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龙的美客

    纳博科夫本来也是流亡作家中的一员，但他自小接受的那种对集体或政治生活的不信任，让他远离了这个中心。他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派系就是孤独，远离流亡者组织的文学生活。

 

    很多作家都不喜欢别人为他作传。奥威尔就在遗嘱中反对其他人为他立传，那是出于一种谨小慎微的自卑感，他总认为自己的一生是一连串失败经历的组合体，不值得后来者书写。

    而托尔斯泰算是另一个极端例子，他生前就很讨厌别人为他作传，那是一种渗透在骨子里的傲慢，他认为传记作者无法圆满地诠释他高贵的一生，除非他写自传。但自传呢，正如博尔赫斯所言，任何自传都是侧重心理上的，一个作家不谈某些细节甚至比谈论某些细节更具代表性。

    我掂量着手头的这两本纳博科夫的传记：一本自传性质的《说吧，记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4月版），另一本由新西兰的著名学者纳博科夫研究权威布赖恩·博伊德著的《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想着博尔赫斯的话，心中觉得妙不可言。

    熟知纳博科夫的人都知道，他也是讨厌文学传记的，但他的《说吧，记忆》却是一本典型的文学传记，散文大于纪实，抒情大于叙事。纳博科夫对记忆的重构和变形，让这本自传弥漫着一种浓浓的乡愁，深深烙上了他小说书写的独特印记。这个时候读博伊德《纳博科夫传》反而觉得这种平实厚重的风格正好弥补了自传中那部分欲言又止的隐秘的激情。

    纳博科夫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正如他评价喜欢的诗人普希金，“他实际的身世就像他笔下的一部杰作，时而抒情，时而讽刺，时而悲惨，而他的创作则仿佛是生命的注脚”。

    《纳博科夫传》把纳博科夫的人生经历分为俄罗斯时期和美国时期，我们现在先看到的是前者的中文版。当然，严格来说，博伊德的这种区分也是很粗疏的，所谓俄罗斯时期也不过是指的是他的青年时期。

    纳博科夫1899年生于俄罗斯传统的贵族式家庭，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纳博科夫全家搬离俄国踏上流亡之路的时候，他不过才十八岁。1917年之前，他在俄罗斯的生活无忧无虑，这种快乐的童年也无数次成为他以后写作中明亮的源泉。但在此之后这种生活只能在回忆中逐次展现。

    因此，确切来说，博伊德传记中的“俄罗斯时期”大多数时候指的在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柏林、捷克的布拉格和法国的巴黎等这些异国他乡的生活。1966年，已经名满天下的纳博科夫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这个时期的流亡生活，他说自己是一个“非典型流亡者”。这是个非常值得玩味的语词。我们不妨从博伊德对纳博科夫早期生活经历的爬梳中慢慢寻找它的蛛丝马迹。

    1917年他们全家搬到克里米亚，他第一次具有了切实的流亡体验，那是一种与文学性描述无关的真实生活状态。他与以前的生活一分为二，与之前的恋人切断联系，第一次领受到流亡中的思念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