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良：总体来讲，工业化、城镇化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阶段。尤其是最近几年，工业化和城镇化至少在速度上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但是农业现代化难度却是最大的。在中央的农村工作会议中强调这么一句话，我认为是有很深远的意义的。我们整体上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的发展阶段，但正是这样的背景和社会环境条件下，我们的农业现代化难度会更大、任务更重、标准更高，这是由于农业本身的产业特点和所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和战略性基础产业，相对来讲风险更大，难度也更大一些，面临着社会、自然以及市场的多重风险。这句话更深的用意还是要强调农业现代化跟城镇化和工业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意义，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生态是现代农业内涵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前讲农业现代化可能从科技和增产的角度强调食物安全更多一些，自从中国食品安全、资源环境生态安全“两个安全”的问题凸显以后，农业现代化的难度、要求和标准以及内涵的丰富程度都跟原来是不一样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认为生态化的趋势会越来越重要。整体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来说，生态的要求是一种有内在本质的要求。

另外一个方面,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农业现代化最关键的是农业的组织形式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水平之所以差就是因为农业的组织化和产业水平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从本质上来讲，应该是生态农业的现代化或者是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模式的建立。也就是说实行现代农业工业化和商业化模式的过程中，从本质上必然伴随生态化的过程和要求。以前包括发达国家农业的现代化，核心是农业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过程，生态化的问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新的阶段，在满足以前现代化要求的前提下，面临着两个特殊的问题，一个就是生态化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中国小规模、分散式的生产跟庞大的社会需求的矛盾的协调，这跟任何其他国家相比都是非常特殊的。

 

吴文良：我经常跟学生讲，中国发展农业的最高纲领就是“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这十个字。这是一个难度非常大、标准非常高、非常理想的一个目标。就总体而言，由于农业自身特点的限制，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农业的总体发展水平达到这种理想状态。这个“十字方针”既是目标同时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道路，而且它有一个演化的过程。最早的时候中国是在保障粮食供应方面有问题，所以提出“以粮为纲”，后来提出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农业生产还要多样化，进行“多种经营”，再后来提出高产、优质、高效的“三高农业”，进一步才发展成为现在“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十字方针。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提出“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发展目标，我认为从发展目标导向上是根据中国特殊的国情考虑的。

从现代农业体系构建上来看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第一个是如何建立中国现代农业体系的理想组织模式。以前讲高产、安全的时候只要把粮食生产出来就可以，现在整个农业的组织化模式和组织化程度非常关键，产业安全和高效的程度至关重要。比如说我们在山东寿光农户那里收购的黄瓜1.5元每斤，但是卖到北京可能就是4-5元钱每斤，流通交易的成本太高了，这属于产业的整体的管理水平和效率问题。实际上还有流通的安全问题，最近这几年出现的大蒜、辣椒以及去年下半年整个农产品的价格往上窜，都给我们警示。直到后来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才把农产品价格抑制了一些。

　　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农业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安全程度绝对不仅仅是生产足量或者说有一定的保险系数就安全了。农产品在流通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很大的风险，而且我们整个流通环节中的监控、管理、食品安全等的控制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弱的。以日本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例，生产靠农民，流通有农协，物流供应有全国系统设计的批发市场，流通根据整体的供求以及空间的布局进行调配，到了市内有消费协会(不同于中国的消协)，有国家法律的保障和公民的参与，大学里面都有相应的消费协会。我认为中国还要在组织产业方面下更大的功夫，因为它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起了一定的作用，现在来看不是有了龙头企业这个产业就起来了，然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还存在利益分配调控的问题，怎样来保障农民的利益问题。如果我们的产业起来了，农民作为初级生产者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利润都被做后端产业的人赚了去，可能导致城里人吃更贵的东西、农民赚不到钱。最后这个产业还是脆弱的，同时失去了国家农业产业化要考虑利益分配的要求。

