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与成都先锋诗歌运动

何小竹

成都先锋诗歌运动始于1984年和1985年之交。标志性事件是赵野、胡冬、廖西等川大学生联合重庆的高校学生发起的“第三代人”诗歌运动。这一运动因两地学生在某些观念上的分歧而流产，但留下了“第三代人”（或后来通用的“第三代”）这一诗歌命名，并为之后涵盖全国的“第三代先锋诗歌运动”确立了一种精神基调，即：反传统，反价值，反文化。这“三反”的精神基调昭示着“第三代”与“朦胧诗”及其之前的诗歌在审美趣味及语言方式上的彻底决裂。

但是，由万夏、赵野、杨黎创办的《第三代人》杂志并没能够按照他们预想的样子面世，首先是刊名被修改成了《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里面的栏目设置囊括了北岛一代诗人的诗歌，“第三代人”只在其中占据了一个并不十分醒目的位置。正如杂志的英文刊名一样，这是一个“现代主义的诗歌同盟”。在这个同盟中，既有后来的“莽汉主义”旗手李亚伟，早期“莽汉”创始人胡冬、万夏，“非非主义”主将杨黎，“非非”理论和批评家周伦佑、蓝马（王世刚），“他们”诗派主将韩东和于坚；同时也有“朦胧诗”（或“今天”）派的北岛、芒克、杨炼，“五君子”诗歌团体的欧阳江河、钟鸣、翟永明、柏桦、张枣；“整体主义”的石光华、宋炜、万夏；以及后来成为诗歌烈士的海子（他的一首诗歌的标题“亚洲铜”被用作杂志的一个栏目，栏目下主要编发的是“史诗派”诗人的作品）。

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先锋诗歌运动产生的第一个诗歌流派是“莽汉主义”。有自己的油印诗刊，有诗歌宣言，有实验作品。发起人为胡冬、万夏、李亚伟。但胡冬、万夏在发起之后即退出（胡冬写起了“九行诗”，万夏加入了“整体”），李亚伟将其支撑着，并联合起马松、胡玉、二毛、梁乐、蔡利华等人，将“莽汉”的旗帜带进了1986年的“大展”。“莽汉”之后，打出流派旗帜的是“非非主义”和“整体主义”。“非非主义”发起人为周伦佑、杨黎、蓝马、尚仲敏（尚之前为重庆《大学生诗报》主编），成员有敬晓东、吉木狼格、小安、刘涛、梁晓明、余刚、海男及笔者等，除杨黎、小安、尚仲敏、刘涛、敬晓东之外，其余人等均不在成都生活。“非非”有自办的铅印刊物，有诗歌宣言和“非非主义”诗歌理论（蓝马的“前文化导言”，周伦佑的“变构”），“非非主义”诗歌批评方法（周伦佑、蓝马的《非非主义小词典》）及实验诗歌。“整体主义”发起人为石光华、宋氏兄弟（宋渠、宋炜）、万夏，成员有刘太亨、张渝、潘家柱、席永君、杨远宏等。“整体”有自己的诗歌主张，诗歌实验，自办有铅印刊物《汉诗》。“五君子”没有宣言，没有自办的刊物，不是一个诗歌流派，只是一个诗歌团体，这一团体的诗歌作品主要在万夏、石光华主编的《汉诗》上发表。《汉诗》还发表那些置身流派和团体之外的成都先锋诗人的作品，如廖亦武、孙文波、肖开愚、杨然等人的作品，以及北京的先锋诗人如海子、西川等人的作品。

成都先锋诗歌运动从1984年夏天开始，到1989年秋天结束。这个时间段我并不生活在成都，只偶尔到成都出差、开会，这样便认识了其中的部分诗人，建立了友谊，并与之保持着或多或少的通信联系。我到成都的落脚点有三个：蓝马、刘涛夫妇在盐市口转轮街的家（蓝马于1987年从西昌迁居成都）；杨黎、小安夫妇在新二村的家；尚仲敏在成都水电校的单身宿舍。1988年，我在蓝马家认识了胡冬，然后胡冬热情地带我去翟永明在社科院的家，认识了翟永明，随行的有蓝马和刘涛。

我之前已读过翟永明的《女人》和《静安庄》，见到她之后，觉得她的外形和神态都与我阅读其诗歌时对诗人的想象完全吻合，即：神秘、美丽、羞涩，以及淡淡的一点忧伤。她穿着一套有点波西米亚风格的裙装，漆黑的披肩长发，漆黑的眼眸，浓浓的眉毛和丰满的嘴唇。说话声音不大，说完一句话便露出一个羞涩的微笑。墙上挂了一件彝族的百褶裙，墙下的木柜上也摆放着几个彝族的漆器（木碗、木酒壶、木酒杯和木汤勺）。翟永明坐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跟在画上一样。而事实上，这个时候，她正与画家何多苓生活在一起。她的这种神态（漆黑的长发和漆黑的眼眸）就出现在何多苓的以“小翟”命名的系列油画中。那次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偶像何多苓，长长的卷发，忧郁的眼神，瘦削而高挑的身材。他出来晃了一下，跟我们打了个招呼，就避进了自己的画室。

