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张闻天流放肇庆 (2)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发言

 

    张闻天1958年4月到上海、杭州参观访问，26日写信向毛泽东汇报，本想在肯定和赞扬大跃进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后经一再考虑，定稿时还是删去了要提的缺点和意见，只剩下赞扬。毛泽东看后认为是张闻天的进步，遂于5月8日回信说：“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

庐山会议之前，是张闻天生活最安定的时期，他把正在上初中的儿子带到了身边，还把小外孙女秀君从上海接到北京上小学。两个孩子都在西郊上学，周末回家。两个孩子喜欢坐小汽车，他们看到有些家长用小汽车接送孩子，非常不理解自己为什么坐不了小汽车。张闻天总是耐心地告诉他们，这是组织上为高级干部配备的，不应用来接送孩子。

    儿子虹生中学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张闻天送他去新疆建设兵团，一去15年。后来成了南京一家图书馆的普通管理员。张闻天的一个女儿是农民，一个女儿是工人，孙子孙女们都是普通公民。张闻天没有为他们的工作安排说过一句话，写过一张纸条。

    1959年，“大跃进”暴露的问题使张闻天对国家经济形势更加担忧，由此引发了他对民主问题的深入思考。                               张闻天在庐山

    庐山会议期间，张闻天对秘书萧扬说，我们给毛主席写一封信吧。于是，萧扬根据张闻天交下的一个简短提纲，写了一稿，大体上包括了张闻天对当前形势的意见。

    张闻天看了萧扬拟的稿子，认为未能达意，就决定自己写出完整的意见来。对1958年以来的失误，作了尖锐的批评。

    这时，彭德怀已经先一步给毛泽东写信了，就是随后导致大悲剧的“庐山意见书”。16日，彭德怀的信被印发，庐山上两种意见的对立逐渐尖锐化了。毛泽东强烈地反对彭德怀的意见，则使彭德怀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亲自拟写发言提纲。32开的白纸，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地写了五六张，还用红笔作了好几种醒目的记号。而这时，庐山会议的风向正在转变，千钧重压正在压向彭德怀，在毛泽东身边的人一看便知。

    一天，张闻天还在写，这时，田家英打来一个电话。张闻天接完电话后对萧扬说，田家英在电话里，要他不要讲某个问题……

    庐山上的变化，连年轻的秘书萧扬都感觉出来了。他提醒张闻天，是不是不要发言了，因为会议气氛有些不对，这时候再发言，就不合潮流了。

    但是，张闻天说了一句：“不去管它。”他又回到书桌边，准备自己的发言。

    这时，张闻天又接到一个电话，是胡乔木打来的。他告诉张闻天，主席决心要整彭老总了，你要少讲！

    两个重要人物的劝阻电话，都没有动摇张闻天的决心。7月21日上午，发言提纲准备完毕。下午，他推门而出，走向会场。

    1959年7月21日下午，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华东组的讨论会上，作了长达三小时的发言。当时会场气氛已经相当紧张，主持会议的柯庆施多次打断张闻天，表明了明显的反对立场。张闻天仍然沉住气，一口气完成了发言。它成了新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会议发言之一。

    张闻天发言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两点：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发扬民主。他的发言比彭德怀的信阐述得更加清晰，并且作了理论说明。

    因此，张闻天被打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被撤消了一切职务。

    彭、黄、张、周就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两位武将，两位文人。张闻天成了这个“反党集团”的副帅。

在庐山上，毛泽东还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对他的主张做了进一步的批评和讽刺。

 

    闻天：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

    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

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的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疼时节疼的天灵破，颤时节颤的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词，涩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后受着屈辱的待遇，不断的遭受批判，不断的写检查，还从1962年9月起被“专案”审查，取消参加中央会议和阅读中央文件的资格。但他为了照顾大局和使自己能留在党内，还是不断地检讨，特别是寄希望于毛泽东并经常写信。从庐山会议后到去世前，张闻天总共给毛泽东写了32封信。内容主要是顺着毛的恭维的话和要求接见等。可是，毛泽东没有再见过他，他的信也大多没有下文。

从此，张闻天被迫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20年后，张闻天的庐山发言为世人公认是正确的。然而历史为此付出了20年的代价，其中也包括张闻天的生命。

 

 

                 张闻天收养了一个孤儿

 

    1961年夏，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到青岛疗养。此时的张闻天，虽然还有个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空衔，但已不能参政谋事了。原因是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他和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被打成“反党集团”，为历史留下一个令人闻之颤栗的极大冤案。

    “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是张闻天下野之后常用来表达心迹的话。政治上的巨大落差，并未泯灭这位伏枥老骥的壮心。他专心致志地研究国家经济翻车原因，希望从中找出转轨的办法。

    一天，青岛市的一位同志告诉他，青岛市孤儿院的孩子，因为国家拿不出粮食养活他们，靠地瓜维持生命，每天都有死亡的。“你们能不能抚养一个，给孩子点母爱?”

