响决策的新阶梯。
“中国最有钱的环保组织”为情所困
——“这些企业家真的让人又爱又恨”
冯永锋 公益和环保属于多情的群体。企业家想要资助民间环保组织，从无情的商业阵营投身到这个有情阵营，前提必须得是对中国的环境动了真情，对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动了真情。企业家的焦虑、急切，想要迅速获得“产出”的冲动，甚至猜疑、鄙夷、高高在上，可能会给双方的协作带来最大的杀伤；只有信任、宽容、谦卑，才有助于民间环保事业的前进。
绿叶观察
皇帝的新衣：IPCC的“碳排变暖论”
黄伟夫 IPCC裹挟西方基督教国家残存的末世论传统，把“碳减排”作为全球政治和经济决策的依据，意在掠夺发展中国家。IPCC的信誉已经彻底破产，“碳排变暖论”的科学基础也已经濒临崩塌。人类应正确认识全球气候变化规律以适应气候的变化，而不是狂妄地让自然适应人类，让气候的变化听从人的安排。
绿叶随笔
“堂吉诃德式”的水利工程
哲夫
绿叶书架
环境人权的跨学科审视
——《环境人权：权力、伦理与法律》介述
吴卫星
人类的阙如，万物的狂欢
——艾伦·韦斯曼和他的《没有我们的世界》
江韬
绿叶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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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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