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个懂一点数学的人，随便写出一串数字，如1，4，7，18...，然后让他接着往下写，猜想他会怎么做？除非他是具有某种特殊智力类型的天才白痴，他一定会思考：支配这些数字如此写下去的那个规则到底是什么？一旦他认为他找到了那个规则，那么，他就可以宣称，他能够继续往下写了，或者说，可以猜想接下来的数字会是什么了。

写出来的这些数字系列，可以认为是已经呈现出来的、可被观察到的经验现象，而为了理解经验现象并推测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去猜想现象背后隐藏的规律（规则）到底是什么，就相当于在提出理论假说。可以认为，面对经验现象，人的本能反应其实就是如此，只不过，在科学研究中，我们把这套程序加以精练化了。例如，为了保证可验证性，我们说，所提出的理论假说必须满足某些要求，又如，为了追求更普遍的、可以把更多的现象统辖在内的理论，我们会尽可能地试探已有理论假说的解释力的限度等等。

从我们的语言习惯来讲，经验现象和理论假说是分别地被谈论的，两者似乎是不同的事情。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毕竟有很多时候对于进入我们视野的许多经验现象我们并不试图去理解它们、以及相应地形成理论假说。]但是，就科学研究而言，由于进入研究者视野的现象一开始就是研究者试图去认识、去理解的现象，因此，经验现象和理论假说在这种场合可以说是两位一体的，也就是说，谈论有关的经验现象就是谈论其背后的规律，反过来也是，即：谈论有关的规律就是在谈论它是如何如何地展现的。

以上面讲的数字序列为例。假设我们写出了它背后的规律，用f（x）表示，x指数字在序列中处于第几的位置。那么，我们很容易验证，这个规律到底对还是不对。代入一个x的值，然后看f（x）的值与那个位置实际呈现出来的数值是否相等。如果相等，那么，我们说这个假说暂时正确，反之，则认为它是错的。注意，这个x的选择一定是有考虑的，而不是完全任意的，同时，x是一个可以实际操作的量，或者说，具有操作定义的量。在自然科学中，以及在我们日常的假说形成的活动中，这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很少有人会特意想f（x）是否会悬在空中而与经验现实不接洽（也就是认为f（x）纯粹是一个人头脑中的臆想），以及x本身是否具有操作定义等这样的问题。因为，通常，只要一个人是在琢磨经验现象背后的规律，他很自然地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个（些）被认为与观察到的经验现象有关的关键因素上，而这个（些）关键因素自然地是那种可以经验地赋值的。

很多人认为，这套做法在经济学中也应该很自然。例如，我们观察到某人的行为，用B表示。为了解释它，我们发明假说：f（x），试图通过经验地给x赋值，使f（x）产生的结果等于B。不过，由于多种原因，经济学这套做法有其不同的意味：

第一，在经济学中函数f不是经济学家的头脑发明的、也不是可以任意创造的，而是先验地作为定义被给出来的。我指的是：函数f是由“个体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者”规定的。

第二，由第一点决定，经济学中的假说---如果它是建立在个体行为的基础上的---的基本结构是不可证伪的。唯一可做的事情是，看选择的x是否正确。其程序是：针对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假说，然后对假说（函数）中的变量赋值，使函数的值等于观察到的量值（B）。不用说，针对已经观察到的现象，总是可以找到某个x，使f（x）=B。可以说，f作为所有观察到的人类行为现象的共同“因子”，不同的人类行为现象只能是源自于x的不同，找出经验上可观察的x就像是在解答一道道的、使得f（x）=B1，B2，....，Bn的习题一样。

去解习题当然比指着一个个的经验现象直接宣称总是存在着一个x使得f（x）=B要好，因为毕竟研究者还得去找寻那个具体的x。而这有助于研究者切实地了解真实世界。

第三，但是，解习题这种工作的性质毕竟与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假说的形成和验证的性质不一样。解习题，当然也有一个是否解得正确的问题，也得去试错，但是，由于它不涉及真正意义上的预测以及预测遭到经验的反驳的问题，它终究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可被证伪的理论假说是不同的。以上面的数字序列为例，假设我们面对的工作是根据一个给定的函数如2x来拟合其中一个个的数值，那么，我们得到的无非是一个个具体的x1，x·2等等。此时每一次得到的x1，x2都是不相关的，是由要拟合的具体数值决定的。相反，如果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假说形成，那么，一旦假说给定，假说中关键变量的赋值也是独立于要解释的经验现象而预先给定的，此时，由f（x）得出的值才会与经验中的值形成张力。

这里的关键是：在第一种情况下，x的赋值，是由待解释的现象（值）决定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它一定是独立于待解释的现象的。第一种情况，在我看来，无非是批着理论假说的外衣在解一道道的习题。张五常提倡的所谓经济解释，之所以什么都能解释，原因也在此，因为，如果是是解习题，只要花工夫，总是可以解出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