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红色风暴 (2)
文化大革命的开场锣
1962年上半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七千人大会”等几个会议，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方针。到下半年，由于形势开始好转，毛泽东又提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这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这次会议包括为全会准备文件的中央工作会议、预备会议，从7月25日到9月27日，共开了两个多月。在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思想的指导下，这次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讨论阶级斗争和批“三风”，即邓子恢的“单干风”，彭德怀的“翻案风”，以及一些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的“黑暗风”。
在预备会议批判彭德怀所谓“翻案风”的过程中，又发生了批判小说《刘志丹》的事件。
陆定一对习仲勋、贾拓夫是很了解的，他不相信习仲勋、贾拓夫会反党。他认为阎红彦告发这件事情，可能是过去的恩恩怨怨造成的。由于康生兴风作浪，又得到毛泽东的支持，陆定一也无可奈何。
会议最后发表公报，“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这段话后来成为“十年动乱”中概括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的主要依据。
从此，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断，而首先是从文艺界开始的。
最早在文艺界兴风作浪的是江青。解放初期，江青在中宣部当过半年文艺处长。以后就生病了，长期没有做事。毛泽东曾对胡乔木说过：“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用她。”后来毛泽东改变了看法，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1963年，江青开始插手文艺工作，她到中宣部，就发号施令，部长、副部长都要到会。她提出要干什么，没有人敢顶她。只有一次，她提出电影的问题很多，中宣部应当对每部影片都进行审查。陆定一说：“每部电影都由中宣部审查，中宣部的干部都去审查电影也审查不过来。”这一下就得罪江青了。
1963年以来，各地都在抓现代戏。江青搞极端，说什么只准演现代戏，不准演古代戏。
这个时候，毛泽东到各地视察工作，在了解各地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时，又提出文化领域的问题，并首先对戏剧提出批评。
1963年11月，毛泽东两次批评文化部。第一次说：“《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第二次的批评与第一次大同小异。指责文学艺术不宣传工农兵，不宣传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热衷于宣传古人、死人，中宣部不如改名叫“帝王将相部”，文化部改名叫“才子佳人部”。
1963年12月9日，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116号刊载了《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中宣部文艺处把这份材料交给了江青，江青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2月12日将此件批给北京市委的彭真和刘仁，并写了这样一段批语：
“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毛泽东还在《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下面，做了如下的批注：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彭真看到批示后很紧张，打电话给周扬和林默涵，要他们到他那里看批示。彭真说，这个问题要认真处理，要向政治局报告，请少奇同志来抓。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召开文艺座谈会，学习和讨论这个批示，周扬、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等先后讲话。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戏剧协会于1964年2月3日在政协礼堂举办了一场“迎春晚会”，晚会上演出的一些文艺节目，后来被指责为“大部分是庸俗、恶劣、低级趣味的东西”。比如空军文工团表演的《兄妹开荒》，用京剧中的老生、小生、花脸和昆曲的各种曲调来唱，“怪声怪调”；铁路文工团表演的《梁祝哀史》，用真人学木偶动作，有时女的一下扑倒在男的怀中，“既糟蹋了演员，也糟蹋了剧本”；哈尔滨话剧院演出男扮女装的《天鹅湖》，一个男演员脱得赤条条的，只穿一条三角裤，披着薄纱，胸前按了两个假乳房，“乱蹦乱跳”。报幕员还对观众赞叹地说：“你们看，那腿是多么富有弹性啊！”
晚会过后，当即有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写信反映晚会的情况，说晚会乌七八糟，对组织者提出了严厉批评。
中宣部长陆定一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剧协的一部分人已经腐败；所有各协会的人员都应该轮流下放锻炼和加强政治学习，批示剧协进行调查。刘少奇专门对此事作了批示，江青也参与了对这次晚会事件所进行的调查。
中国戏剧家协会在调查之后，写了“迎春晚会”的检查。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文化部党组立即检查近几年的工作，并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进行整风，检查工作。5月，中宣部写了一个《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交给林默涵，林看完了，修改了一下，送周扬看。周扬不满意，认为报告写得不深刻，没有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因而把报告压下来了。后来江青问林默涵：主席批示以后为什么没有行动？林默涵说：“已经进行了学习和检查，并写了份总结（草稿）。”江青要看，林默涵只好从周扬那里取来稿子给了江青。江青把它送给毛泽东。