　　第二个是科技保障问题。中国的资源禀赋（人地资源情况）跟全世界相比算不上最苛刻，但也是非常苛刻了，相比于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美国，中国的农业资源是非常紧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农业现代化，产业提升只有在科技方面做文章。这次会议上虽然也提到说科技水平有所提高，但是我认为这块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我们农业现代化方面的组织化水平和科技的水平至关重要，同时要应对生态化的要求和食品质量安全的要求，这是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需要考虑的三个重点方面。

吴文良：需要历史性的看待这个问题。首先要看我们国家农业的微观组织形式，最早是“分田到户”，后来实现了集体所有制，一直到人民公社，再后来到了所谓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80年代末期，我们看到了有几个大的发展趋势:第一个是农业产业化，农业的一些产业开始靠龙头企业来拉动；第二个是通过立法来允许农民建立合作经济组织，这种组织形式是国家降低成本，同时把合作经济组织合法化。国家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我认为从经营组织形式上、从降低成本和组织化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法律保障，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潜力还是非常大的。这是两股很重要的力量。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拉动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多样化的组织形式，比如说社区支持农业，直接面向城市居民，既保证产品的安全又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又提高了效益。因为农业的产品跟其他的产品是不一样的，特别像城里面对鲜活的农产品要求是很高的，最终希望吃到鲜活的东西，这样社区支持农业还是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另外从农业发展的宗旨上，可能不一定要强调国际贸易，一定是降低贸易和交易成本，主要是靠当地的市场拉动。

　　另外，我认为中国农业的商业模式至少在城市的供应上还不是特别成熟，比如说超市对城市居民来说蔬菜的价格是非常高的。城市居民习惯去超市购物，因为超市在我们国家整个的发展过程中至少是在县级以上城市已经是非常普遍，属于主流的消费模式。但是蔬菜有所不同，由于它的流通成本很高，我认为这种模式不一定是最佳的。最佳的应该是更低廉的，比如国家在推进农超、农校对接，减少中间的流通环节和成本。但是中国的市场又非常特殊，农副产品的消费、特别是高端的产品消费跟国外有很大不同，我们有更多的礼品消费、集团消费、节假日消费。拿礼品消费来说，中国的人际关系交往比较特殊，到了过节时候互相送礼；集团消费发职工福利，而且是集团采购，这是一块很大的市场；另外比如说大学、大的企业供应。这种消费不一定是靠一般的市场调节，慢慢地形成相对的直接供应，有可能会走得更远。第一信用度更高，第二间接的交易成本会降低，效率会提高，这样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模式的发展。

　　我个人的看法，现在还看不准到底未来是一种什么样的主导模式，只是凭着观察觉得超市不一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模式。比如说去年和今年春节，易初莲花超市两个西红柿、两根黄瓜都卖十几块钱，我认为这个价格是不能接受的。

吴文良：四个发展类型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专门研究过生态农业的区域发展，按照资源的水平、经济的发展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的水平三个要素，每一个因素我们分为三级，组合出来是二十七种类型。现实中并没有那么多的类型，选取了四种比较有代表性的主导生态农业模式。比如说经济落后的生态脆弱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偏远山区发展。另外一个就是山清水秀的地方，经济落后但是资源很丰富，生态环境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粮食主产区，最后是在这个基础上更强化的沿海跟城郊的发达地区。

　　我们国家在提到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的时候，我认为在不同的地区确实要考虑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需要认真分析研究。比如说在生态脆弱的贫困地区，就相当于一个人病了一样，首先是要“治病”，自然和生态这块要综合治理。在这个基础上首先要保证的是粮食的供应，治好了病再让当地的人能吃饱，然后再进行结构调整。所以我们提出来“综合整治，结构优化”，重点整治的基础上保障粮食生产、多种产业发展。

