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对峙中的哲学范畴
文/范海辛
每一种价值观念中，都体现着不同的哲学理念，观念的对峙当然也不例外。但对于网上争论激烈的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的对峙中，这些理念究竟属于什么哲学范畴，我以为一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里谈论的是我的看法，欢迎不同意见的批评指正。
【一】
首先谈谈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
所谓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我以为就是超越地域、种族、阶级、文化并适用于世界全人类的一种具有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具体说来就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博爱、宽容与和谐等诉求，将其概括，可称为正义。普世价值应该说从人类文明早期就蕴含在各民族的文化观念中，但是形成比较系统的观念、上升为一套理论，还是起源于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罗马法复兴为标志的“3R”运动，其后又经过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一系列现代化运动的激荡、促进，普世价值最终于二战后形成。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普世价值最后战胜极权价值，终结了人们对于普世价值怀疑的这一段历史。也就是说，普世价值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非常晚近的一种观念。
二战之后形成的普世价值曾经遭遇了种种挑战，最为强劲的挑战来源于种族主义与阶级主义（又称“阶级论” ）。南非与美国，都有一批种族主义者，认为黑人与白人天生不应平等，他们秉承早期阿拉伯与欧洲国家奴隶主的观念，甚至怀疑黑人是否是人、是否具有灵魂。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拒绝普世价值，认为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人性（阶级性），因为人是被经济与物质决定的动物。所以他们也反对普世价值、反对人权法治等这一系列现代性的观念。
我们如今处于后冷战时期，因此有了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的对峙。这一对峙不过是冷战的延续，但在形式与程度上与冷战时期略有不同。
中国是从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分化出来的一个国家，因此在意识形态的核心层面没有放弃马列主义，但通过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又程度不等地吸收了传统价值与普世价值中的一些元素，形成了一种新的被称之为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这种与普世价值对峙的价值就是：国家高于人民，集体高于个人，主权在官，官为国主，民为国本，官贵民贱，尊卑有序，外媚内压。
这套新的价值体系在与普世价值的对峙程度上，也较冷战时期有所缓和。冷战时期中国对外对内都是崇尚斗争反对和谐，主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现在则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他们认为普世价值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只适用于西方世界，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或者说，在对峙的程度上，冷战时期的中国是取攻势，现在是取守势。
【二】
我们先不去评论这两种价值体系的是非优劣，而是来看看二者的这种对峙，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哲学范畴。
即使对西方哲学不甚了解、只要接受过马哲教育的人都不难看出，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二者之间的对峙应属哲学上普遍与个别的范畴。我们常说的“西方那一套”其实只是一个综合的抽象概念，犹如“水果”这个概念一样（你只会吃具体的梨、苹果等，不可能吃抽象的水果）。具体而言，法国、德国、美国，各国的政治法律制度都不同，甚至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对欧美日各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理念进行综合归纳后，我们发现“西方的那一套”都符合上述的普世价值。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说，民主自由等理念，是普世的、一般的。
