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代诗人群
张德明
1、“中间代”这个诗歌命名最早出现在安琪的《中间代：是时候了》这篇短文中，它是指20世纪60年代出生而未能纳入“第三代”，从8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而在90年代产生影响、确立诗名的一批诗人，主要包括安琪、伊沙、臧棣、陈先发、侯马、树才、老巢等。这个命名的出现，将90年代中国诗坛上极为活跃而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关注和重视的一些优秀诗人统摄进来，以肯定他们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成绩。
在安琪给予这群诗人以切实命名的同时，一些展示“中间代”诗歌创作实力的刊物也相继出版，主要包括黄礼孩、安琪主编的《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的《中间代诗全集》，它们的出版发行，标志着“中间代”诗歌流派的正式出场。而此后的一些动作，诸如），《诗歌月刊下半月·中间代理论特大号》（老巢、安琪/编，2006年），《诗歌月刊下半月·中间代诗人21家》（老巢、安琪/编，2007年），更通过专刊的形式，使这个诗群的诗人群像和美学风貌得到进一步落实。
2、“中间代”的隆重出场，至今已有近10年的时间了。十年来，围绕这个语词的内涵与外延、这个群体的涵涉对象、这种自我命名的诗学行动，等等，诗歌界始终都处于争执、辩驳的态势之中，并未能达成高度的共识。作为一次“迟到的诗歌命名”（黄礼孩），“中间代”是这个代际群体在新世纪初的“联动”（燎原），它将自90年代以来默默坚持、不断进益的“沉潜着上升”（陈仲义）的60后诗人统摄在一起。我认为，这个命名的出现是迫切而必要的，是历史呼之欲出的结果，
3、有些人总是要对诗学命名大加讨伐，他们的理由是，文学创作始终是个人性很强的工作，而且一个诗人最终能否获得文学史的认可，并不以他是否属于那个派别为条件，而是看他的文学文本究竟达到了什么层次和高度。因此他们反复强调“文本比命名更重要”，多方劝慰诗人要“安静写作”。
我承认这些反对命名的人所陈述的理由从理论上说是完全正确的，但他们忘记了：历史总是由人来书写的，而人的主观性在历史过程中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是其一；其二，在近百年中国新诗还处于“尝试”和“探索”阶段的特定时期，我们对诗歌这一文体的价值判断并没有形成唯一和稳定的模式，总是处于动态的和变化的状态中，这意味着当人们面对当下纷纭复杂的新诗作品时，所作出的评判和结论都会不尽相同，有时甚至颇有悬殊；其三，历史往往是需要提示的，尤其在当下乱象万千、真伪难辨、鱼目混杂的历史语境下，没有必要的自我提示和他人提示，很多的人和事在当时无法为同时代人所结识，在事后更会一如过眼烟云，很快消失于无形。
因此对诗学命名，我是一直持肯定态度的。事实上，对于“中间代”来说，有这个命名和没有这个命名，其诗学效果绝对是两样的。“中间代”的出现，将上世纪90年代的诗歌史具体化和丰富化了，也为21世纪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提供了鲜活而生动的例证。用张桃洲的话说，“它的提出符合我们对于诗歌未来建设的憧憬”（《“中间代”的“代”》）。
4、在《世纪初一代诗人的联动——论中间代》一文中，诗评家燎原写下的这段话是值得我们反复温习、好好记取的，他说：
近若干年来，我的诗歌阅读突然处在一个被强制填塞的超量状态。那些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的民间诗报诗刊，那些自己打印或正规出版的个人诗集，那些民间诗歌生态的调查访谈，那些集成性的社团流派诗歌选本……都加速着向我涌来。并且，这还不包括我常规性的诗歌刊物阅读，以及我根本无力穷尽的网络诗歌世界。我由此而渐渐地滋生出一种惶惑乃至惊骇——在如此浩瀚并且仍在高速生产着的诗歌制品面前，那些堪称优秀的作品，将如何保证它们不被淹没？那些在写作中呈现着潜质光芒的新人，又将如何保证他们进入有效的阅读视野？
淹没的现象大量存在着，对于那些坚持边缘化写作的独立不群的诗人们，那些“死后方生”的诗人们，长期的被淹没甚至就是他们的命运。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诗人们借助群体力量的自我强调或者借助市场手段的自我运作，便有了十足的理由；更重要的是，随着两年来中间代诗人群体轮廓的日渐清晰，这一概念统摄下的诗人日益真切地凸显着他们的实体。这便是我愿意接受中间代这一概念的基本前提。
燎原的话是相当发人深省的。在诗歌创作产量极为巨大的当代，再天才的创作都存在着被湮没的可能，如果不对历史删繁就简，让一些有实力的诗人浮出水面，那么就会有人遭受不幸埋没的厄运。