　　第二个最好的就是山清水秀的地方，包括贵州、西南山区、东北等相当一部分丘陵山区，经济落后基础条件差。但是只要把有机农业、现代生态农业这套组织形式和标准引入以后，这些地区最具有发展能力，因为它没有受到工业化的影响，就像人一样本身有没有病，生态条件很好，食品安全程度非常高。这些地区可以走跨越式发展，直接进入有机农业或者说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没有必要再走常规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模式。

　　第三个最主要的东北、黄淮海，再加上长江中下游的这几个大平原，我们的肉蛋鱼奶菜基本上是这几个地方供应。这块潜力大但是负担也重，有个怎么样给它减负的问题，减少对它的资源环境和生态压力，提高科技含量。比如说东北黑土地土壤碳的降低问题，南方氮的污染问题，整个华北地下水位不断下降的问题，都需要特别关注并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地区也为整个中国的农业食物的保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就好像家里面的老大一样，他是有这个能力，但你把所有的担子都压到他身上去了，老二老三这个上大学那个出国了，最后老大四十多岁到现在还没结婚，还得给这个家庭做贡献。实际上并不应该是这样，该减负的地方适当要进行减负，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最后一个就是沿海城郊的发达地区，它是在前面那些基础上更强化。这些地区要充分考虑到城市鲜活产品的需求、高科技的含量。像北京的农业很特殊，上海的农业、天津的农业我认为也是很特殊的。以前研究城郊农业的只研究种什么和养什么，我认为现在都市农业应该研究城里人吃什么、怎么吃、怎么玩，要研究消费、流通和市场。比如说北京人到了冬天都吃饺子，三十年以前我来北京上学的时候自己家吃饺子一定是自己剁馅、自己擀皮、自己包。可是现在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直接买饺子吃、可以买回皮和馅自己包，很少自己去和面剁馅包饺子了，要研究这种消费的模式。还有主食基本是外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北京的蔬菜消费，实际上我们吃蔬菜不比外国人少，无论是消费的数量和品种都是很多很丰富的，中国人应该感到满足。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供应就要考虑至少要二十个以上的品种。

　　就是说农业已经变成一种商业了。不能只考虑这个地方能生产什么，一定要考虑市场需要的东西。就像平谷的大桃一样，原来按筐卖后来按盒卖，现在按个卖，一个可能买到三十甚至五十块钱。上面再印个“福”字、“寿”字、“爱”字之类，它整个的价格就提升了。我们看到北京市场最好的苹果卖到五十块钱一个，跟东京的市场七百日元的价格是一样的，就有人吃或者不吃拿回去看，说明有这种市场需求。中国普通的消费市场是可以看到差异的，比如说我在北京高档社区世纪城观察到，易初莲花是大型高档的超市，社区里面还会有小型的超市又是低一个档次，中间还有批发兼零售的市场，还有地摊上的小商贩。北京这么高档的社区里面至少存在三到四级市场，同样的东西只是包装、放的地方不一样，但价格至少会差一到两倍。作为生产经营者就要琢磨这个事，消费者也一样，会根据不同的需求买自己需要的东西。

　　这四个类型地区我认为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发展的潜力和优势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基础上对不同的地区确定不同的发展模式。比如我们提出生态环境好的地方要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重点是产业化，生态已经有了的地区强调的重点就是产业化。广大的粮食主产区一定要“种养结合，加工增值”。比如说东北黑龙江的德惠市，产业结构调整都种蔬菜也不行，只种粮食也不行，但是所有的粮食包括大豆、玉米、水稻都加工，转化成肉蛋奶出口日本、阿拉伯地区就能赚钱，如果再加上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要求，很快就能实现现代生态农业的产业化。可以看出，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势不可挡，但是也不会呈现“爆炸式”增长。

吴文良：因为北京的农业的基本模式叫“都市型农业”。我认为都市型农业最核心的是把生产、生活、生态一体化，一二三产业复合在一起。我前面提到在大的城市郊区发展农业，要考虑到对城市居民直接需求的满足，要“以需定产”。比如说到了周末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北京人既幸福又可怜，幸福是因为有这么大的一个山区，北京大的都市周边有一个广阔的山区生态屏障，可怜的是北京市民没有直接充分享受到理想的山区生态服务、休闲服务，有钱都花不出去。

