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观的眼睛看香港
此次到深圳参加“世界杰出华人基金会”组织的“时代华人大会”，并在会上作了“用大观的眼睛看世界”的演讲。我因为酷爱《红楼梦》，便从“大观园”这一园名中抽象出一种大观的眼睛即大观的视角。哲学的问题其实就是视角的问题，视角一变，一切都变。文学也如此，是用审美的眼睛看世界还是用政治的眼睛看世界，具有天渊之别。林岗和我合著的《罪与文学》（牛津大学出版社），主旨就是探讨如何用超越视角取代世俗视角。所谓大观的眼睛，便是超越的眼睛，便是宇宙的、哲学的、高远的眼睛。爱因斯坦用大观的宇宙极境的眼睛看世界，就发现地球不过是大宇宙中的一粒尘埃，一个人更是一粒尘埃，因此人应当谦卑，不可自我膨胀，但因为这粒尘埃又是大宇宙结构中的一个小点，它跟着宇宙运动，所以又获得意义，不必消沉悲观。爱因斯坦之前，释迦牟尼也用大观的眼睛看世界，因此也发现一个人在宇宙中不过是恒河中无数沙子的一粒。“恒河沙数”，“沙数恒河”，宇宙中的恒河又像沙子一样多。用大观的眼睛看世界，人生才会洒脱，爱因斯坦临终前嘱咐亲者在墓碑上写下一句话：“爱因斯坦到地球上走过一回”。只是“走一遭”而已，只是过客而已，不要忙着占有，不要被无穷尽的欲望所捆绑。曹雪芹也是用大观的眼睛看世界看人生，所以他才看到追名逐利的荒诞性。“好了歌”就是荒诞歌。“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用大观的眼睛看人世间的沽名钓誉、巧取豪夺，是多么可笑呵。难怪曹雪芹要说许多人的人生过程不过是“更向荒唐演大荒” 。
先贤们或用宗教，或用哲学，或用文学，告诉我们的是一样的道理（即庄子所说的“知通为一”）：这就是看世界看人生应当看远一点，不要一著书就变成名利之徒，一有钱就变成守财奴和荒淫之徒，一有权力就变成暴君，一有漂亮的理念和招牌就走火入魔，全不顾苍生福祉和人生的意义。
会上时间有限，有些热心肠的与会朋友觉得不够尽兴，会下又让我谈“用大观的眼睛看中国看香港”，盛情难却，我便率性而谈。《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兄听完敦促我把谈话整理成文，我答应了一半，先把谈论香港的部份整理于下：
用大观的眼睛看地球，便可知道拥有生命的地球在宇宙中倘若不是唯一的，也绝对是稀有和娇嫩的，因此也是最宝贵的。用大观的眼睛再仔细看香港，又会发现，香港又是稀有中之稀有，娇嫩中之娇嫩，因此也是宝中之宝。
首先是稀有的。奥古斯丁说，“上帝之城”包含两个部份，一是世俗之城，一是精神之城。以此概念表述，那么，可以说，香港是世俗之城的极致，它拥有地球上最完善的日常生活秩序。环顾天下，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大都市，最难的是社会充满活力而又条条有序。香港就是这种高度繁荣而又井然不乱的典型城市。我曾经历过大陆阶级斗争状态的生活，更了解香港完善的日常生活状态是何等宝贵。“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香港人身处香港，习以为常，未必知道香港净土般、绿洲般、宝石般的稀有价值，未必能从血脉深处进行自我呼唤和互相呼唤：珍惜，珍惜，珍惜我们的无比可爱的家园——香港。说香港是世俗之城的极致，并非说香港没有精神之城。深圳只有一所综合大学，香港却有八所，大学不是精神之所吗？香港不是产生大思想家的好土壤，但其法治精神、诚信精神和崇尚自由的精神则是世上少有。然而，香港又是娇嫩的，或者说，香港是脆弱的。香港是个弹丸小岛，可是它却拥有世间最高的人口密集度、高楼密集度和车辆密集度，显然，它已多方面地超负荷。超负荷就容易折断，容易崩塌。前些年，一场股灾，就弄得人心惶惶，许多财主跳楼，这就是娇嫩和脆弱。因为稀有，所以要特别珍惜；因为娇嫩，所以要特别爱护。当年捷克的革命英雄伏契克有句名言：要警惕呵，我是爱你们的。今天我想借用英雄的话对香港同胞说：要小心呵，我是爱你们的。
如此稀有又如此娇嫩，该怎么办?关于这个问题，第一个作出回答的是邓小平，他说：五十年不变。“不变”二字，才是真见识，才是真经典。
