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亚当·斯密的标准检验食品安全，是道德危机。

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检验食品安全，是经济危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生产是起点，生产决定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数量和质量，用违反道德的标准来生产，会使商品流通、收入分配和消费需求受阻，以致影响整个社会再生产循环往复。

生产决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为范畴，而是包含着分配、交换、消费诸多环节和要素的有机关系过程。可以说，目前中国出现的所有焦点问题，可归结为再生产循环已经受到严重损害。

“毒奶粉”、“地沟油”是生产出现了问题，“瘦肉精”“彩色馒头”延伸到市场流通不健全，“史上最牛工资单”说明发生的分配不合理，导致“消费需求不旺”；这又进一步使生产效益下滑，出现“招工难”和生产开工不足的现象，进一步影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这实际是一种综合的经济问题。

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928－929页）

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运动——在人类本性的条件下，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其它，把自己当做其它创造出来。假如没有消费或消费过程成为一种不可能的情况，生产便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发生经济危机。

本来，人类本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观念体系，但是这种价值观念体系会在人们的社会行动中，在经济活动中表现出来，物化在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中。各种社会仪式实际上就是这种物化的意识形态。如果一种思想体系要借助于语言表达其意义的话，那么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价值观也要以特殊的社会行为或者物品表现出来。

温总理表示，“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可见，由人类本性的意识形态所表现的道德问题，不仅是文化问题，而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关系到一个社会再生产的问题。

用马克思的标准检验食品安全，是一个包含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相互关联中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运动过程。由道德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它决定着社会交换、社会分配和社会消费的全过程，它们在空间上继起、在时间上达到统一，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循环往复。

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并不主要表现为经济实力、生产效率、价值规律、政治权力的线性发展过程，而是更多表现为这些宏观历史活动内在的微观文化的积累、融合、升华和进步的过程。可以说，任何一种生产关系的诞生和转型都是不可以离开道德规范的，在一定程度上讲，道德规范就是社会秩序。

显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人们既然很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带来资本主义毁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避免其软肋。只有讲究道德规则的国家，市场经济才能避免经济危机，这样的中国才能走上健康蓬勃的发展轨道。

温总理指出，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使有道德的企业和个人受到法律保护和社会尊重。

于是，每个有理性者在应该把自己视为目的的同时，也必须把他者视为目的。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是有理性存在者，都是道德人和经济人的统一体，这就是社会生存的基本规律，只有这条规律才是最普遍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