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与美国企业家同名不同宗，他们出身何处？去往哪里？有何光荣、骄傲与恐惧？在社会与公众对他们时而追捧、时而棒喝的摇摆之间，他们渴望尘归尘、土归土，让一切回归本分与原点

　　这是一群最近十多年来被高度关注、频繁提及却整体性面目暧昧、定论摇摆的人。中国富人。

　　还不止是“富”而已，这群人必一手创建了某个企业组织，并在转型未已的中国大船上将其小心扶稳、不断做大，以适应舱板下那一股股明涛暗涌所形成的合力。他们须知道具有决定性的潮流在往哪个方向汇聚，否则该组织连人，随时有可能即刻失踪于大海。

　　超越了芸芸富人、商人，他们叫“中国企业家”，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很明显，我们将要讨论的这个群体目前普遍都在创始一代的阶段，而这也正是本文采写的契机所在—“第一代”是怎样的“第一代”？如果说“中国企业家”是个特殊的物种（跟“美国企业家”、“日本企业家”同名不同宗），那么他们起源何来？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基因图谱分析？

　　说到底，这是怎样的一群人？！

　　显然，这是一个迷人却危险的课题。迷人在于读懂了他们，意味着你至少读懂了一半的中国商业危险在于，读懂太难。

　　不过让我们试试。

　　从今年六月初开始，我们陆续发出20多份采访提纲，最终成行的采访有13个，其中企业家7位、投资人4位、学者1位，还有一位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富豪榜制造者胡润—他算什么身份呢？曾经的媒体人？始终的观察员？现在的创业者？哈，反正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每个人哪怕外国人都能创造自己的诸多可能。有的受访者是名动江湖，也有的尚不为公众所熟知，我们觉得这是一种不错的平衡。略微遗憾的是所有受访者均为男性。年龄来说最长者66岁，最年轻的只有32岁，正好隔一代。

　　严格说来，这不是一次样本量充足的调查访问，尤其在受访者代表的背后人群可能以十万计的背景下（有关数据表明，截至2008年底，全国规模以上民营企业24.5万个。而我们在此论述的“中国企业家”，是以民营企业家为主体、但不限于此的群体，还包括创建了像联想、泰康这样有相当国有股份的股份制企业的创始人）。为了克服样本有限的不足，我们在与十多位受访者的谈话中，刻意不去深挖他们自身的微观经历（要细节、要具体，本来是《中国企业家》一贯擅长的做法），而是开放式地请他们提供一些观点与看法，包括他们对自己所处这个群体的观察与思考。事实证明，在几个话题领域里，这些不同产业、不同企业规模、不同年代开始创业的企业家，其经验、取向、观点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深层次上体现出某种呼应与一致。

　　原因或许简单，他们都是同一个大时代下同一个大环境的产物。分析其基因，就是观测我们的环境。

　　两类家庭·于连基因

　　先来点不是题外话的题外话。在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上查阅公众人物资料时，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比如打开维基百科乔布斯的页面，你会很容易发现诸如出生日期、国籍、居住地、毕业院校、职业、年收入、个人资产、宗教信仰、养父母姓名、配偶、子女等信息。

　　但是搜索百度百科的人物介绍（尤其是中国人）时情况完全不同，夸张点说简直就是蹩脚的剧本：没有生日、没有居住地、没有父母、没有配偶，都跟吴承恩笔下的孙猴子似的，“别问我从哪里来，我从石头里蹦出来”。比如企业家，你只能看到他一个接着一个的头衔，和他做过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但绝然不会提及这个企业家的“贵人”，也肯定听不到竞争对手和经年老友反目的尖锐声音。不少内容甚至会以第一人称的自我叙述呈现，活脱脱就是“一人战斗天地间”。多漂亮的简历！多强大的选择性记忆！

　　在本次策划里，我们试图：回溯到企业家的家庭与童年。因为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处理模式乃至管理风格，用其中一位受访者—证大集团创始人戴志康先生—的话来说，“都是所在家族甚至祖宗命定了的。”

　　我们通过横比各个企业家的童年生活、家庭背景，试图归纳出这与日后他们创办企业、管理风格之间是否存在着模糊的线性关系。当然受限于样本的规模大小和随机性，以及段落章节间不乏笔者的主观判断，我们得出的结论的科学性是带着问号的。

　　好吧，抛出靶子。在对近10位各个年龄段的企业家完成采访后我们得出初步结论：小时候条件相对优越的，父母的工作岗位是公务员、企业家、学者的企业家，在管理风格上更擅长于资源的整合，人际关系相对柔性、看重沟通，企业经营的波动性小，企业也没有引起过较大的公众争议；而那些生活相对艰苦的，父母以工人、农民、军人职业为主的嘉宾，战略和经营上更具攻击性或赌性，更注重商业模式的创新，人际关系上普遍有凌厉一面，而企业成长过程中也多遇到过比较大的挫折。前者的代表，在我们的受访者里有柳传志、田溯宁等；后者有苗连生、戴志康，当然样本之外的任正非也可以划进此类。