　　整个北京市的国土资源结构跟全国的结构差不多，66%以上的丘陵山区、30%多的平原。但是至少到目前，北京的山区农业和农村建设还远远没有满足城市市民的需要，这是一个很大的需求、广阔的市场。从现在和未来发展来看，山区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山区基本条件好转以后它的优势表现出来了。以前北京的农业典型是顺义的高产、节水农业，后来出现大兴的西瓜,都是平原地区的，最近这十年的时间我们听到和看到的特色农业主要在山区，如平谷的大桃、怀柔的西洋参、板栗产业、冷水鱼、延庆的葡萄。这些都是发展非常快的。就连门头沟，以前在北京人印象中是穷山恶水的地方，现在我们要打造“京西生态谷”。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会有特殊的生态产业发展起来，也就是说把山区这块的优势转化过来，不一定走大众化农业的道路。

第二个是要满足城里人的需求。说城里人可怜，到了周末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可能去订山区的宾馆都订不上，必须得提前去订。因为北京人口太多了，一有车以后就憋得难受，都要出去。一到周末，往往从城里往城外赶的时候就堵车，就是说它有这种需求了，而且这种需求是由消费拉动的。出城去吃顿饭，大家一起去转转，车的后备箱再装点农副产品，花上几百块钱，完全有这个消费能力。关键是郊区能不能提供这种高价值的服务，休闲度假的需求更大，效益更高。我们经常提到超市里面农产品这个也不放心那个也不放心，到山里面是不是能装一车放心的。比如我在城里看到，怀柔的一个镇有一个商店专门展销这个镇最好的土特产，咸鸭蛋、山货之类都是直供的，可信度很高，经营者思路很对。生产者和消费者两方面都需要琢磨这件事，要充分利用这种天然和区位优势。

 

吴文良：我认为有几个方面，首先是中国人要争气，我在这方面是深有感触。奥运会结束以后我去丹麦参加国际有机农业研究中心的理事会议，国外的朋友见了第一句都特别高兴:“祝贺中国奥运会办得非常成功!奥运开幕式美轮美奂、精彩纷呈，只有中国人有这种创造力”，然后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人说:“中国的奶粉事件实在是不可思议”，还会看到在西方有一些很好的食品商店门口写道“本店没有中国食品”。这个事情让人感觉到非常痛心。我们的食品安全是有一些问题，但是也没到一塌糊涂的地步，毕竟有一些坏的事件发生，如果摆到桌面上或者去宣传真就没办法说清楚。

　　我认为，第一点，中国人一定要有民族的自尊、要争气才行。第二点是诚信的建立。不管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监控，如果没有自觉性和诚信的准则去维护的话是很难办到的。法律不可能管所有的事情、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认为现在很多问题主要是因为比较缺乏社会的契约关系意识、诚信意识。第三点也是最核心的就是监管。目前监管的力度还是不够。美国人不一定比中国人本身的诚信就更高，但是美国的监管很到位，有一套制度对个人进行终生信用记录，主要是针对诚信的维护手段十分有效。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建立监控体系。第四点加大处罚力度。让问题的始作俑者受到严厉的惩罚，不能让他们只是感觉到有利可图。包括后来“张悟本事件”和“奶粉事件”的重复发生跟处罚力度不够也有很大的关系。事情超出了整个行业的甚至社会的道德底线，这是不可原谅的。第五点，要加大舆论的宣传，科学知识的普及要跟上来。我们有这么多的教授、专家和业内人士，有责任告知大众，提高大众对健康养生的认识。像中国农业大学的胡小松教授、范志红教授，经常到电视上普及科学饮食、安全饮食的知识，识别假冒伪劣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非常重要。包括很多学问挺大的学者、领导干部、其他职位很高的人，可能不一定真正懂得科学饮食、养生；所有的大厨师都应该首先学营养，不是说东西越贵越好、吃得越多越好，要加强健康消费、科学饮食的理念。

