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牧
      如果用“国民利益”取代“国家利益”，很多事情就容易说清楚了。
      比如独裁政权面临危机，常会打出“国家利益”的牌（必须说的是，即使在民主政体国家中，类似情形也有不同程度存在），甚至发动对外战争。
      可是请问，究竟什么是“国家利益”？究竟谁能代表“国家利益”？
      国家早已经成为一个神化了的必须去魅的字眼。
      法国电影《国家利益》描述的就是政府中某些人以“国家利益”为掩护，干着军火走私的勾当，同时无情消灭知情者。美国电影《恐怖地带》也是如此。故事片虽是虚构，却不乏事实依据。极权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得更残酷血腥，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无论战前战后多次大规模的政治清洗，都是在“国家利益”名义下进行的。苏联长期软禁持不同政见者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理由也是如此。
     英国人安德鲁·韦伯斯特在《发展社会学》中说：权力不仅表明“谁在做什么？”或“谁决定”，更重要的是要看现行政策在客观上使谁受益？德国的工业化是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当局实行的，这个国家终于成了法西斯帝国国，日本的工业前提也是如此。
    今天，在任何国家，危害“国家利益”都是吓人的罪名。任何人一旦受到这项罪名指控，都很难得到公正辩护。即使是美国，比如五十年代麦卡锡的“非美调查委员会”，也疯狂多年，公然迫害知识分子。

      有“世界公民”之称的爱因斯坦对此感受极深。爱因斯坦原是德籍犹太人，大学毕业后到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工作。当年世界性的排犹浪潮使他很早就对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危害性极其敏感，而科学家的智慧和伟大人格，又使他能超越民族的眼光，对整个人类的命运寄予深切的关怀。
     针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知识界公然为德国的军事扩张政策辩护的情形，爱因斯坦曾写道：“知识分子共同体已经被民族主义的激情破坏了，学者成了民族传统的代言人，而且失去了他们关于知识分子联邦的观念。现在我们面临着这样一种令人震惊的事实：务实的政治家竟然成了国际主义思想的倡导者。”

      爱因斯坦曾认为：“自然科学家容易接受和平主义的目标，那是因为他们所处理的题材具有普遍的特征，使他们必须依靠国际间的合作。经济学家也是这样，他们必然会认为战争对经济有一种破坏瓦解的作用，”所以他认为“学者唯一的‘祖国’应该是整个人类社会”。但实际情形却常常不是这样，因此他强烈地质疑道：“难道他们（指知识分子）的立场竟仅仅取决于国境（他们出生地或国籍）这一偶然条件吗？”
     爱因斯坦支持建立“以色列国”，这是犹太人在世界各国普遍的悲惨命运决定的。但爱因斯坦对“国家”的作用却作了严格的限制。他曾说：“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我认为，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也正是由于这种道德意识上的纯洁和对国家与人的关系的正确看法，所以爱因斯坦婉拒了出任以色列国的总统。
      我激赏爱因斯坦对国家存在意义的论述，所以我认为要给“国家”和“国家利益”去魅，有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国民利益”取代“国家利益”。
      如此一来，“国家利益”就不可能被抽象并神化，它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发现，不同制度下的“国家利益”的内涵其实是不一样的。封建社会的“国家利益”是家天下的利益，“朕即国家”；如今虽然很多国家号称“人民共和”——国家是每一个公民的国家，实际上某些“人民共和国”不过把持在一小撮人手里。更容易理解法国的辐柯说的：“以权力来解读历史，更容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权力的结构决定文明的面目——就像金字塔的制度背景必然是奴隶制，如果那时有舆论宣传的必要的话，也必然是“举国奴隶称颂伟大工程”。我们就知道，通过金字塔可以推测它的制度基础，同样从“举国欢呼”或“一致拥护通过”的话语很容易判定一个政权的本质。
      如此一来，我们更容易理解历史，再强大的独裁者也不可能永远成为“国家利益”的化身。二战后期的纳粹内部分裂，多次出现暗杀希特勒的行动，暗杀组织者显然认为希特勒不能“代表国家利益”了。
      如此一来，我们更清楚对一个国家的国民来说，真正重大的问题也只有一个，整个社会的利益是如何分配的。虽然观察一个政权的“现行政策在客观上使谁受益”需要时间，但并非做不到。而大量的事实一定会让我们明白一个真相——那就是，对国民利益可能构成最大危害的肯定不是那些质疑国家政策的人。如果发生了实际损害，首要的责任肯定是那些能决定政策制定的人，比如大跃进，比如中国无处不在的王八蛋工程、首长工程。。。。
     如此一来，我们就明白，那些动不动就打出“国家利益”旗号的人是十分很可疑的，并且明白，要真正维护国家利益——也就是国民利益，注意力就必须集中在“国家政策”的制定者——政府身上来，并养成强大的怀疑和质疑能力。
 1 9 9 6 年7 月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