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快速增长。与此同时，需求结构失衡、经济结构失衡、资源消耗过多、低水平产能过剩等问题也在不断累积——这些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付出了很大代价，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逐渐显现。环顾世界，审视国内，“十一五”期间，虽然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一定成效，我国经济总量已跃至世界第二，特别是外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调结构面临的阻力和难度也在逐渐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势在必行。

　　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矛盾进一步暴露出来：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消费需求不足；产业结构偏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资源能源消耗过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正如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所指出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原有的方式没有出路。”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中，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作为具有全局意义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之一提了出来，强调要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向结构优化、规模经济、科技进步、科学管理要效益。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强调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今年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昨日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经济尽快走上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轨道。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09年8月10日在俄南部度假城市索契表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是一条死胡同。经济危机让我们必须作出决定，改变经济结构，否则我们的经济将没有未来。”

　　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院长作为《民富优先——二次转型与改革走向》主编、《中国：历史转型的“十二五” 》作者明确指出，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要求经济结构也随之做出相应的改变（这里的经济结构，不仅是产业结构，还包括投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利益结构等）。从现实情况看，这几年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突出矛盾，大都根源于经济结构改变滞后于需求结构变化。适应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趋势，凸显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二次转型与改革的重要地位，凸显未来5～10年改变经济结构的重要地位。

　　同时，书中还指出，“十二五”的未来5年，迫切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实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质性突破。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撬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战略支点，需要尽快出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争取“十二五”取得重大突破；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农民工市民化是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焦点所在,也是释放城市化红利的关键所在。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具备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条件。与此同时,这件事再拖下去，可能会进一步产生难以预料的经济矛盾与社会风险；以公益性为目标优化国有资源配置。我的看法是，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国有资本的盈利性要建立在公益性基础上。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源配置,对打破垄断、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缓解就业压力意义重大；加快推进以财税体制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这项改革有助于带动其他各项改革,有助于理顺中央地方关系,有助于推动民富优先的发展；把政府转型作为二次转型与改革的重点。实现民富优先的目标，需要政府确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超脱自身利益的束缚，强化公共利益的代表地位,走向公共治理。

　　环顾世界，全球经济尚未全面摆脱危机影响，后危机时期的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发展理念的深化、发展道路的拓展、发展环境认识的提升，这些都是对经济发展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战略问题。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是长期艰巨的变革过程，这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意味着发起一场全面的变革。只有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才能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才能切实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在后危机时代赢得主动。

　　中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