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15的读书会上，以及3.17与竺院同学的座谈会上，都谈到一个问题：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每一个个体如何才能保持独立自主性，成为自由的“主体”。

学术上谈这个问题的人太多了，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就有如康德、尼采、弗洛伊德、韦伯、福柯、德里达等，但是谈归谈，真正要落到每一个人头上，这多多少少都还是一个不知所措的事儿，无论是“公开运用理性与自由之间的巧合”（康德），还是“每个个体都把他的生活变成艺术品”（福柯），操作起来似乎都不容易。

的确，在不同时代，自由、自主的含义有着很大的差异：在古代，一个人只要肉体不被奴役，他就是自由人；到了康德那里，却是强调思想的自由，强调启蒙是在知识基础上的公开运用理性，甚至连肉体的不自由都不是思想自由的障碍；到了福柯这里，知识/权力成了束缚个体的主要力量，启蒙遭到质疑，其标志性的问题恰恰是：理性在现代专制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针对康德的问题，似乎就是：能够保证公开运用理性的制度环境，难道就不应该保证个体自由地、私下地运用理性？

我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我向往自由，既向往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也需要私下运用理性的自由，甚至觉得两者缺一不可。

如果这个世界真像韦伯所说是一个“囚笼”，那么，要想不成为“囚犯”似乎就只有一个选择：做个“狱警”。可是，在我看来那还不如做“囚犯”呢！关键是你在乎什么？

那天，在竺院同学座谈会上，赵立悦同学说我“是一位非常屌的老师”，我真很喜欢“屌”这个字，以前也有人这么说过，话糙理不糙嘛。我理解这字首先应该是指一个纯粹的男人，其次是说他是一个对这个世界满不在乎的男人。

这个世界真有可以让我们在乎的东西吗？想穿了，还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