　　但无论前者后者，受访者的家族品格普遍正直，起码公开资料上都没有发现有任何犯罪记录。

　　柳传志

　　柳传志的父亲叫柳谷书，1921年生人。柳老先生1944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法律系，同年联想的缔造者出生。毕业后柳谷书一直在金融机构工作，从小职员做到了中高层。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贸促会和香港中国专利公司管理者。

　　金融的事业是人脉的事业，做人讲究不逾界线，做事强调风险控制，而法律工作者最重要的品质是正直、踏实和服务，但对创新不存在特别的路径依赖。不难发现，以上做人做事的特点都融入了柳传志的血液。柳传志在很多事情上都体现了强烈的风险控制与谨慎意识。

　　同时，相对高层的家庭背景，使柳传志在青少年时期就能接触与了解到一些在当时宏大、光鲜的历史叙事之下的真实故事，后者与当时的一些主流言论形成反差与悖论。这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令人困惑的人事，令柳传志启动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到文化大革命中期，他对主流宣扬的那些东西已开始产生根本的怀疑，但并未声张。这种不盲从的思考习惯，终于在1984年推动他决意离开中科院研究所，开始创业。“在研究所的时候，大家都在做科研成果，都在发表论文，都在争论文名次排序，认为这些事情很神圣，认为日子就应该这么过。可我多少站得远一点来看，觉得有什么意思？有了科研成果、发表了论文，可是只能摆在那里，不能变成东西卖不出去，到底有什么价值？”

　　田溯宁

　　再来看看宽带资本的田溯宁。田溯宁把他为何投身企业从某种意义上归溯于他童年起就有的“不安全感”。他刚在北京出生，父母就调往甘肃兰州，他只好来到沈阳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固然“跟外婆和姨的关系非常好，但为什么父母就不在旁边呢？”童年给他印象最深是“坐火车”、“漫长动荡的旅途”，每次要坐两天三夜，从北京倒火车到兰州去看他父母。再加上姥姥是沈阳最好中学的校长、当地的人大代表，文革开始后，姥姥家开始被红卫兵冲击、抄家，田溯宁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加深。为此，长大后的田溯宁一直都在寻觅人与人间的某种亲密关系，当他在美国学生态学，孤身在德州草场做实验时，他觉得孤独难捱，无法在寂寞单调的科研生活中找到寄托。

　　“当亚信有四五十人了的时候，我每天上班都特别向往。当我和员工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一股非常强大的安全感。父母、姥姥、导师都说我过于简单而社会过于复杂，做公司肯定要吃亏—但我最终意识到，作为创始人我可以去影响企业的文化，让自己和同事从前台到司机都充满幸福地投入工作，这是很强烈的满足感。”

　　讲究人际的沟通、达成情感与理念的共鸣，是田溯宁在长期的企业领导生涯中表现得比较明显的，无论是他在亚信和宽带资本还是国有企业网通当职业经理人期间。事实上，他佩服的两位企业家：柳传志和万事达董事会的Richard Haythornthwaite,都以沟通能力和打造共识闻名。

　　柳、田这类人的特点是，对自己与家族的个人名誉看得很重，注重稳定性，很在意自己与环境的共生与互动，宁肯做事慢一点，也不愿意去伤害利益相关者。

　　虽然被允许，但柳传志对先富起来心情复杂。1990年代中期联想还在中科院计算所小楼里办公，柳传志每天坐汽车上下班时都会遇到骑自行车的体制内老同事。他不愿让对方看到自己坐在车里，就让司机去给车窗贴了膜，也不愿意司机摁喇叭惊动人家。“一定跟司机说你慢点，从他们边上悄悄过去就完了。？？如果我的住房宽敞点，他们到我们家里看时，我也觉得是一种痛苦。”

　　2000年3月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亚信是中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高科技公司。陡增的财富让亚信最大的个人股东田溯宁产生跟柳传志坐汽车相似的财富愧疚：“觉得好像自己的财富、各个方面是国家给你的。”他还觉得像蒙了员工：“我记得亚信那时候有一个口号，把握科技革命的机会，实现科技报国的理想。可最后都变成了上市前要明晰你的股权是多少、他的股权是多少。这个过程让我自己特别难过，我觉得好像是蒙了别人似的：你一个宏大理想，最后变成为田总、丁总（丁健）打工。”

　　田溯宁再次产生了极大的“不安全感”，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召唤下，他选择离开亚信，投身网通。“到网通后这个道德负担我真没有了，反正企业是国家的，我们可以‘明目张胆’把个人抱负和国家使命联系起来。”

　　但田补充：“现在我再回想这个问题，我也觉得那个时候我太幼稚了。”