    刘英有点担心。她已经55岁了，身体不好，还要照顾多病的闻天，怎能担起抚养孩子的任务?张闻天断然地说：“收下一个吧，人道主义嘛。”

    张闻天已经有一个男孩，中学毕业后送到新疆建设兵团。这次，他们收养了一个女孩。她就是那个被扔到马路上，后来进了孤儿院的孩子。

    张闻天无意中得到了一个孤苦无依的孩子，心境上平添了一段乐趣。他给孩子取名为张小倩。来源于《诗经》中的一句：“巧笑倩兮”。倩字中有人和青字，隐含此人来自青岛。

    张闻天征求妻子的意见：“就叫张小倩怎么样?”

    “太好了!”刘英欣然同意。

    张小倩刚抱来时，面色枯黄，骨瘦如柴，见到地上的东西，抓起来就吃，活象一只饿急了的小猫。已经3岁了，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个子很小，肚子很大，一服药就打下七八十条蛔虫。

    小倩的来临，无疑给张闻天增添了额外的麻烦。但他们还是把她视为掌上明珠，给她做了一套也许是她出世以来从未穿过的漂亮衣服。当时举国上下生活困难，张闻天把公家供应自己的一点营养食品全填到女儿的肚子里。他看书，就让小倩坐在腿上……

    有爱，也有严。严，也许是爱得更深的一面。一次，小倩说鸡蛋炒米饭不好吃，阿姨问她想吃什么?张闻天说：“什么也不给她吃!”饿了半天，小倩还是美美地吃了鸡蛋炒饭。条件好了，小倩渐渐有些娇气了，张闻天决定把她送幼儿园，让她在集体生活中锻炼。

    小倩在温暖、慈爱、幸福中慢慢长高了。1965年，她上了小学，不久，胸前飘起了红艳艳的领巾。

    随着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他们这个家，一直处在风吹雨打中。小倩来到这里的第二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旧案重提，决定进一步审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有一次，康生说：“张闻天向苏修特务出卖情报。”有什么根据呢?康生说：“前不久，张闻天同苏修特务郭绍棠密谈过。”这是捕风捉影的证据，纯系整人专家康生的诬陷。

    郭绍棠是30年代在苏联被关押的，赫鲁晓夫上台后，把他放了出来。前不久，郭绍棠回中国探亲，康生同他谈了很久，末了，康生又介绍郭绍棠去见自己的邻居张闻天。张闻天“勾结苏修特务”的陷阱，是康生的预设还是后来的罗结，只有康生明白。

    此时，张闻天就是有一百张嘴，也难辩无辜了。他只能在家里对刘英发感慨：“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冤枉。”

    小倩用小手擦去爸爸溢出的眼泪。她不明白，大人为什么也会哭。

    一天夜里，小倩睡得正香，突然一伙越墙而入的人，吆喝着，呼叫着，撞破了她的美梦。她在惊恐中面朝墙壁，把头缩进被窝里，一阵嘈杂声之后，爸爸被带走了。小倩拆开被头，嚎啕起来：“爸爸，爸爸……”

    房内没有回声，她隐隐约约地听到妈妈的抽泣声。“小倩，睡吧，爸爸开会去了……”

    第二天，爸爸脸青鼻肿地回来。小倩怎么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9岁的小倩哪里知道，此时已进入疯狂的“文革”年代。突然有一天，有个同学的喊叫把她震昏了：“小倩，你爸爸是反党分子，你是反党分子的狗崽子!”小倩哭着跑回了家，准备向爸爸妈妈诉说。可是，她一进门，便傻眼了。这个家翻天地覆了。爸爸妈妈被分别关在两间房屋，有几个兵威风凛凛地看守着。她发疯似地大吵大哭起来。

    “哭什么!吵什么!”

    她没有料到解放军叔叔会这么凶，不敢哭了。

    小倩哪里知道，阴谋家们正想以爸爸为缺口，向刘少奇等一批功臣开刀。

 

 

                “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

 

    1967年2月16日，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来北京经济研究所(张闻天在庐山会议被罢官后，到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当面勒令张闻天交代1936年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61人“假自首”出狱的始末。1967年初，江青、康生一伙正有组织、有计划地将文化大革命的火力再一次集中指向刘少奇。在这时提出这个问题，用意很明显，是要诬指刘少奇擅自决定一批干部履行手续出狱，组织所谓“叛徒集团”，为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罗织一条重要的罪名。

30年前，张闻天是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对于这件往事，总的经过，他是记得清楚的。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的紧急措施，并非刘少奇擅自决定，而是请示中央，经研究批准的。2月16日当天，张闻天写了一份材料，说明此事经过。

