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旅途，昨天接到凤凰编导小方电话，上次有关利比亚动荡和日本遭遇三重灾害导致国家油价波动采访，今天早上8-20分在凤凰播出。

上午收到北京朋友消息，说看到我在凤凰上谈国际油价。我自己看不到。那次穿的西服便装，因为细微的黑白格，光学效果不好。临时凑合了小方的夹克，他比较瘦，我能勉强穿，但是由此更显得俺体重超标。没有办法。

郑也夫：《走出囚徒困境》，《轿车大论战》   邹蓝

郑也夫是雄辩家，用北京俗话说也就是“砍爷”。作为知识青年，他应该是最优秀的之一。我朋友知青作家邓贤有一句名言，比作谷子的话，知青经历的淘汰太严酷，筛谷子的风太大，正常可以成材的谷粒都被吹掉了，剩下的就是最饱满的谷粒。

他从黑龙江北大荒一路走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现在在北京大学任教。这话用在也夫身上一点不错，当然在我其他当过知青而在各行业很有成就的老朋友身上也一样。

《走出囚徒困境》，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出版，是也夫对各类光怪陆离的社会经济现象的评述和分析。作为积极参与社会、关注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学家，他这样做是太正常不过了。作为经历过惨淡人生的前知青，他没有钻进象牙塔“躲进小楼成一统”而依然关注社会经济现象，是出于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感。

这样的责任感，同年在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轿车大论战》中体现得尤为突出。21世纪中国开始进入私人汽车社会，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那时轿车已经开始明显进入私人家庭了。比如樊纲那时已经开小车了。留洋回来有免税汽车指标，张维迎也开一辆小车，一次我从城里去北四环健翔桥，正好维迎要回北大，兜了一小段路把我拉了过去。

也夫是反对轿车大量进入家庭的，他的说法是反对轿车文明，他向来主张公共交通的发展。他在美国留学，对美国这样的汽车社会有了深入的观察。美国那样对能源的消耗、那样因为私人汽车普及而抑制公交系统的发展、那样产生空气污染、那样占用土地两处停车（家里和外边），有美国的人少地多收入高的特定国情。而中国地少人多，资源相对贫乏，本身污染已经很严重了，难以支撑汽车大量进入家庭的前景。

事实上，也夫的观点是远见。深圳作为国内汽车普及率最高的几个城市之一，堵车和尾气污染已经使得政府高层官员带头响应“无车日”活动的号召，到2006年已经是第二次了。

但是汽车作为十万元级的消费品，与房子一同构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是许多地方政府趋之若鹜的东西。也夫的主张注定是理想主义在坚硬的现实面前无能为力。好在现在环境和绿色思维因为剧烈污染而抬头，重新审视也夫的看法，是有益的。

以前国民收入比较低，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录机等作为百元级的消费品是拉动商业和工业发展的动力。后来人均收入提高到千元量级，则电视机、洗衣机、冰箱千元级的耐用消费品等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商业和工业需要新的替代商品来给自己的发展添加动力。摩托和汽车，房子就逐渐成了气候。

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利益肯定是会压倒理想的，更何况是重大经济利益。美国有瓦尔登湖畔的梭罗，但是还不是以福特等为代表的现代工业席卷了美国？

也夫也是敢于跟时尚潮流叫板的人，最近2006足球世界杯，他作为一个球迷，却在呼吁抵制世界杯，因为过度高度商业化，让一段时间内人们的生活单一单调化，除了世界杯和足球，没有了别的。而足球和世界杯，则是商业对公众的话题预置，让你除了这个没有别的东西，这样商家才能拿到充分的商业回报。作为学者，他洞察了商家的这些招数，因此呼吁大家不要言必称足球和世界杯。估计这些话说了出去，让一些为了跟同事有话可说而明明对足球毫无兴趣的人，就不必装球迷的样子了。说到足球，他在砍山时还有过“谬论”，既然中国球员都糟糕而拿大钱，还不如让业余的去踢，薪水可以大大降低甚至可以不用付薪水，因为大家都是找乐开心去的。有非常热心的还愿意倒贴点呢。这样中国足球反正都输，还可以省钱。大家听了都乐，是这么回事情。

至于在汽车方面，从理性角度来说，我是认同也夫的汽车看法的，也跟着呼吁过。但是转移到深圳后，家人要用汽车，我也没法反对，也就失败了。不过好在我不依赖私人小汽车，也经常坐公共汽车。而有人则是完全依赖汽车了，一小段路也不肯走。一个国家体改委时的同事甘劲，辗转定居在加拿大，回国后一站地的路还肯走，两站地还能在我们的“胁迫”下走一走，三站地要让他走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也夫是言出必行。电脑有助于工作，他用了。移动电话侵占个人空间，他至今没有一个移动电话。他出门那一刻起到他抵达某一有电话号码的特定地点之间那段路程中，无论是骑车，还是公共汽车、火车，还是飞机，世界上任何人别想找到他，哪怕他太太也找不到。这样他基本能够主动控制他自己的时间，不会有突然事情找上门来打乱他自己的生活工作时间表。

每周一场篮球，非常关心足球，爱好体育和运动，有正义感，学问和为人都好。这就是也夫。

2006-7-2

 这是一篇早先写的阅读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