那次见面中，翟永明告诉我，她读过我在《非非》创刊号上发表的那一组以《鬼城》命名的诗（其中有《梦见苹果和鱼的安》），很喜欢。这一表示让我受宠若惊，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其实，这组诗与她的《女人》和《静安庄》有气质上的相投（神秘主义，技巧上受“超现实主义”影响）。也可能就是这种“相投”，导致了我与翟姐的友谊从那时开始，一直保持到了现在。她虽然对我后来发生变化的那些诗歌并不表示十分的赞扬，但却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在诗歌创作上，翟永明有其独立的见解和个性。但她同时又是一个十分包容的批评家，对不同风格的诗歌都能予以接纳。也是因为这一性情和气度，使得她在整个成都（乃至全国）的先锋诗歌运动中，与其它流派的诗人均能友好相处，即使偶有批评，也充满了善意。我觉得这不仅仅与其女人身份有关，更重要的是与其对诗歌的认识有关。她信奉好诗应该是不一样的。在这一点上，我与她有着相同的认识。

从1992年我定居成都之后，我们的交往便开始密切起来。我开始亲切地称呼她“小翟”。这其间，我总能及时地通过打印稿或电子邮件读到她最新的诗歌作品，并注意到她在诗歌创作上发生的一系列自觉的变化。这变化首先是她走出了“静安庄”的主观神秘之境，开始将目光投向敞亮的现实世界。所谓“敞亮”，既是语言上的去“意象”化，也是主题及题材上的“介入现实”。用小翟自己的话说，就是“更趋向于在语言和表达上以少胜多”。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周末与几位忙人共饮》，一首由六个段落组成的长诗，现实背景为九十年代的成都，直接表达了诗人对社会变迁的观感，其中有迷惑，有批判，但也有暧昧的认同。从前一些喜爱她的读者有点不适应这种“直白”的诗风了，他们更喜欢那个居于内心世界，以神秘的语词构筑诗性空间的永远穿着一身黑裙的女诗人。但我却觉得，这是小翟由一个“现代主义”诗人向“当代诗歌”书写者的脱变。她打开了自己，释放出她更多面的语言天赋。到了2000年之后，她的诗更进入一种自由之境，没有刻意的风格限制，没有为了强化既有身份和符号而固守的题材取向。而是什么都可以写，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翟永明还是个女诗人吗？这个疑问，联想到以前外界赋予她的“女性诗歌的代表人物”这一标签，好像很理所当然。但在我看来，却是一种偏见和谬论。难道女诗人就只能躲在性别里写作？这一谬论不仅不适用于一个当代的女诗人，就算放在鱼玄机、薛涛以及李清照这些古代的女诗人身上，也是不适用的。她们都写作了大量超越性别的经典佳作。诗人就是诗人，在以诗歌介入现实，抵达事物的本质方面，实在没有什么男女之别。

1998年，小翟与她的同学戴红在成都玉林西路创办了“白夜”酒吧。小翟很早便辞去公职，长期没有固定和安稳的工作，开酒吧的初衷是为了生计。但事实上，“白夜”酒吧并没像一般酒吧那样在商言商，而是因主人的爱好和趣味，开成了一个结合诗歌与艺术的文化型酒吧。小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在这个狭小的酒吧里做了一系列诗歌和艺术的活动。这一类的活动一做就是十年，白夜也因此被媒体称为中国的诗歌沙龙，艺术沙龙，成都的文化地标。也是为了方便开展更多的活动，2008年，白夜搬迁到了整修后的宽窄巷子。新的白夜酒吧地盘大了，经营上的压力自然也更大了。但是，小翟及其加盟的股东依然如故，并没变更白夜的经营风格，照常是诗歌与艺术的活动场地。有了这个场地，在诗歌不再是潮流的今天，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倾听和体会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都先锋诗歌运动留下的一些余响和余味。同时，因为白夜的存在，也日复一日地吸纳进许多年轻的诗歌爱好者，使得诗歌在今天的成都，依然是部分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少外地的文艺青年或中年，也常常背着旅行包慕名到白夜拍照留念。

现在，无论年老年少，都亲切地称呼小翟为“翟姐”，这称谓表达出朋友们对她由衷的赞美和崇敬。这也是她在诗人身份之外，作为一个文化酒吧的老板对社会做出的一种潜移默化的贡献。而她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在这十余年时间的流逝中，趋向于简单的丰富和丰富的简单。而有关白夜酒吧及其诗人和艺术家们的那些八卦故事，讲述得最好的还是翟姐自己，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翟姐的《白夜潭》一书。

（原载《明日风尚》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