反对者会说，你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概括、抽象出来的是资本主义的“西方的那一套”，是维护剥削制度的意识形态。对此的指责，我要回答：普世价值不仅是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还是除中国与少数国家（朝鲜、越南、古巴等）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尊崇或至少不反对的价值。如果反对者继续辩解说，这些国家都是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属于依附美帝的“各国反动派”，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不理这种观点，因为这就是已经被证伪的马列主义阶级论的陈腐观点，是中国在文革中曾经坚持的世界观、外交观。
现在的中国御用学者如果继续以阶级论来为中国特色辩护，那将陷自己于非常被动的地步——很可能置国家统治集团于不仁不义的境地，引来领导的愠怒、毛左分子的抨击。于是聪明乖巧的体制内学者基本都以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来为中国特色辩护。
这些体制内学者当然不能同意二者的对峙属于普遍与个别的范畴，他们认为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对峙，属多元文化范畴，各种不同文化应该和平共处、和谐并存，求同存异，双方做到“井水不犯河水”。
如此一来，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的对峙究竟属于哲学上何种范畴的问题，似乎陷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僵持局面。如何突破这个僵局？我们不妨进入从多元文化这个范畴，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文化是区分各民族的最重要标志，如果“西方那一套”与中国特色真的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那么网上要民主自由的人的确是在瞎胡闹，是中了西方反华势力的圈套。但事实是否如此？马克思在20几岁写《共产党宣言》时认为，他从西欧历史中发现的阶级斗争具有“普世”的意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到后来为撰写《资本论》而研究人类学后才发现，所谓“普世”的阶级斗争实际只是西欧这个局部地区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连东欧都不适用，因为东欧地区的俄罗斯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一种包含着原始共产主义与奴隶制的生产方式），遑论新大陆土著居民以及中国印度非洲了。由此看来，发源于欧洲的所谓“普世价值”会不会犯了与马克思同样的错误？
文化人类学是专门研究文化的一门实证科学。要研究不同的文化，必须建立文化模式，否则研究无法进行。美国学者露丝· 本尼迪克特建立了文化模式（cultural pattern）的理论，并有专著《文化模式》（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王玮译）。依据她的文化模式的理论，她撰写了《菊花与刀》这本文化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二战末期，她接受美国政府委托，着手对日本文化模式与国民心理进行研究，以便为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令人称奇的是，她并未去日本进行实地调查，仅凭对日本侨民和战俘进行的访谈和问讯，提出了日本文化是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耻感文化，而西方是罪感文化。正是基于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成果，美国政府制定了与对西德完全不同的政策，成功地完成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民主化改造。
所谓科学，必须具有根据已知预测未知的功能，否则不能称为科学，只能称为学说（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就是一例）。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就是一项成功的预测。而这一预测的理论，就是她建立的文化模式理论。
根据我国文化学者衣俊卿（现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长）的研究，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分，最基本的文化模式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西欧文化属于理性主义文化模式，除了这种特殊的文化模式外，所有其他民族的文化都属于经验主义文化模式 。普世价值是从理性主义文化模式中成长起来的一种观念体系，也可以说是其文化的核心，这种观念体系导致了西方的富裕与强大，因而具有强大的穿透力与征服力，所以被称为普世价值。这种情况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唯物史观不同，阶级斗争理论的普世性是自吹自擂，一经实践检验即告破产，而普世价值是在获得成功、通过证伪后才被纷纷仿效、遵行的。普世价值是否具有普世的功能，已在东方亚细亚社会获得成功，实例就是日本、韩国、台湾，香港与新加坡则是接近普世价值的一种文化亚型。