　　让我们再来看下另外一种童年生活或家庭背景的企业家们。

　　苗连生

　　不久前在世界杯上一举成名的英利集团董事长苗连生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共有兄弟三个先后参军，解放后苗老先生成为铁路工人，上年纪后成为工厂的安全巡视员，做事认真负责，为了查违反作业甚至会在吊车的帐篷里蹲守一个晚上。与内向的父亲相比，母亲的性格明显外向，“1964年特穷的那会儿，她从保定扒火车到邢台，在那里拣红薯片再扒火车回来。”苗1956年出生，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很小的时候成为解放军某部司令员的司机、警务员兼秘书，先后参加了抗美援越和对越自卫反击战。

　　如果在英利待上一天，你会发现这简直像个兵营一样井井有条：早7点，苗连生站在工厂门口迎接员工，然后是集体打公司自创的防身术；午饭时间，他坐在固定位置监督着排队取餐的队伍是否队列整齐；走进高管办公室，无一例外都有行军床铺；车间里贴满了“打响三大战役”、“将胜利进行到底”的标语。还有一件事让他非常自豪：“你在英利随便看，看不到一个人油腔滑调的，都比较踏实。为什么？我会面试所有员工，从高管到保洁员。”

　　苗连生由戎而商的经历与教父级企业家任正非不无相似。任虽然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但由于生活极尽磨难，他的处事方式渐趋“狼性”。公开资料显示，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1931年进入北平民大经济系就读，后与中学教员程远昭结婚，共生育二男五女，任正非是老大，1944年呱呱落地于安顺镇宁县山区。

　　如按正常轨迹，任正非很可能会在知识分子家庭中（后任摩逊成为中学校长）熏陶出温润的性格，但磨砺却接踵而至：先是全家9口人只靠父母微薄收入，只能合用一条棉被，童年的记忆里遍布拮据，到中学长身体阶段又遭遇三年自然灾害。1963年任正非考上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靠一条拼接起来的被单度过了五年大学生活。后文革席卷中国，任摩逊被批斗、游街、关牛棚，生活费只给十元，任正非也在回家探望的火车上被上海造反派殴打，而母亲程远昭的肺结核和耳聋日益严重。

　　有多少人能经历上述艰难屈辱而毫发无伤？如此，“狼性”也许是生存茁壮的唯一出路，奋斗，也成为任正非最为推崇的精神。华为早年，任正非办公室里传说中“五分钟一小骂、十分钟一大骂”与其解读成“暴力美学管理法”，不如看成他在通过一次次强劲的宣泄完成对青少年任正非的心理疗伤。

　　顺便指出，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的童年时代也是极为贫寒，曾经行伍的他也是靠着狂人一般的工作赤诚打下商业江山。

　　1964年出生的戴志康，老家位于离县城40公里，距长江和黄海各20公里的偏僻村庄，全家一共12口人，主要靠父母务农为生，但后来双亲得了肺结核不能下地干重活，他最早的商业经历是从10岁开始的，那时他就会收割庄稼地里的蔬菜拿到自由市场上去换钱。

　　任正非、苗连生、戴志康这样贫寒、颠沛的早年经历，是现在许多45岁以上的中国企业家或者说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它直接给这一代企业家注入的，是一种“于连”基因。万科的王石曾经对《红与黑》中于连“那种不甘于平庸，以个人之力奋斗拼搏的野心”甚为推崇、并为之共鸣。泰康陈东升也提到“于连”与自己的相似处，“只是我不是像他那样靠出卖色相跻身上流社会”，他笑曰，但正经道：“我从1977年连考三次大学，终于考上，范进中举的记忆非常深刻”，因为，“在我心中，人生命运要自己掌握，我对我的命运极其坚定，谁都不能阻挠。”

　　誓要出人头地、坚忍奋斗的基因在他们的商业生涯中持续发酵，就算获取财富后仍是如此。胡润说，从他做富豪榜开始，除了“你到底有多少钱”，还有一个问题是他一直在问的，“既然已经那么有钱了，为什么要继续做下去？”他说，观察华人企业家群体，不管是台湾的还是香港的还是大陆的，很多富豪从不言退，把工作变成了绝对的兴趣。这可能归结于：“他们从出生到成长都生活在机会与资源稀缺的环境里，打拼是其唯一的选择。比如广汇集团的孙广信，他父亲是当年从山东走西口来新疆落脚的鞋匠，孙广信高考未果后去了部队，从那里考上了军校。他在部队里很好强，给自己定的目标是30岁当师长，然后做将军。但两次升迁的机会都被干部子弟顶替掉了。”

　　“中国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其坚韧不拔性、在复杂制度环境之下能够找到缝隙挣扎生长的能力，我觉得都是在全球范围内出类拔萃的。所以我说过，在中国这个环境下能够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能够成长，这一点我非常有感触。”软银赛富首席合伙人阎焱说。

　　传统体制的边缘人、失意者

　　1980年代初，安徽人年广久在中国开出了第一家100多人规模的炒瓜子“大工厂”，带着他的傻子瓜子横空出世，新鲜野蛮，在全国引起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争议。