吴文良：有机食品已经不只是一个概念了，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我认为要从供求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供应是能否能生产出这个好的东西来。以前中国大多数的有机食品主要是出口，生产量比较少，另外一个是国内认识水平有限。现在随着企业的投资和技术的进步，真正符合要求的有机食品越来越多，生产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从需求的角度，无公害和绿色的概念普及以后，大众对有机食品的认识慢慢的也提高了，就会引导一种消费。我们的有机食品消费理念是“让一部分人先吃起来，让更多的人吃起来”，它的发展肯定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这方面就要看我们的消费能力了。这个消费能力我认为是相对广义的，有的人是经济上有这种消费能力，有的人可能表面在经济上没有这种消费能力，但实际上农民本身就有这种安全的概念。有的农民自己有一个小菜园子，吃的可能是有机食品，会影响他的亲戚朋友也这么去做，城里的人就会思考自己的需求。还有儿童食品、孕妇食品、老年食品、礼品食品，有机食品都会成为优先发展的产品。

　　我刚才讲到中国的市场是非常复杂的。粮食这块的食品安全性还是比较有保障的，主要问题就是水果蔬菜，还有蛋类和肉类，需要多花两倍三倍甚至更高的价钱去购买有机食品。我们礼品的市场、农民本身的消费能力等，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具备这种消费能力，问题是，是不是真正的有机食品，是不是真正安全。必须靠业内人士的努力、国家的监管、社会舆论的监督来保障安全性。

　　从大的方面来讲，我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吃到有机食品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难，也不应该像现在那么贵。更重要的是消费者还要有一种健康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能力。不仅是为吃这个东西，吃这个东西的同时还保护了环境，还为有机的生产者提供了回报，应该从更广义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的有机农业现在是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而且国内的市场发展更快。我相信随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商业资本甚至一部分风险投资的进入，会促进有机农业大规模的发展，但是由于产业的特殊性，肯定不会像IT产业、汽车业等那么快速高效的“爆炸式”发展。

吴文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些模式都应该存在。但是从中国目前来看，本身的监管力度或者诚信保障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可能我们要更注重是不是原产地或者它本身是不是一种全产业链的供应，这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如果是从中间来的可能就值得怀疑。但是慢慢这个市场成熟了，我们的安全水平提高了，我认为它跟其他行业是一样的。可能就出现做全产业链的，像中粮作为国企就提出来这么做。但是有机行业里面，有的可能侧重于销售，直接面对消费者把客户端做好，保证进货的时候更有把握一些就可以了。有的搞直供，自己种直接供应给客户，标准的送货车和筐子，就像送奶一样一周送一次。随着发展阶段的演进，不同的类型都会存在。但就目前来讲，作为消费者了解买到的菜是不是有机种植的更重要、可信一些。随着这个阶段的发展，监控体系健全以后，逐步能满足周年四季的供应，气候因素、市场因素都需要综合考虑。

 

吴文良：从本科生教学管理上，在新的一年里会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学校管理部门在转专业方面出台新的举措进一步满足学生的需求。以前转专业很困难，现在转专业最大限度的要放开，当然像生物、食品这种最火最热的专业还不能完全放开，但是其他的专业尽可能的放开。而且学习不好的学生，也要允许转专业，转到感兴趣的专业，这对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有很大的帮助。

　　大的转变第一就是培养研究型人才，第二就是培养复合型人才。从人才培养的模式上，虽然整个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的阶段，但是中国农业大学作为985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肯定是要进行精英教育。精英教育重点培养的就是为研究型人才夯实基础，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去上研究生或者出国留学；另外一块加大力度培养复合型人才。具体的措施增加双学位或者辅修专业，加大外语、计算机、人文、经管的学分比重，对增加就业竞争力、跨专业学习有帮助，我们会全面的支持。现在大概有20%，我们希望达到30%至50%甚至更高，只要有这个需求，我们尽量满足。这是在目前体制下非常现实，也能够为同学深造和就业提供有力支撑。