要区分文化的异同，首先要回答什么是文化？目前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文化是人类存在（生活）的方式，或说文化乃“人化”。牧民有游牧文化，农夫有农耕文化，其次还有渔猎文化与工业文化等等。
讨论至此，似乎更说明了多元文化范畴有道理，但是且慢，导致人类不同文化的乃是不同的自然条件与人类特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无论血液、肤色、文化如何不同，毕竟存在着同一性，不同种族的人类不但可以互相通婚，而且他们的混血后代仍旧具有正常的生殖能力。也就是说人类具有大同小异的特点，现代基因人类学也证明了，当今世界所有人都是一对夫妻的后代。
如果要证明世界并无普世价值，那么必须证明不同文化的人之间没有同一性，是完全不同的生物种类。
普世价值是一种从西欧文化中发展出来的价值体系，何以在二战后被认为是普世的呢？就应为这种价值体系与人的本性、本质高度契合。证明这种契合的不仅来自发达国家的现实，也来自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追随与仿效。
因此我们又不得不涉及人性或人的本质，那么什么是人的本质？有没有超越阶级、文化与血统的普遍的人性？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定义，具有重要影响，是我们中国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无法回避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马克思那个年代，阶级关系是人们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因此人的本质就容易被理解为人的阶级性。到了当代，人在文化、民族上的关系又超过了阶级性，因此人的本质又被理解为民族性、地域性。在人性表现为阶级性的年代，工人阶级代表了最大的善，资产阶级代表了最大的恶；在民族性高涨的今天，爱国成为人性的基本表现，而族奸（汉奸、俄奸）则成了反人性的表现。
马克思的原话究竟是怎么讲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见《马恩选集》第一卷P.56,人民出版社95年版），马克思这样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严格来说，马克思的这一定义很滑头。什么是事物的本质？我以为，事物的本质即该事物为其自身而非他事物的规定性（A之为A而不为非A的规定性）。这里我们要注意两点：1）事物的本质是不变的，是导致其变化的根据与原因；2）事物除了具有抽象的不变的本质外，还具有无穷多的其他属性，我们感觉事物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就是因为一事物具有许多其他属性，这些其他属性是事物本质在与其他事物发生关系时的表现，称事物的从属属性。事物的这些从属属性能为我们感知。但是事物的从属属性不等于其本质（属性），因此，你不能以事物的从属属性或现实性（表现为）等概念来取代本质。
水的本质是什么？水的本质就是H2O。它表现为为无色透明，但这不是水的本质，只是其本质在某种条件下遇到可见光表现出来的从属属性。世上如无可见光，水就没有这种属性。马克思的滑头在于，他把水的本质规定为水与其他事物关系的总和。从逻辑上，你不能说他错误，但在实践上，如此定义等于什么也没说。为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把人的本质规定为劳动与实践，在其后几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的本质又变为人的需要。
在此，笔者郑重向诸位推荐一种全然不同的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德国人类学家米切尔 兰德曼（Michal Landmann 1913－ ）在其代表作《哲学人类学》一书中，将人的本质定义为“不确定性”或“非特定化”（“人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人的生活并不遵循一种被事先确定的过程，……自然只完成了人的一半，另一半留给人自己去完成。”引文见该书P.7，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第二版,下面引用该书只注明页码）
非特定化（unspecialization）是针对动物的特定化（the specialization）而言的，动物都是被自然界限定的、决定的、完成的，因而动物在自然界没有自由，它的行为均由本能所控制。人的器官在各方面都不如动物，人的牙齿既非食草也非食肉，人类的后代从出生到成年要经过漫长的时间，因此人只能运用自己的大脑，通过自己的创造、超越来实现自己。