　　谈及中国企业家物种起源，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王功权认为，“傻子瓜子”是新中国企业家意识萌芽之始。“邓小平拍板说不能抓他，实质上等于把‘剥削’的许可幅度大规模拓开了，中国从经济政策上允许民营企业规模化的崛起。这个时候起，大家开始办工厂、办公司。”

　　本次采访的一位受访者认为，因为邓小平一句话，年广久固然从“犯罪嫌疑人”变“英雄”，但是年广久当时之所以受争议还跟他本人的素质有点关系。另一位受访者甚至直接说，“傻子瓜子后来被淘汰是很正常的，你想一个小学没有读完的人，如果他能成为中国最大的企业家，甚至上是一个joke,是对中国人智力和教育体制的巨大玩笑。”

　　没错，80年代初中期创业者，像柳传志这样的科研所里的知识分子只是极少数，大多数能豁出去、搭上身家乃至性命的是社会的边缘人。（即便柳传志、张瑞敏，用人民大学教授吴春波的话说，也都是在传统体制内没法证明自己的人。）

　　“首先是个人出路问题，”王功权说，“被逼出来的，不得已而为之。原有的体制没有他们的出路，或者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与老体制相容。那个时候企业家想做一个多伟大的企业，想赚多少钱，是不可能的事，就算朦胧想也不敢多想。”

　　但跟前面那位说“joke”的受访者不一样，王功权愿意去盛赞年广久们的勇气。“他们冒着巨大的法律风险、政治风险，拉开了中国计划经济的铁幕，其创业的社会意义大于商业意义，给大家起到示范、启蒙、探讨的昭示性作用。”

　　边缘人创业的现象持续到90年代初，“海南热”是个高潮。民营企业圈老兵、光华俱乐部副理事长向宏现身说法，说“我们当时像热血青年投奔延安一样投奔海南。回过头去看，去海南的是两类人，百分之七八十是劳改释放犯、刑事犯罪分子，所以那时在海南强奸犯、盗窃犯、杀人犯什么都有，少量的是政治边缘人，比如说一直得不到重用的‘老右派’。”他自己就是一个“边缘人”。“六四”前他在体改所，1989年政治风波后，他被拘留关押了一年多，出来后户口从北京打回重庆，“走投无路经了商”，由深圳去了海南。他自嘲，像他和冯仑这样曾混迹于体制、有点墨水的读书人，去了乱哄哄的海南很快就成了海南的精英与良心了。

　　陈东升

　　泰康陈东升是“92派”（即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下海者、股份制公司的率先实践者）概念的首倡者。在他的叙述中，去海南这拨人是92派中的“南派”，以圈地和多元化为特征，而以他（创建嘉德拍卖与泰康人寿）、田源（创建中国期货）等人为代表的“北派”，则寻找空白产业、以服务业与专业化为核心，带动产业发展。

　　但陈东升不可否认的是，即便留守祖国心脏创业的“北派”，也是1989年后在体制内前途受到影响的人，是多多少少的失意者、或前景不明人，总之对政治开始意兴阑珊。

　　但与80年代边缘人的无意识创业、被迫创业不同，这一拨人下海创业中自我选择、主动选择的成分明显提升。陈东升说他不是没有机会继续在体制内走下去，“（如果今天来看，）我创业的机会成本是部长、副部长。做嘉德是我自己主动做的，那时我已经下决心了，觉得创业是最伟大的事情。”“我冲动的核心不是想发财，就是要做出一番事业来。我是带着使命与目标来做的。”他自称，他从不羡慕那些只是做生意挣到钱的朋友同学，他的富贵观是“有钱不等于有事业，有事业不缺钱，这就是富和贵的关系，既富而贵，才是最伟大的。”

　　戴志康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硕士毕业后，去中信银行行长办公室任秘书，不到一年后即于1988年离开中信奔赴海南，折腾一番后于1992年再赴海南正式创业。“我们是从‘乡下进城’（进入大国企）的人，是在原有体系里面边缘化的人，也许排队等20年也能等到一点什么，但你如果不愿意边缘化，不愿意等，你就去做新的东西。”

　　人大教授吴春波认为，与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80年代创业人喊出的“产业报国”口号不同，1992年后的创业者们的驱动力来自拥有财富的愿望、证明自我能力和成就感。“这一阶段的关键词是以人为本，回归到人。做企业和国家没有关系，就是要证明自己。”

　　1992年，景德镇陶瓷学院的讲师鲍杰军带学生到广东实习，震慑于佛山鲜活的市场生机。“反差太大了。景德镇一个企业3000人，年产值3000万。我后来调进的广东佛陶集团有两三亿的年销售额，利润比景德镇的销售额还大，所以跟我太太一商量，很快就过来了。”他对创业之初对钱的兴奋感记忆犹新，“我记得开始的时候93、94年，我们分钱是一个星期分一次，分完感觉很兴奋。”鲍现在是佛山欧神诺陶瓷的董事长。

　　软银赛富首席合伙人阎焱说，90年代后创业的这拨人跟头十年创业的人比，最大特点就是“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从这时候开始，“企业家群体真正成为了能对国民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的群体。”

