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是群经之首，也是群经之始，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如师言用兵之道，讼言法制刑狱之理，鼎言祭祀之规，咸、恒、归妹言婚嫁娶女，颐言养生之道。六十四卦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所不包。但在总体上，则是以进德修业、虚德养贤，治国平天下为主旨。

《易》是中国哲学的立极、立基之作。儒家虽把《易》作为首部经典，然《易》与道家、阴阳家、法家、兵家等诸家思想都有相通之处，在各家思想中都有阴阳思想的推广和应用。儒家、道家实是《易》在各自不同方向上的发展，理论旨趣各不相同。儒家侧重于乾刚，积极进取；道家侧重于坤顺，守静无为。在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乃是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继承孔孟传统，以儒解《易》；魏晋玄学乃是道家思想的发展，继承老庄传统，以道解易，但柔中有刚，静中尚动，故有“有为”与“无为”之辩。

《易》包括《经》和《传》两大部分。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伏羲画卦，观物，取象，画八卦；二是文王占筮、推衍，成六十四卦，并附之于占筮之卦辞、爻辞；三是孔子阐释易理，作篆（卦辞）象（爻辞），篆辞是对卦辞的意义阐释，象辞是对爻辞的意义阐释。《易》之称为《周易》，是指周文王所做的《易经》，以及孔子据《经》所阐释的《易传》。伏羲、文王、孔子被称为“三圣”，伏羲所创的是符号体系，文王对符号体系进行推演占筮。《易》本占筮之学，而非义理之学；孔子阐释易理，使之成为义理之学。《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实际上是由占筮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化过程。占筮是推衍预知吉凶之术，易理则是推衍占筮的内在机理，义理是易理的意义推广，实质意义更加广泛，具有普适意义，使之成为义理之学，成为哲学。《易》之为中国哲学的首典，是其中包含了修身致知、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智慧。

《易》作为中国哲学立极之作的首部经典，其意义有四：

1、确立了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即观物、取象、义理阐释的思维方式。观物、取象，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概念分析、逻辑推导，而是类比、比附，其间没有严格的逻辑过渡，只有外部物象的相似之处。中国哲学范畴的内在关联，不是逻辑相通，而是物象相似基础上的屹立相通。物象相似是其实证基础，义理相通是在实证基础上的哲理升华。由于物象的多元性，导致了取象的视角不同，甚至相互矛盾，从而也导致了意义阐释具有更加广泛的思维空间。这就使中国哲学在思维形式上，不受逻辑的限制，浮想联翩，纵横驰骋，自由发挥。这是中国哲学的个性风格，形成了中国哲学的神秘主义印象。西方哲学以逻辑推延为研究方法，中国哲学以感性体悟为致思方法，表现为对形象的内在意蕴的体悟与玩味，而缺少对概念的条分缕析，从而导致了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含混性、多义性与神秘性，使哲学理论不具有哲学的范式。这在西方哲学家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但由于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含混性、多义性和神秘性，使中国哲学具有更大的包容心和渗透力，兼容并包，使自己不断走向强大。佛教传入中国后，迅速被同化吸收，就是明例。特别是在西方哲学被消解和解构，面对终结之时，中国哲学却依然有着不断更新、发展的内在张力，对化解层出不去的世界发展难题，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2、确立了中国哲学的根本理念，即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中国哲学不是心物二元论，不是主客对立，而是天、地、人三元论，是天道、地道、人道的三元和谐统一的世界观和辩证法。中国哲学言人事，论说道德修养，探讨治国理事，是人道，但人道必须应乎天地之道，顺天应人。天地四时之运行，是人事必须顺应的自然基础。中国哲学在言说方式上，先言自然之变化，再论人事之顺应。人事不能违天时，逆天而行，必须顺天时，行四时之政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也是人道德修养、治国理政的基本法则，阳德阴刑，成为中国统治者处理政事的天然准则。中国哲学是辩证统一的和谐天人观，或和谐统一的辩证天人观。