传统的人类学研究都把人分成生理与精神的两方面，因而有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两个分支领域，而且这两个领域并无内在的有机联系。但是兰德曼吸取了阿诺德 格伦（Arnold Gehlen 1904－1976，德国人类学家）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将人的生理与精神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研究，从而揭示出了人的本质在生理上的基础。
有人以为自然界虽然未能给我们如野兽般强壮的肢体或如啮齿动物般繁盛的生育能力，但自然界给了我们大脑，这似乎弥补了人的不完善，实际并非如此。现代人的脑容量是猿的3倍，但在我们的古猿祖先不得不从树上下来行走时，它们的脑容量与仍旧在热带雨林中生活的表亲是一样的。脑容量的增加，是我们祖先自行选择的结果，而非自然界的赐予。
美国一位心理学家（理查德 科斯，加利福尼亚大学）最近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他认为人类祖先走出非洲丛林时，并不是手拿长矛与飞镖的猎人，而是诚惶诚恐的猎物。人类进化是被大型食肉动物逼出来的。因为科学家在南非发现了许多距今100－300万年前的野兽巢穴，里面发掘出324只狒狒和140只南方古猿（人类祖先）的骨骼化石，其中不少化石上都有大型食肉动物留下的齿印或爪印。
人的非特定化，使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如动物。譬如游泳，几乎所有的陆生哺乳动物天生都会游泳，而人类作为哺乳动物的一员，至今已丧失这一本能。游泳是人后天需要学习才能掌握的能力。有的人可以游得比陆生哺乳动物更快、更久，有的则始终不如猫狗的游泳本领。
从听觉上来说，蜥蜴能觉察最轻柔的声音，却对附近手枪的射击声毫无反应。听觉对鸟儿非常重要，鸟儿听觉器官内的纤毛细胞在损坏后能够再生，而人的纤毛细胞就没有这种能力。
因此，兰德曼认为，“人的非特定化是一种不完善，可以说，自然把尚未完成的人放到世界之中；它没有对人作出最后限定，在一定程度上给他留下了未确定性。”（P.192）“然而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是说人的不确定性仅仅是一种缺点，某一天人可能会获得确定性。而事情并非如此。”（P.7）
不确定性在兰德曼看来是人类的一种优点，“这是指，首先，人能够决定他自己的行为方式，即他是创造性的；其次，他之所以能这样，就因为他是自由的。”（P.192）他进一步解释道：“人只有缺乏特定化，才符合他的‘本性’。 ……特定化对他没有用，只会烦扰他。”（P.168）
人的本质是“非特定化”这是人类学的说法，翻译成哲学的语言，这个非特定化就是自由。马克思也曾经赞成人的本质为自由的这种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观点。
正因为人具有共同的、不变的本质，所以普世价值才能战胜种种其他价值，使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的对峙，成为哲学上普遍与个别的范畴。从这个范畴来看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我们就能明白，普世价值并不等于全盘西化，这实际是一个西体中用的问题，类似于当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可以中国化，何以比马克思主义更先进的普世价值就不能中国化？
【三】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为何西方的理性主义文化会孕育出与人性高度契合的普世价值而东方文化不能。
我们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动物都是经验主义者，这方面的例证就是著名的巴甫洛夫的狗的条件反射实验。动物都会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归纳，从而产生联想、建立条件反射，但动物不会抽象、分析与演绎。而抽象、分析、演绎，正是理性的功能。在上古时期，居住于世界各地的人类都发展出了大同小异的经验主义文化，唯独在地中海东岸的古希腊地区，出现了一种反经验的文化，这就是以追求真理为特征的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同时，古代各民族都是多神教，唯独在地中海东岸的希伯来民族，产生了一神教。这两样东西再加上古罗马的法律，形成了西方文化的三大支柱。普世价值就是从这种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中产生的。
中国文化属于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在1840年与西方的理性主义文化碰撞之后，曾经诞生了李鸿章的中体西用说，以抵抗西方价值的进逼压迫。在经过了对马列主义失败的模仿后，现在我们又回到了李鸿章的时代。类似中国这样的情形，在世界上并非首创，而是一种反复发生的普遍现象。
《南方周末》2000年4月7日24版有一篇标题为《洋国粹派》的短文（作者刘洪波），现不厌其烦摘录几段于下：