　　自1992派后，阳光的海归创业客们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登场。1994年，田溯宁在美国创办互联网企业亚信，一年后把公司移植回中国。张朝阳也在这一年带着美国见闻回国，4年后，成立搜狐公司。1999年，李彦宏回国创建百度。由于VC的加入、互联网特点，海归们创业的门槛大大降低、对创始人在内的人力资本的重视陡然提升，这令上一拨创业的陈东升们羡慕不已。

　　从海归们开始，中国的创业者、企业家很难再说是体制的边缘人、失意者了。他们与体制很少甚至素无瓜葛，不管是内心口头的抱负，还是热衷探讨的话题，都开始降落到“地面”，回到正常的商业范畴。

　　汉庭董事长季琦是80年代的大学生，承认自己心底仍有那个年代留下的理想情结，但不认为这跟他当下的商业有什么关系，不举产业报国或使命大旗。“创业之初，我希望挣钱，我希望改善生活，我希望有自己的生意。都是很近的理想，一步步慢慢做，每上一个台阶看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再为了那个目标再努力，努力完了再往前看。”季琦们对创始企业的控制欲要淡许多。1999年，季琦从美国回国，与梁建章、沈南鹏、范敏创建携程网；2002年，在携程发展正顺时从携程抽身而出，创办如家连锁酒店；2005年，又转而创办汉庭连锁酒店。同年组建力山投资公司，在商业地产上寻找投资机会。

　　“我们这样的企业家从一开始就不是靠这个（体制）来起家、吃饭的，我们都是靠风险投资，靠市场本身了，我们没有必要跟政府寻租，我基本上不应酬，不会说为了看你哪个官员的脸色吃一个饭，不需要。”

　　但头20年“要么在体制待过，要么受过体制创伤”（阎焱语）那拨人的气质与基因，仍在相当程度上把持着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气质与基因。为什么？阎焱说，“中国企业目前基本上还是第一代创业者（编者注：阎焱这里指的是”创始人一代“，比如柳传志和李彦宏均属”第一代“）在主掌企业，这一代人是不可改变的，只有当他们死亡他们的特征才能消灭，第二代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特征，我觉得从理论上说应该会。我是进化论的信仰者。”

　　不安全感与对权力的依附

　　进出过多家民企的向宏自谓是民营圈里的“介入式旁观者”、“失败者”。见识过多家民企烈火烹油花团锦簇继而又风云流散，他对90年代中期以前创业的那批民企的基因体格表示悲观。“这群人是有缺失的一群人。要么是道德缺失，要么是能力缺失，总是有问题。也许因为我是失败者，所以看问题可能更悲观一些或者说更苛刻一些，这群人首先不可爱，更不可敬，只能远观而不能近看。”他用他的逻辑解释：“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所有特定环境制度下的企业家们只能拥有病态的人格背景，否则他就做不起来。他们早期的发家，都是在企业伦理关系错乱甚至反动的背景下，因为自觉或者不自觉把握住这个社会某个主旋律，就做起来了。什么主旋律？就是与权力之间的交易关系，哪一单交易对了，把权力出卖给他的人侥幸没有出问题，于是他就修成正果了。”

　　阎焱用相对平和的心态来看待此问题。他认为，解读中国企业家群体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独特性的前提，是认清它的孕育过程和历史根基。“从1949年到1976年，完全是国营的，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实行全部垄断。中国民营经济是在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开始的。这种出生背景对于后来的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产生、行为和决策机制都有巨大影响力。”

　　他认为寻租现象是任何国家在体制改革时都会遭遇的。“无数个个体的寻租行为合起来，一个社会因此而无意识地完成了一些民营企业第一桶金的资本原始积累。这跟英国的圈地运动没什么差别。”

　　但向宏不认为企业家的“原罪”只是“第一桶金”、某次贿赂而已，他说在权力重度参与资源配置的情况下，权钱交易是一个持续过程，可以说“原罪”由于持续时间太长，基本成了那个年代的做企业人的普遍行为。

　　但包括向宏在内，几乎所有接受我们采访的人都觉得现在再探讨中国企业家“原罪”问题已没有意义，且不在重点。

　　“原罪不是背负者的原因，是上帝带来的。”（吴春波）

　　“我认为企业家只是一个‘被动责任’。”（王功权）

　　苗连生说，“过去的30年，第一，不是真空，第二，人们不能拿一种模型去套。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第一代企业家这些人付出的代价之大、之难，简直到了你们都不知道的地步。政府当时制定的政策就是先污染后治理，当时政府本身法制法规不健全，一条马路没划黄线白线让你跑，你跑不跑？你敢不敢跑？当时就是这种情景。”

　　王功权认为，资本与权力、体制资源的接近乃至结合是从90年代开始的，“在80年代，企业与商业有没有资格存在还是个问题，哪个官员敢结合？”“从政府把GDP的考量作为各地方政府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开始，同时传统国营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改制、或者异化，所谓‘权贵资本’的形态出现了。”

