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在博文《当代新闻照片造假探源》中说：“面对现实，我们不能不发问，当代图片新闻为什么屡屡出现造假，我们为什么不能根治它？”其实我自己当编辑时也曾编发过假照片。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一家地市级报社当组版编辑。所谓组版编辑就是把政教、工财、农村等部的编辑加工润色过的记者和通讯员写的稿件通过我编排在报纸版面上。一般情况下，我不对稿件文字进行修改加工，主要是设计报纸版面和新闻、通讯的标题。为了使版面不呆板，新闻照片就成了不可或缺的装饰品。一般情况下一块版面至少一至二幅照片，有时也以专栏形式发照片，一次3至4张照片。
我们是日报，照片需求量很大，而当时一般通讯员是买不起相机的，所以新闻照片主要是由记者提供的。报社的规矩是，照片和文字稿件按工作量完成后是有稿酬的。于是很多文字记者也争相提供照片。
一段时间，一个县记者站的F站长照片提供的非常多，比摄影记者都高产。总编经常在会议上表扬他深入基层，很勤奋。然而在编排他的照片一段时间后，我发觉了问题。譬如，3月5日学雷锋日子来临之前他寄来了某小学校的学生擦教室窗户玻璃的新闻照片。可是在东北边陲，3月5日还是很冷的，还有很大雪花飞扬呢，暖气还在供热呢，怎么可能把已经上了封条的窗户打开呢。又譬如，在7月份，他寄来了深入农村养牛专业户家拍照的养牛人在喂奶牛的照片。此时正是当地最热的季节，可他身上却穿着毛衣，养牛老汉披着大衣。一次他来编辑部开会，我约他谈谈照片的问题，他此时也正想找我谈谈为什么近段时间他的照片在我编辑的版面上发的少了。我开诚布公地指出他的照片是一次拍摄的，然后根据报道需要陆续寄过来的，画面不符合新闻真实性原则，所以一些照片不能发表。开始他坚决不认账。但我细致地给他指出画面存在的问题后，他服软了：“你小子还真细致!不过老弟你得考虑考虑我们底下记者的难处呀，下一回乡不容易，没有交通工具，办公经费少得可怜，只好一次把新闻捞个够呀。总编都不过问，你也别那么认真，抬抬手让我过去。”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那些时过境迁的照片当做新闻发。后来人家被提拔为副总编了，再后来成了中央一家新闻单位的记者站站长了。当然他那惯用的手法依旧畅通无阻。
新闻照片造假，咱不当新闻编辑行不？我就真改为当文艺副刊编辑了。然而这也依然没有逃脱编排假照片的命运。
我们文艺部和摄影部门对门，摄影部记者的艺术照片必须通过我编排发表。一次摄影部主任给了我一张《追鹿》的艺术照让发表。画面构成真是很不错，一个鄂伦春猎手骑着一匹骏马，手执套鹿杆正在刺尔滨河里向一头马鹿掷去，动感十足。我十分好奇地问起他：“这漂亮的片子怎么捕捉到的呀？”他神秘地回答：“那相当不容易，跟踪了好几天呢。”然而在送到锌版车间制作时，工人师傅说：“这小子又造假呢！”我说：“怎么能看出是假的呢？”陈师傅说：“你看，这河里的马和马鹿之间的水波纹不一致，有顺向有逆向的。”老师傅接触的假造片太多了，都炼出火眼金睛了，一眼就能识破这些假玩意。
编辑部人太熟了，假的你也得发出去，这真是很无奈的事。过后我对他说：“《追鹿》你拼接的不错呀。”他开始矢口否认，但我毫不饶他，要看他的照片底版。无奈中他拿出了底版。在暗房的灯光下清晰地看出他拼接照片的痕迹。他说：“兄弟，眼力很好使呀。”此时我没有告诉他是工人师傅看出来的，而是对他说：“想糊弄我没门！”
过了不久，他又弄出一幅《猪年之喜》，画面是喜鹊站在猪身上，那时是猪年的开始。我问他：“这又是怎么拼接的？”他信誓旦旦地说：“这是用望远镜头拍摄的，绝没有弄假。”而此时我已经无心探求真伪了，我正在办理调离报社的手续呢。
当时我是报社的后备干部，事业干的正是红红火火的时候，许多人不解：“你为什么要离开报社呢？”宣传部也卡了我好一阵子，通过托当领导的亲属说情才放行。
我从当教师时就对造假深恶痛绝，而在报社看到的假的东西太多了，更不能让我容忍的是许多假的新闻是经过我亲自编发出去的，良心始终处在一种自我煎熬折磨的状态。
我困惑，新闻不是必须真实吗？我疑虑，共产党不是最讲“认真”二字吗？我苦苦寻求却找不到答案，我退出吧。
1996年，报社50年社庆出版了一本新老报人的新闻集子，书名《笔墨春秋五十年》，是由时任《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题字的。在集子里每位作者都有一个小传。我在小传里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在报社工作期间，新闻真实始终是我的追求。面对笃信不疑的读者，我将灵魂高悬中天，坦诚直面生活，努力兑现新闻真实的承诺。十年间既有编辑《周末》和创办《星期天》成功的喜悦，也有编辑稿件把握政策适度的教训。而更多的是通过编辑撰写平凡人的事迹使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从那扑朔迷离的社会生活中学会识别真善美和假丑恶，也渐渐体验到新闻真实需要良心和勇气乃至各种牺牲。”
1981年我买了一本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论新闻和科学》，在此我引用一段书中话作为结尾：
数字报道、文字描述、计划设计所使用的语句，不仅要使国内人民感到信服，而且也要对国外读者具有说服力。因为在国外控制报刊的是我们不可调和的阶级敌人，我们的数字、图表和文章，很可能被他们怀疑是夸大其词，弄虚作假，也通常要受到他们的恶意歪曲。
为了使苏联国内外的敌人不至于歪曲我们的文字和数字报道，我们打算搞摄影，即借助阳光来照相。人们无法责备太阳会撒谎。它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有什么就照什么，是什么样子就照成什么样子。（P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