3、确立了中国哲学的意义阐释系统，这一系统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即“阴阳——八卦——五行”，“阴阳平衡、化生万物”是最根本的原则和规律，是天道、地道、人道和谐统一的内在机理。“八卦”和“五行”实指各种不同的物质形态。“八卦”即乾（天）、坤（地），以及由之所生的三子三女：震（雷，长男），坎（水，中男），艮（山，少男），巽（风，长女），离（火，中女），兑（泽，少女），此为八经卦。两卦组合成六爻，共成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分别代表天道，地道、人道，上两爻为天道，天道曰阴阳，下二爻为地道，地道曰刚柔，中二爻为人道，人道曰仁义。由此构成了一个对整个世界的解释系统，既有对自然（天地）变化的解释与说明，又有对人事、道德修养、国家治理、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解释与说明，这种解释与说明以“卦”的形式，说明易理，预知吉凶。“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不同属性的物质，它们按照“相生相克”的法则，相互发生作用，并以这种方式解释和说明世界的运动和变化。这是另一个意义阐释系统。《周易》八卦的实质是阴阳学说，是运用阴阳进退、消长、盈虚来说明世界万物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以及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治理；“五行”学说是用五行的生克制衡来说明世界万物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以及人的道德修养、社会治理和历史的发展变化。“阴阳”和“五行”实属不同的解释系统，但解释的对象相同，解释的过程和结果相通，解释的理念和方法相合，且“五行”又具有“阴阳”的属性，在八卦中，离为火，坎为水，坤艮为土，震巽为木，乾兑为金。这就为“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的融合打通奠定了基础。二者的打通融合，构成了“阴阳五行学说”这一中国哲学的意义阐释系统，形成了中国哲学独具特色的宇宙本体论和宇宙发生论。“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的历法、农学、医学、政治学的哲学基础，不懂得“阴阳五行学说”，就不懂的中国的文化和科学。

4、确立了中国哲学的独特面貌。西方哲学的面貌是分，是本体论、认识论与逻辑学之分，是概念清楚，逻辑明晰，给人一种理性的说服力；中国哲学的面貌是合，是融本体论、道德论和历史观于一体的感性体悟之学，给人一种现象感染力。中国哲学的“合”，也是阴阳、刚柔、仁义之“合”，是天道、地道、人道之“合”，“中和”、“和合”是中国哲学的根本理念。这种“合”使中国哲学成为一个包罗万象、无所不包的庞大体系，万事万物莫不在这个体系之中；这种“合”也使中国哲学成为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意义阐释系统，各种不同的哲学理论、不同的哲学家都以此来说明世界的生成与变化，说明人事、社会、道德的运行与完善。中国哲学在总体面貌上相似，在理论视角上相异。儒家和道家都是对《易》的阐释，但儒家强调进德修业，修齐治平，积极进取，志向远大，以阳刚入世；道家崇尚自然，倡导无为，守静致柔，潇洒飘逸，自由超脱，以阴柔遁世。在致思旨趣上，儒家表现为人生智慧和社会智慧，乐天知命，积极进取；道家表现为养生智慧，乐天贵命，追求生命的长寿与自由。这种“合”，也表现为中国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家产生的方式不同。西方哲学的理论形态各异，理论体系的不同成为区分不同哲学家的标志，哲学家在历史上的地位，是由其理论体系的完善程度及其影响力所决定的。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这样的哲学大师，都是以其独特的哲学理论称雄于世界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家不断出现，但每一个哲学家却没有自己独特的哲学理论体系，而仅仅是对中国哲学范畴的不同理解和体悟。西方哲学理论的区分，是概念系统不同，理论形态各异；中国哲学理论的区分，是概念范畴相同，对概念范畴的理解和体悟各异。西方哲学的发展表现为理论形态各异，哲学理论迭出，是哲学理论形态、理论体系的推陈出新；中国哲学的发展则表现为哲学理论形态相同，理论旨趣不同，是同一哲学理论体系的不断扩充和深化。西方哲学表现出明显的求知理性，以追求真理为己任，少有功利色彩和致用倾向；中国哲学则表现出明显的求善、求美的价值理性，具有较强的功利色彩和致用倾向，中国哲学家和中国文人所追求的是学以致用，经世致用。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相分离，在西方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哲学理论形态的演进，表现为核心价值观的嬗变与更替；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哲学即文化，文化即哲学，中国哲学的发展则表现为核心价值观的传承与演进，在同一核心价值观中展现为不同的价值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