　　“如果说企业家阶层是改革开放的利益受益者，实际上在这个阶段是表现得最猛烈的。”王说。

　　这也是万通冯仑那个著名论断：“野蛮生长”的开始。

　　但与老朋友冯仑的观点不尽相同，王功权认为民营企业实际上是在野蛮的环境中寻求“文明生长”，“否则你没法解释为何在野蛮生长的环境中，后来走出一批优秀企业”。

　　平时在VC身份外还频频呼吁公民权维护、显得颇为激进的王功权，对权力与商业结合这个问题的判断反而较他人审慎：“从整体上来说，这个问题是没有恶化的，但在有些依靠公共权力分配资源的领域、比如房地产出现恶化，也就是说权商结合出现结构化的特点。因为中国经济整体上市场化程度在提高，更多的企业可以不依赖跟权力的结合，而通过市场化的运作获取成长。”

　　“除了极少部分企业家会热衷依赖权威资本来发展，绝大部分人不会、也不可能这样去做，我不认为这会成为广大企业家群体共同的一种价值取向。”他认为绝大部分中国企业已经找到了不依赖权力结合来寻求发展的道路，比如“我看不出来鼎晖这样的资本和我们这样的资本投资绝大部分的企业，多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与权力的结合。”

　　但王功权同意这样的说法：中国社会给企业家群体没有彻底的安全感，以至于他们现在个个把家放到国外，甚至移民。“即便很多的地区政府在招商引资、扶持企业发展，甚至给企业很多优惠政策，但政府从来就没有彻底放弃对中国民营企业本能的防范和担忧，甚至是歧视，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是一个利用性的‘允许存在’。”

　　中国企业家由此产生的安全感缺乏，在阎焱看来，是导致他们对企业制度管理重视不够、短视、投机、吃速食打快枪的一个原因，“都想一两年内赚钱，很少有长期一步一脚印的文化。这一点，中国企业家和日本企业家差距特别大。”

　　阎焱感慨，“在政府无处不在的环境下，一个中国企业家要成功，不仅仅需要商业智慧，而且需要应对政策与制度的智慧，怎么样在盘根错节的制度条件下，去打擦边球，利用政策的空间，成长起来。就算互联网企业、新兴企业家，大到一定程度，也不可避免（面临这个问题）。”

　　李舸1978年出生，创办了豆捞舫和马良传播两家服务型企业，他不断磨砺自己在产品、经营层面的功力，但他现在觉得自己除了关注经营，还缺点什么，缺生存智慧、缺对包括政治在内的更复杂、宏观命题的把握。“我现在是没涉及到跟政府打交道，真正涉及到的时候你认为我会判断清楚吗，我不觉得。”“你看阿里巴巴、腾讯长到现在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李书福去购买沃尔沃，背后是什么？地方政府有不少支持。这是什么概念啊？台上的企业家成天教那些年轻人教的是什么？自主、独立、阳光—但他们自己在干嘛？出路是什么？！”

　　李舸相信市场，但他对规则背后的政治有隐约的敬畏。他担心自己有天会遭遇未知的非市场风险。他迫切想从柳传志们身上学到点什么。“我想知道他们当初，比如他亏钱时咋亏的、倒霉到底是怎么倒霉，是得罪哪一些人了。现在我看到的他们简直是完美的，但怎么可能是完美的？我想知道这些人犯了哪些错误，这是对我帮助最大的。”

　　“但是他们在媒体上不会说这些，我学不到的，他们现在说的那些会给我们带来误导，让我们以为成功就是那些，就是要很透明。”

　　“我没法让自己有一个（脱离社会现实的）完全独立的价值观，我还是希望安全为先，然后企业做得长久、赚大钱。”

　　阎焱说：“作为政府真的应该反省一下，怎么能够把中国这些最优秀的人才长期留下来，而且让他们对中国未来真的有信心。现在中国虚假的东西、皇帝的新衣太多，大家都在一起说假话，在中国做到企业家精英级的人物，很多都具有人格的双重性甚至多重性，在人前阳光、慷慨激昂，但私下里、内心都是不放心、不信任，有很多阴暗面。”

　　“你认为黄光裕为什么要费尽财力去编织一个权力关系网？为什么要这么做？”采访中，欧神诺陶瓷的鲍杰军向我们发问，“他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如果他没有受伤害的风险，他为什么非要花上亿元去编这个？这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因为鲍杰军刚出版的《现代企业逻辑—基于企业家需求的角度》与他相识。鲍先生既是白手创业的企业家，在理论层面对中国企业与企业家逻辑也有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现在中国企业家跟国外企业家比有什么难？难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不确定性，灰色地带比较多，从市场到税务，种种不规范不确定，不保护创新，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很大。邓小平一开始讲‘摸着石头过河’，这就是一种最大的不确定性，当然反过来这也是一个机会，因为乱世出英雄嘛，只要有不确定性在你就有机会。但当你想把企业做得更规范、稳定，或者规模更大时，你需要稳定性而不是不确定性，就像从打江山到坐江山对革命党和执政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鲍杰军说。