“今日德国，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吧。历史地看，比起英法等现代化‘首发国家’来说，德国也曾是‘后发国家’，也有‘国粹派’的，哲学家费希特就很强调日耳曼文化、制度和风习的特殊性，并一把揽起拯救人类的使命：‘吾人无疑系人类完善根基之所系……倘吾人失望，人类必随吾人而堕之’，这论调与‘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希望’相差无几。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有过‘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激烈论战，比起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新青年’与‘国粹派’的论争来，并不见得和缓。西欧派主张应当沿袭彼得大帝学习西欧的道路走，使俄国赶上文明潮流。斯拉夫派立场坚定：每个国家都体现了其特殊的民族精神，俄国与西方的区别是根本的、内在的区别，反映着民族精神上而非进步程度上的重大差异。人类的未来属于俄罗斯文化，他们歌唱：‘啊，时不我予，整个西方覆披了寿衣，其暗愈益深沉……听命运之呼唤，在新的光灿里跃出，醒来吧，沉睡的东方！’
“在1854－1856年那场败于英法两国的克里米亚战争前，斯拉夫派宣称：赞美自由民主制度的俄罗斯人‘将被迫承认强有力的、指导一切的专制制度是保证民族伟大的唯一手段’。而事实却正如西欧派在战前那被斥为‘俄奸言论’的话所预言：‘我们不能以我们广阔的领土和无数的人口来对付这场战争。……欧洲唯一得到的一点安慰是，俄国将通过这一经历学到今后对它有用的一课。’
“奥斯曼帝国面对近代文明采取了一种举国站在‘国粹派’立场的资态。在此之前，他们已经‘阔过’了，何况近代文明是异教徒的东西呢？所以，凡是有关基督教欧洲的东西，‘官吏和学者就看不起，示以轻蔑和傲慢’。”
为何会出现日耳曼、俄罗斯、奥斯曼与中国这种以个别经验对抗普世规律的现象？这必须从对经验主义这种思想方法的分析，找出其原因。
我认为，文化观念或意识形态内部是有结构的，这个结构可分为两个部分，居于核心的是价值观部分，另一部分是实现价值观的方法论部分。
价值观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犹如“道”与“理”的关系。我们平常所说的“道理”实际包含着两个不同的概念，“道”是价值，“理”是方法。
什么是价值？就是目标、方向。方法论则是实现目标与方向的方法与手段。按我们的想法，是价值决定方法，目标决定手段。我要翻山、我要渡海，目标方向不同，方法手段也会不同。但是在价值观与方法论的关系上，却正好相反，不是价值决定方法，而是方法决定价值。
之所以东西方会出现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在于东西方迥然不同的文化模式。一种文化模式首先清晰的是它的思想方法、认识方法，而不是它选取的价值观念。西方的价值观念——普世价值，不是一开始就清晰的，而是通过试错、通过摸石头，在经过两千多年的流血之后，于最近几十年才最终确定下来的。但是西方的思想方法与认识方法，却是从2000多年前就基本确定了的。
那么价值观与方法论的本质又各是什么呢？方法论的本质是社会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具有实然性、禁令性的特点。它会告诉我们不能干什么。譬如，你不能造出永动机，你不能长生不老，你不能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拒腐蚀、永不沾”等。但是“理”，或说这些自然、社会的规律，永远不会告诉我们应该去干什么。只有价值观能告诉我们应该干什么。
“道”的本质与“理”不同，它不是一种实然性的东西，而是一种应然性的东西。或说是人民的意志、人心的向往，具有抽象性和先验性，也因此而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因而，用实然的经验归纳法，我们永远归纳不出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道”来，只能有带着偶然性与个别性的“道”。这是一种“伪道”。
经验主义认为，只有感觉到的才是真实的。人只能在自己的经验或体验的世界中找到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和道德伦理的本源（按毛泽东的说法是，从实际出发，从存在的问题出发，不能从先验的概念、理念出发）。脱离经验的先验理性是虚妄的、不真实的，只会导致错误。因此在实然的世界中，他们只能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看不到应然性的东西。经验主义的价值就是从这种实然中产生的——人的动物欲望及现实的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在经验主义者看来，君子与小人的差别是万世不易之理，因而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君子代表小人的利益，小人成为君子的根本；君子的价值在于成为人上人，享受纸醉金迷的生活，小人则为人下人，只应满足于温饱小康。抽象的、不可感的人的本质是不存在的，自由民主这种观念也不是普适的，而是西方文化带来的病毒与细菌。这就是东方文化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伪道”，这种“伪道”与西方的“正道”完全不同。造成这种不同的根源在于不同的认识方法。
所幸的是，人的本质与人的应然性是经验可以证伪的，作为中国特色的拥趸者也明白他们现在的处境，只是不明白他们何以会沦落到今天这般地步？但愿本文能有助于解决他们的这一迷思。
201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