    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去北方局主持工作。刘少奇派专人给中央送来一封信，说有一批干部(六十一人)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的普通手续就可以释放。当时华北抗日形势迅速展开，急需干部，而狱中同志要得到中央同意，看到领导同志签字的文件，才愿出狱。少奇同志请示中央立即决定。

    当时他初去白区工作，干部非常缺乏，而北平监狱中有一些干部，自1931年8月底判刑入狱后，坚持斗争，不屈不挠，表现好，经过内部线索说，只要履行普通手续，即可出狱。“所以他想以中央名义同意他们履行那样的手续”。张闻天明确承担责任说，这事是得到他同意的：“我当时认为，既然工作有此需要，既然履行的又是一般手续，而且只是作为一个临时措施，同时他又是中央代表，所以我当时也表示了同意。”事情来得很急，又是如此重大，张闻天立即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决定予以批准。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等六十一人因此出狱了。张闻天说明，此事党中央领导集体是了解的：“我的印象是，中央内部关于此事的处理，是知道的，也没有听到过有不同的意见。在七大前代表资格的审查和中央整风审干运动中，对此事的处理也没有听到过不同的意见。”             “文革”中张闻天和彭德怀一起被批斗

    张闻天为慎重起见，立即将写的材料送往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要康生查档核实，并就内容是否妥当请示中央。因为张闻天知道，康生是此事的知情人。

    因康生长期管中共内部保卫工作(他是中国的“贝利亚”)，对干部情况一清二楚。可张闻天不知道，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康生就在“61人案”问题上做文章了。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诬指这些经中央批准出狱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11月，61人中的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赵林(时任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就被揪斗，以后很快又以出狱问题，将薄一波、安子文等揪了出来。虽然周恩来一再申明“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其实毛泽东也是知道此事的，当时他为了要打倒刘少奇，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不作表态。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摸清了毛泽东的态度，当然仍揪住此案不放。为了配合夺权斗争，1967年1、2月间，他们不断在公开场合，滥扣“叛徒”帽子，挑动红卫兵任意追查，在全国刮起“抓叛徒”的恶浪。

    当时他们正借评电影《清宫秘史》，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中，给刘少奇定了八大“罪状”，其中“指使别人自首变节”就是一条。这时康生希望从张闻天那里得到的是咬定刘少奇“擅自决定”、“指使别人”的材料，而张闻天写出的这个材料恰恰相反，可以将他们罗织的刘少奇的罪状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康生怎么会去查档核实呢?

    康生不回复，南开大学的红卫兵2月18日又来批判张闻天，要他立即再写一份交代材料。张闻天重写了一份材料交出。为避免涉及党中央，他将关于中央知道此事的情况略去，说：“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讨论。以后中央什么会议上或同中央谈过什么没有，现在也记不起来。”将责任全部放在自己一个人身上。从此，张闻天头上又多了一顶“大叛徒”的帽子，不知吃了多少苦头。而他却从不改口推诿，顾全大局，忍辱负重!

    张闻天始终肯定61人出狱事是经他同意的，康生对此恼怒之极。在以后两起涉及此案的调查，张闻天致函康生核实，康生竟在来信中批道：“张闻天又要玩弄骗人的把戏”，“这个人继续玩弄手段应予以坚决回击”。

    6月27日，康生派“中办”专案组6人到经济研究所审讯张闻天。有两个穿军服的干部打着康生派来的牌子，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履行手续出狱的案件被你在当中把水搅混了。这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替你的子孙后代留条出路!”他们提出两点要求：一、由张闻天本人澄清事实真相，给他们写交代材料；二、以后不准对外发表关于这方面的其他材料，造成新的混乱。他们就是要张闻天“翻供”和作“伪证”，把责任推给刘少奇。

    张闻天当即表示：“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

    张闻天明知前途凶险，但是没有屈服于压力。他于7月3日至函康生，表示他已经提供的材料是“我今天仍然认为我所能提供的唯一材料，我还没有别的材料证明我的交代是完全不可靠的，从而根本否定我自己交代的材料。我现在不知道我对此事还能澄清什么。”

    张闻天把这些情况对妻子刘英说了，又轻声对妻子说：“我可能会被逮捕。”

    果然，1968年5月16日，张闻天夫妇在北京寓所被就地“监护”起来。

    张闻天早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的话，犹如擎起了即将塌下的天，保护了刘少奇和61位好同志。10年后，在召开张闻天追悼会时，曾经被视为61个“叛徒”之一的安子文在病床上告儿子去告诉刘英：“我们一家忘不了张伯伯......”

    1969年10月12日，被关押一年之久的张闻天夫妇，似乎见到了一线曙光：解除监护。但宣布解除监护的同时又宣布：遣送广东肇庆，三天内启程，张闻天以后不能用真名，对外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