　　“所以这一代中国企业家既是这种不确定性的获利者同时也是牺牲者？”记者问。

　　“对，也是一个受害者。”

　　但这个时代好像还轮不着企业家成为最需被理解的人、最能够被理解的人。中国企业家的逻辑基本上还是一个小众逻辑，就算这些年来他们以财富拥有、价值创造而为普通公众知晓、欣羡甚至效仿，但大量知晓、欣羡与效仿他们的人对企业家内在的尴尬与窘境，所知其实有限。鲍杰军在出版了他那本以企业家视角审视企业发展逻辑的书后，他70多岁的父亲写信给他，很生气地反对他全书的立论，认为他是在为资本家说话，“你作为企业家应该更多考虑劳动者的利益，写一本为劳动者说话的书。”

　　去魅化与“本位”诉求

　　“企业家的价值有点被高估了。”证大的戴志康“玩”资本，但对资本惟利是图的倾向始终保持某种批判能力，“有些所谓的改革家和企业家们，太自以为是了，以为改革开放30年是我们这些人干出来的，真正干的是劳动人民，是几亿农民工！这一点连美国人都看出来了。”

　　“英雄”情结、“帝王”倾向，在那些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台上台下的表现中并不鲜见。

　　“中国企业家很多都是喜欢我说了算，因为我是这个企业的founder。”阎焱说，“我觉得可能不光是中国，全球企业的创始人所在年代都是个人英雄的年代，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马克斯·韦伯说过，权力的基础有几个：要么传统、要么个人魅力、要么制度，等等，创始人一般都是个人魅力极强的人。”

　　曾经在牟其中南德集团工作过的王功权，至今仍对老牟浓厚的个人魅力与权威感记忆深刻，也谈到牟其中是一个急于用企业来改变社会的人，“把一些企业行为政治化，让人感觉他好像不单在做一个企业，还有一些其它目的。”

　　“但从我们现在投资的角度，我并不是特别在意你是不是一个振臂一呼万人响应的领袖，我们更在意的你是不是人品好、是不是不把公司钱当自己钱、是不是能够带领一个团队工作。”投资者阎焱对企业家特质要求的转变，跟VC/PE所投行业的转变有关系。“如果一个生产型企业，你可能只要一个君王就够了，但如果你是一个互联网公司、服务企业，你就要看你是不是有一种机制让所有有创意、有贡献的人，都能得到回报，这个成了比企业家个人魅力更重要的事。”

　　不止因为行业变化，随着新创业者教育与成长背景、阅历视野，以及社会公众预期的变迁，更多的新兴企业家乐得让自己走下“神坛”。他们不愿给自己披上“英雄”外衣，反而愿意享受“平民”式富人的生活。

　　季琦说：“我的生活跟平民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我的车不是奔驰宝马；我住的房子是公寓房不是别墅；我是坐头等舱，但是是为了出行效率更高，比如赶早班飞机能有更多时间休息，再说现在头等舱也不是什么奢侈的东西。”事实上，季琦坐头等舱需要他个人掏比经济舱多出来的钱。“公司为我提供头等舱不过分，但我觉得我一个做经济型酒店的董事长，不应该这么做。”据他说，在汉庭，任何人要坐头等舱都需CEO特批。

　　季琦在新浪开有博客，更新频率还挺高，写的内容从商业到社会都有关心。但他同时又强调企业和企业家的独善其身。“我的博客可能也就几千人看，如果这些人能够改变想法我觉得就可以了，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我觉得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把自己事情做好是我们企业家应该做的，如果过多去指点江山可能效果恰恰相反。”

　　更年轻的创业者李舸正是汉庭的客户，“我出差住汉庭，自己出去玩也住汉庭。我觉得在酒店就是一夜睡六个小时的觉，要花八百多块钱住四五星级饭店没必要。把钱花在易耗的消费品上是种浪费。”他第一次创业成功后，住的是毛坯房，买车用按揭。

　　“我的财富观就是日子过得很舒服就够了，如果只是赚钱我没有这么大的工作动力。我希望名利双收，主要是希望通过创造财富被认同，不能被认同和赞赏的话，这个钱的意义就不大了。”

　　王功权在投资中接触到的最年轻的创业者是19岁。他觉得如果一定要找出新生代创业者与老两代企业家的区别，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对于自己“社会责任”的理解。

　　“受毛泽东时代影响的企业家过多的考虑企业行为跟全社会的关系，以及企业所承载的社会使命。19岁的年轻创业者不太想这些，他们考虑就是我企业本身的成长和个人的事业前途。他会把自己的事业和志向变得很具体，而不去考虑企业对整个社会的改造。我不认为这表明新生代没有社会责任感了，我认为这是他们定位更清晰、更理性，不会把企业功能赋予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王功权说。

