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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認為無論是從交易量、參與交易的主體的多樣性，還是市場的深度，內地市場都已經毫無疑問是人民幣的定價中心。
巴曙松認為預計限購令的蔓延以及地方政府調控細則的推出，預計未來幾個樓市成交量將作明顯調整，房地產資金轉換的觸發點逐步具備。
通脹預期不斷高企，周邊經濟環境更不容樂觀，內地經濟政策走向將何去何從？內地金融監管正日趨嚴格化，內地金融業將有哪些發展新亮點？金融中心正日趨發揮輻射影響力，滬港兩地乃至內地各地金融中心將如何造就真正意義上的金融中心？面對上述諸多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博士對此一一解說如下。
內地正著手更嚴格的金融監管
張衛東（簡稱“張”）：近日據說，中國銀監會已經上報國務院批准監管商業銀行的新監管辦法，也就是外界傳言的中國版的巴塞爾協定III，據悉您一直是這方面的研究專家，請問您如何看待此監管辦法？對涉及部份資本金欠缺的商業銀行，您認為其應對之策是？
巴曙松（簡稱“巴”）：中國銀監會正在準備實施中的新的監管指標體系，實際上覆蓋了巴塞爾資本協議的主要內容，同時還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增加了貸款撥備比率等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監管指標。
從主要的監管指標要求對照，中國銀監會準備推行的這些監管指標，無論是從準備實施的時限，還是具體的指標要求水準方面，都已經接近或者達到國際上最嚴格的監管要求。這實際上反映了中國的監管者充分利用中國銀行業受到危機直接衝擊較小、盈利能力較強的時機，迅速增強銀行體系的風險抵禦能力的決心。
中國的銀行業要補充資本金，與歐美銀行業因為以過高的槓桿率參與投機等形成資本金的侵蝕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的銀行業補充資本金是為了爭取更大的業務發展空間，是為了支持更大空間的盈利機會，而不是為了彌補已經被交易虧損和侵蝕的資本金，中國主要的商業銀行每一次補充資本金之後，盈利能力都有了明顯的提高。
從前幾年的情況看，商業銀行補充資本金有多種渠道，例如自身盈利的積累、資本市場融資，以及補充附屬資本，同時，還應當促使商業銀行更多轉向資本節約型的業務模式，並可以嘗試推動資產的證券化，降低資產的擴張速度。
滬港兩地應密切金融合作
張：據說，目前人民幣匯率市場上的定價不在上海市場而在香港市場，對此，您是如何看待上海未來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您認為滬港兩地應從哪些合作切入才是更為實際呢？
巴：說人民幣匯率市場的定價在香港市場並不準確，無論是從交易量、參與交易的主體的多樣性，還是市場的深度，內地市場都已經毫無疑問是人民幣的定價中心，香港市場只是更多從部份國際投資者角度反映了對人民幣匯率的一些趨勢和判斷，但是並不一定代表更為廣泛的投資者。
中國是一個巨型經濟體，經濟體系發展的多樣化，客觀上可以容納多樣性的金融中心，其中可能有國際性的金融中心，也可以有多個區域性的金融中心。
我個人認為，北京是中國的金融決策中心和信息中心，關於中國金融業的重大金融決策多數是在北京決定的，北京集聚了大型的商業銀行、資產管理機構、保險機構、證券機構等等；上海更多的是人民幣的交易中心，更多從市場層面來發揮其功能。
中國還有不少城市，在所在的區域都有較強的金融輻射能力，例如深圳在珠三角地區的影響力，內地一些省會城市在所在省市的金融影響力也較大。
香港對於中國來說，具有獨到地位是其相對開放和國際化的市場體系，在中國的金融市場發展上可以發揮很多獨特的作用，例如通過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來探索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可能遇到的一系列挑戰，通過建立國際化程度更高的金融市場來一方面滿足外資進入中國市場的需要，同時也滿足中國的企業走出去的需要。
真正優秀的、有影響力、可持續的金融中心，應當是通過市場競爭來獲得的，並不是依靠人為的傾斜來獲得的，也不是靠抑制其他金融中心的發展來獲得的，通過不同金融中心之間的競爭，來共同提高市場的效率，相互促進，整個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才可能逐步提高。
流動性狀況逐步轉向常態
張：當前，內地經濟發展的週邊環境可以說是“通脹”和“緊縮”並存，這似乎對內地經濟發展具有更多的挑戰，市場和決策層都有對未來出現“滯漲”的擔憂，您認為哪些措施對當前的中國經濟發展才是更合適呢？
巴：即使在緊縮階段，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到目前為止依然保持在9％以上的增長，在金融危機時期保持這快的增長速度，不可能說是什“滯漲”。目前看，中國、巴西、印度、越南和泰國等海外新興經濟體，自去年起進入加息周期，但是從歷史經驗來看，幾乎每一次通脹的高位回落都是以降低經濟增長和總需求的回落為代價的，巴西、泰國、韓國在數次加息後，經濟增速已經放緩。
中國自2010年以來，一系列宏觀緊縮政策出台，例如地方政府投融資平台的規範化、房地產調控的嚴厲推進、八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四次加息意味著中國的宏觀政策，已經從應對危機時期的超常規刺激政策中逐步退出，回歸宏觀政策的正常化，從而通過抑制總需求的過快擴張來避免通脹預期的進一步強化，在加大蔬菜和糧食等供應的同時，弱化通貨膨脹持續抬升的總需求環境。
無論是從國際範圍的低利率環境，還是國內的總體貨幣供應增長看，2011年社會流動性總體充裕的情況仍然不會改變，變化僅在於增量的有所收縮。
然而存量流動性的釋放將會對資產價格產生明顯效應。從社會流動性的結構來看，居民資產負債表再配置效應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這也將資產市場釋放較大的流動性：其一是存款活期化，其二是M2向M3、M4的轉換。
如果從更短期來看，未來一兩個月資本市場的增量資金可能會主要來源於房地產和外匯佔款，即使在存量資金不會調整的假設下，邊際資金的動也會產生明顯的槓桿效應。
一是預計限購令的蔓延以及地方政府調控細則的推出，預計未來幾個樓市成交量將作明顯調整，房地產資金轉換的觸發點逐步具備；二是出口恢復性增長態勢和中國的三次加息已經使利差進一步擴大，這將熱錢的流入規模再度逆轉並呈擴大化趨勢。所以說，社會流動性總體寬裕的狀況只有較小改變。從目前情況看，由於宏觀緊縮的政策效果逐步顯現，1月份CPI明顯低於市場預期。同時，政府採取措施增加供給、加息抑制通脹預期、控制信貸收縮流動性，預計總需求呈現平穩回落態勢，預計今年1、2月份將是全年通脹的階段性高點，同時也是全年政策密集度和疊加效應最為嚴厲的階段。近期的調控壓力將出現明顯的階段性減輕預期，市場對通脹失控的擔憂也在明顯降低。與中國進行宏觀調控的歷史對比，可以把握當前宏觀政策所面臨的環境，與2007年“雙防”時的情況對照，目前所採取的手段和工具基本類似，具體政策包括：控制投資增速、提高利率、控制流動性、緊縮信貸。
巴曙松簡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秘書長，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此外，還擔任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企業年金資格評審專家、中國證監會基金評議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銀監會考試委員會專家、招商銀行和招商局博士後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等職務。主要研究領域為金融機構風險管理與金融市場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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