5、我很反对那种“我的诗是写给后来人看的”狗屁逻辑。在他们说来，只要自己的诗歌足够好，即使在当代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也将被人们用考古学家的眼光发掘出来。
这些人的观点是绝对靠不住的。试想想，一个在当代根本没有引起人们关注的诗人，在他身后若干年，还会被人记起而顶礼膜拜？回顾中外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大凡今日能被文学史家提上一笔的作家诗人，无不是在他所生活的年代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目标和阐释的对象的。也许有人说，陶渊明大概是个特例。的确，陶渊明在今人看来，肯定是属于“上品”诗人，但在钟嵘的《诗品》里，他仅仅列为“中品”。不过，我们还应看到，虽然钟嵘对陶渊明评价过低，但是陶氏毕竟还是名列其中，并不是在“三品”之外。翻开古代文学史不难发现，在魏晋文学史中，还没有哪个重要诗人被今人大加阐发而不在钟嵘的描述之中的。
因此，对于“中间代”自我策划、自我强调、多方宣传的诗学努力，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而他们提交的优秀诗歌文本，又对种种的诗歌行动进行了正面的肯定和确证，从美学的角度申述了他们的行动绝非空穴来风，而是货真价实的。
6、安琪在长诗《轮回碑》的最后写下了五个字：“全诗未完成”。这五个字某种程度上也是中间代诗人群的某种隐喻：“中间代”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诗群建构。
这意味着，不是收入《中间代诗全集》的才是中间代，未收入全集的就不是。毕竟一部书的容量有限，同时又受到交流、沟通和出版等条件的限制，肯定会存在遗珠之憾。我认为，只要属于1960年代出生没参加第三代的优秀诗人都是。包括雷平阳、杨键、李少君、阿毛等这些不在全集之列的，都应划归“中间代”诗人群中。
7、“中间代”诗人群的名作相当多，几乎从每一个“中间代”诗人的作品集里都能挑出一首代表作，而且多数诗人都有好几首堪称经典的得意之作，对这些经典诗歌的例举，永远都无法穷尽，只能以偏概全。
粗略地说，“中间代”的短诗和组诗精品大致有这些：安琪《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伊沙《结结巴巴》、侯马《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树才《极端的秋天》、陈先发《前世》、蓝蓝《野葵花》、余怒《守夜人》、黄梵《中年》、潘维《苏小小墓前》、娜夜《起风了》、宋晓贤《一生》、路也《江心洲》、朱朱《清河县》、赵丽华《风沙吹过……》、老巢《我们还在》、臧棣《喜爱蓝波的几个理由》，等等。扩大一点说，李少君《神降临的小站》、雷平阳《背着母亲上高山》、杨键《暮晚》等，也是“中间代”的名篇。
试分析黄梵的《中年》：
青春是被仇恨啃过的，布满牙印的骨头
是向荒唐退去的，一团热烈的蒸汽
现在，我的面容多么和善
走过的城市，也可以在心里统统夷平了
从遥远的海港，到近处的钟山
日子都是一样陈旧
我拥抱的幸福，也陈旧得像一位烈妇
我一直被她揪着走……
更多青春的种子也变得多余了
即便有一条大河在我的身体里
它也一声不响。年轻时喜欢说月亮是一把镰刀
但现在，它是好脾气的宝石
面对任何人的询问，它只闪闪发光……
这首诗以精准的抒情语调和表意词汇，将人生一个特定阶段中的成熟、稳重与心平气和的存在情态精彩地勾画出来。它既是生命情形的艺术写生，又藏蕴着哲学般的深沉玄思。
这首诗似乎可以看作“中间代”诗人们在21世纪初群体集结时的共同心境的诗化概述。
8、“中间代”和“70后”这两个诗人群体，到底谁影响了谁的问题，是不好作出明确回答的。我认为，二者之间是互相影响，共同进步的。应该说，“70后”学习“中间代”在前，“中间代”受“70后”影响在后。
“中间代”在90年代即已成为中国新诗的中坚力量，这个时候，“70后”诗人仍属于诗歌的摸索期和爬坡期，因此他们许多人可以说是阅读和借鉴“中间代”诗人的诗作中逐渐达到自我发展与完善的。黄礼孩就曾说过：“‘中间代’诗人大多成名于90年代，我是读他们的诗歌长大的。”（《一场迟到的诗歌命名》）黄礼孩的话道出了“70后”诗人的某种真实情形。
“70后”的文学史自觉显然要比“中间代”要显得强烈和突出，安琪等人对于这个诗歌群体的诗学命名选择和诗歌创作集结等操作模式，无一不是学习和借鉴了“70后”的方式方法。而“中间代”诗人在21世纪写作的部分诗作，在保持90年代自我风格的同时，又对“70后”优秀诗人的艺术技法有所借鉴和采纳。
这两个群体的互相影响，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和砥砺，一定程度上为21世纪初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更大的生机，增添了不尽的活力。
这实乃中国新诗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