　　“（在此之前），很多企业家试图为解决社会问题、改造社会做一些工作，这种愿望和冲动现在还看不出衰减的态势。”王功权是对这种心态与现象坚决的反对者，“我支持企业家个人去做公益、参与社会改造，坚决反对企业来做。企业第一位的事，是要给股东、给员工最好的回报。”同为投资人的阎焱也是此类观点的拥护者：“商业就是非常简单的事，不要把很多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强加到上面，中国现在经常把政治概念与经济概念混淆、把经济概念与社会概念混淆。”

　　柳传志是老一辈，但熟悉柳传志的人都知道，他是“企业本位”坚定的信奉者。“改革肯定要和一些不公正行为做斗争，但你如果为这么一点斗争牺牲？？我的任务是把我的企业做好，通过把企业做好来表现出改革开放的实质内容，（斗争）那不是我的事。这么一想我也安慰了我自己，也觉得我人依然正直善良。”

　　陈东升对未来中国社会呼吁两件事，一件是坚定建立法治社会，第二件是要走小政府大社会道路，即把经济还给市场、把商业还给企业、把企业家精神还给企业家。

　　他说，中国经济过去30年最大的成功原因就是政府主导了经济，以至于经济效率提升很快、GDP猛增，但是中国没有出现大批很好的企业。“政治家错位，政治家也有很强的企业家精神，政治家像企业家—不论评价好环，这是个历史事实—推动了GDP增长，但抑制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或者说企业家精神太泛滥了。”他说他现在做泰康信奉两个原则：一个以虔诚之心走专业化道路，二是绝不跟政治沾边。

　　“我希望社会每种角色各就各位，教师就该站在讲台上把学生教好，不要揣着手机做生意；法官能把案子判好；政府从经济资源分配领域退出去；企业家把企业搞好；权利该归人民就归人民。我们不要一出什么事全归结为社会问题。”王功权说。

　　戴志康可能是此次受访者中的另类。他质疑：企业怎么可能把社会功能全部剥离，只是成为纯粹的牟利机器？他认为，如果这样，企业与社会的摩擦力会很大，企业家必须把社会功能有机、合理地融入企业实践中。“企业家一定要有自己的社会理想。”他的偶像是清末民初热衷以商业之力改造社会的张謇。“跟张謇同时代的有多少有钱老板，过了100年再来看，谁是真正有意义、能超越时空的？只图赚钱的企业家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人物。”

　　“我们这一代是想把自己的底子打得好一些、做得更踏实稳定一些，钱赚得更多一点。”欧神诺董事长鲍杰军说，“谈到要为社会承担什么责任、或者让社会对企业家有多强的认同感，我觉得这需要一个过程，也许到我们的第二代，这些愿望才可能发生。”

　　季琦说，“我们的思想和价值观是在1980年代的大学里形成的，那些理想主义的东西我想一辈子可能都难以改变和放弃，但是那个理想主义已经藏到心灵最后面去了，也许一有机会就爆发，但我们当下的考虑往往是功利和实际的。”“中国企业家离‘慈善’的境界还很远，无论是财富还是心境。我对慈善的理解就是：独善其身。”

　　戴志康今年46岁，鲍杰军今年48岁，季琦今年44岁，再过一个25年—2035年时，他们各自的想法、处境与诉求，较今天的他们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届时的中国、中国商业与中国企业家阶层，又呈现为什么样的性状特征？

　　采访中，企业家们纷纷表示相信“命运”弄人、造化弄人。

　　“我很深刻地感受到了命运的力量。我是学生物的，然后到了德克萨斯，一个人在草场上做研究，仿佛一眨眼的功夫，我就做起了互联网，成为中国首家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总裁？？那天我和陈东升聊，我说1978年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或者说1981年我刚上大学那会儿，哪怕用最异想天开的方式猜自己未来，恐怕也想不到自己的今天是这样状况，在中科院读研究生那会儿我甚至认定自己这辈子很难能拥有一辆轿车？？我经常觉得自己非常不安、极其渺小，感觉现在的事业和生活不是自己怎么样所得来的，而是有一个安排，有一种力量在推着我往前走。”田溯宁告诉我们，他相信努力和成就之间并非线性关系。他引用了李白《日出入行》的中间段落：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他说，连李白这样豪情万丈的诗仙，到晚年都会膜拜自然命运的伟力。

　　“你觉得你们这代人以后会很平稳地过几十年吗？”当我们问柳传志关于中国企业家的群体“宿命感”问题（比如100年前那批新兴民族实业家群体夭折）时，他没有直接回答他有或者无，倒是反问我们这么一句。

　　接着，柳传志说，“我觉得我自己在正常情况下安全靠岸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但对于企业来说—就像一堆蚂蚁在运一个小馒头渣，大家很努力在那搬啊弄啊，一个小孩淘气拿一碗水一浇，蚂蚁们就被冲散。整个地球在宇宙里就已经很渺小了，我们真的是比蚂蚁还微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