 

吴文良：我是在八年前教学科研工作做得比较好的情况下，学校工作需要并且通过自己竞聘担任教务处处长的。做一个称职的教授也能做，但是教务处长这个岗位上成就感、挑战性可能更强些，是进一步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个很大平台。同时，我是把教育教学改革和管理作为自己的新的专业来看待的，没有把原来的教学科研和现在的教学管理对立起来，而是结合起来，要求自己力争成为教学管理方面的行家。面对学校一万多学生，要按照国家的规定和要求、学校的规划进行教学管理，同时也要集思广益，包括我自己的一些设想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实现，我认为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对个人来讲，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了原来的专业研究，但是我把教学管理作为一种新的专业来学习、研究，同样十分有意义，因为它技术性很强，而且比我原来研究的领域要更难、更复杂。这里面有很多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为了出台今年的教学改革方案，学校领导、教务处还有其他的部门大概调研了国内外20所一流的大学，再加上前些年的积累，绞尽脑汁出台了新十大措施。这里面既要改革还要行得通，又不能搞乱教学秩序，比如说考试实行一学期多考，杜绝期末突击的现象，就是关键措施。

原来的教学科研和现在的管理，两者的挑战性还是很不一样的。管理部门主要是跟人打交道，科研主要是做事。科研相对管理来说要单纯一些，兼顾好的话，一方面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研究团队，另一方面有一个很好的管理团队，我主要把住两头。原来的教学科研工作适当压缩战线，重点是突出质量和水平，作为学术带头人或者研究团队负责人，不仅要有很好的想法、思路和创意把项目拿到，而且要紧跟科研和生产的前沿，产出要交一个很好的账，内部的管理可以尽量让团队其他人去做，建立很好的激励机制，减少我的时间投入和压力，要给团队的年轻人提供很多的机会和条件。但是管理这一块，日常的管理可以让管理团队其他人去做，但是真正重要的事要自己去琢磨。另外管理跟研究不太一样，研究什么时候别人都代替不了你自己，团队再好我个人都不能脱离前沿和实际，脱离前沿的话有几年就会被淘汰，因为科学的发展太快了；管理是因为天天在接触这些学生、老师和工作，可以利用间接的东西。科研方面虽然不能所有的方面都身先士卒，但是我自己始终盯住一个前沿的方向，比如说长期定位试验研究、污染的控制研究等；管理方面日常的管理会放掉一些，给自己提出的要求就是“三到”：想到、说到、做到。首先想到，你要有思路，说到就是提醒、告诉大家事情做到什么程度，做到就是自己做到再要求大家也做到才能有说服力。

这两种工作身份实际上有一定矛盾。从个人角度虽然说累点，还是能够做到，跟专门搞业务的教授或者专门做行政管理的还是不太一样。刚到教学管理岗位上头几年对于自己的专业研究影响比较大，最近这几年兼顾、协调的比较好，专业研究团队和管理团队都建设起来了，都有了比较好的发展，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前提是自己一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心血，选择就是一种承诺，就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不过，只要你热爱工作，就会感到开心甚至会有不同的成就感。我觉得没有比培养学生更重要更有成就感的事情了，看到自己的学生顺利走上社会，尤其是在做人做事方面都很成功，十分欣慰。当然，看到自己规划设计的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工程或园区成功建成，高效运转，甚至看到自己主持开发的有机食品走向市场，会有另外一种快乐和成就感。我们校长要求管理干部都要做到：为学生操心，就像为自己孩子操心一样；为老师办事，就像为自己个人办事一样；为学校负责，就像为自己家庭负责一样。这是很基本的要求，也是很高的要求，我还要继续努力，希望在专业研究研究和管理岗位上都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