世上有些事物是需要变，需要改的，原来是邪恶的、丑陋的、僵死的、没有出路的，自然需要改，而如果原来就很美很完善则不需要改。中国的京剧本是完美的古典艺术，就不必改革，不改比改更文明。日本人聪明，他们的歌舞伎，绝不改革。香港如同京剧，歌舞伎，不改比改更文明，不变比变更符合香港的利益，也更符合中国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香港当然不是十全十美（世上没有理想国与理想城），微观性的改善改良永远需要，但不可大变、剧变、突变。香港回归前夕，我在《明报》的专栏中写了“天变而道不变”的短文，说主权回归，这是天变了，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感到高兴。但是，香港的“道”即制度不变，这又符合天理人心。一切改革都是因为日子过不下去，现状无法维持，而香港人的日子本来过得好好的，干么要变要改革呢？改革不是目的，革命不是目的，共和不是目的，民主不是目的，老百姓过好日子才是目的。《易经》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生”字，即老百姓的生存、温饱、发展才是目的。道不变，五十年道不变，就是尊重这个“生”字。
提起《易经》，不妨把它说开去。在我心目中，中国有两部天书，一部是《山海经》，一部是《易经》，两部书皆玄妙玄奥，但不知作者是谁？彷佛是前一轮文明留下来的。关于《易经》的猜想与阐释，其著作早已汗牛充栋，正如胡适所言：“《易经”这一部书，古今来多少学者做了几屋的书，也还讲不明白。”（参见《中国哲学史大纲》）他作了新的尝试，从书中抽出三个基本概念（易、象、辞）讲《易》也未必就讲明白。他解释说，易便是变易的易，天地万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时时刻刻在那里变化的。这种解释没有错。但我更赞成郑玄（郑康成）把易分解为三易：简易，变易，不易。简易是指事物总是由简向繁演进；变易是指万物生生不息，不断变化；不易则是指万物万有不可人为地、刻意地去变化，而且有些部份是永恒的，不可变的。十多年来，我对《易经》不断领悟，觉得“不易”法则特别重要。《易经》实际上是“易”与“不易”的辩证法。我们过去处于革命时代，总是强调“易”强调“变”，迷信“革命可以改变一切”的观念，忘记世事人生有些基本原则是不可改变的，用现代时髦的语言说，是不可以“解构”掉的。例如“天地之大德曰生”，确认人需要生存、温饱、发展，这种基本价值观念就不可以推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宁吃社会主义的草，不吃资本主义的苗”等观念就想改变天地大德之“道”，结果总是被历史证明是荒谬的。《易经》中的（象传）曰：“君子以立不易方” ，就是说君子掌握着道（方即道）而不加改变。这是“不易”之理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更为重要，就是易要顺其自然，“顺乎天而应乎人”（卦四十九），千万不可人为地变，刻意地变，尤其是不可“妄冒”式地变。大陆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就是刻意的妄进冒进。《易经》说：“无妄往，吉”，不妄行妄为才大吉大利。
说香港“天变而道不变”，便是说香港的政权易了但制度不易，邓小平所说的“五十年不变”，便是五十年不易，即五十年中不要刻意地改变它的基本结构、基本框架、基本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易之理是关于香港的各种道理中最核心、最重大、最根本的道理。大道理总是管小道理。今天我拿出“天书”来与香港朋友聊天，无非是说，香港的不易之理才是香港的天理，才是香港的第一生命道理。天理之下，是劝说香港同胞们能认识自己，守住海域上的这一片净土，这一片家园，千万不可激进，不可冒进，不可情绪化，不管理念有甚么样的冲突，都不可大唱剧变的高调，更不可以有重大变易的措施与行为。
我因为爱香港并深知香港的价值，所以在香港的见解上是个绝对保守主义者，因此两年前就批评过“二十三条”操之过急，但后来香港特区政府收回了，又让我高兴。现在听到爱国的调子和民主的调子都唱得那么高，又担心高调下会发生种种冒进。我能理解具有民主理想的志士们，但觉得民主绝对不可冒进，尤其是香港。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吃过“大民主”的苦头，倘若香港也想学习“文革”或台湾方式的民主，那日后一定也要大吃苦头。用大观的眼睛看了看香港。密密麻麻的车水马龙中分明看到“不易”二字。这才是最吉祥的字眼。愈看愈觉得不应该悲观。
二OO四年四月十三日美国
原载《亚洲周刊》二OO四年五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