6月27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的草稿上写下了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批示下达后，文化部和各协会，有如被打了一闷棍，震动很大。
这两个批示在文艺界掀起了一股大批判的浪潮，一大批电影、小说、戏剧、美术、音乐作品被否定，一大批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和领导干部，如夏衍、田汉、阳翰生、邵荃麟、齐燕铭都受到批判。
文艺界的大批判，很快扩大到其他领域。从1964年起，哲学界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和企业利润观；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等等。
这时，作为党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书记处主管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的书记以及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心里总是不平静的，甚至有一些困惑：现在进行大张旗鼓批判的许多问题，都是学术问题，为什么不能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来解决呢？他感到问题严重。
当时，毛泽东对于陆定一是保护，提出不应责备陆定一同志。
“陈荒煤不检查，送到北大荒挖煤嘛！”
1964年5月16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代表团。陈荒煤迟到了，被安排在外宾后侧的一个座位上，不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看了一眼陈荒煤问道：“这位同志有点面熟，是哪一位啊？”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是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副部长陈荒煤。
毛泽东又说：“你原来是搞文学的嘛，怎么又搞电影来了？”
陈荒煤一时不知怎样回答。
毛泽东这时不顾外宾在场，问起文艺界整风情况来了，陈荒煤告诉他，大家正在学习他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认真检查工作。
毛泽东立即不高兴地说：“有些同志老是讲双手拥护我那个《讲话》，可就是不执行！”
6月27日，毛泽东在江青送交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又作了第二次批示，更加严厉地对文艺界提出了否定性的批评。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就接连两次对文艺界作出了批示，实际上，他已经完全相信了江青、康生提供的情况，对建国以来的文艺界作出了错误的估计。胡乔木后来认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内因”。
7月，全国京剧现代观观摩演出期间，，传达了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康生在总结报告中不仅指责昆曲《李慧娘》、京剧《谢瑶环》是坏戏，还指责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是大毒草。
8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作出批示：“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电影又一次成了重炮轰击的桥头堡，夏衍、陈荒煤同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
在电影界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中，陈荒煤还是肯定了十几年来的成绩，不承认是犯了路线错误。他的检查被认为是强调客观，没有从政治上找原因，总的印象不好必须重来。
来自上面的压力仍在不断加重，一次周扬向政治局汇报文化部整风时，康生发问：“陈荒煤检查（指公开式检查）了没有，他为什么不检查？”有位同志说，因为准备要陈荒煤带头揭批夏衍，先以批夏衍开始，所以还没有让陈荒煤检查。康生又说：“陈荒煤一定要检查！”
这时毛泽东在一旁插话说：“陈荒煤不检查，送到北大荒挖煤嘛！”
9月，陈荒煤在文化部和影协的检查中终于承认电影犯了路线错误，但还是认为是认识问题。
10月下旬，周扬派的工作组由肖望东、刘白羽等人组成，正式进驻文化部。一个星期后，通知部党组停止工作彻底检查。
12月，江青再次挥舞大棒，一大批影片定为“毒草”，电影已经成为人人要痛打的“落水狗”。
周扬宣布由刘白羽接管电影工作。齐燕铭、夏衍、陈荒煤被免职调离文化部。
王光美和江青的奇特关系
刘少奇察觉政坛上有一些异常动态，是1963年江青突然重新关注文艺工作。
1963年春，王光美将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尼等四国。由于外交部礼宾司俞沛文司长坚持，刘少奇批准王光美到上海制定一些出国服装。那时，江青恰巧在上海。江青便用内行的口气指导王光美：服装穿戴么，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般高雅，不要搞得珠光宝气。
江青对王光美说完她对出国服饰的见解后，便一个劲指责中国文艺界搞“封资修”，情况已非常严重；甚至胡说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历史上是个“叛徒”……王光美返回北京后向刘少奇汇报了江青的言论。但是，刘少奇并不认同江青的“奇谈怪论”，对江青也显得满不在乎。王光美则认为江青“是个听了风就是雨的人”。
1961年，国民经济因“大跃进”失败而陷入困境，这防备外敌趁机入侵，各地加强民兵训练。这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问身边的女机要员是否已参加民兵。小李便把自己持枪而立的操练照片拿给毛泽东看。毛看后十分高兴，挥就一首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江青见了这首诗，就跟王光美说了。江青从此就不穿从前的裙子了，而她原来的衣着是很讲究的。1964年，毛泽东在十三陵看三军大比武时，江青就身穿穿军装了。
第一夫人换穿军装参加活动，红墙内其他夫人怎么办？王光美只好去问刘少奇。刘少奇回答说：你们这些人又没有参军，穿军装做什么？江青她要穿军装，随她去好了。
1963年，江青以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闯入文坛，开始向中央一线领导发难。江青曾对王光美说：“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
江青在抓样板戏时，对文艺界批评既多且厉，中央听了江青的汇报，刘少奇就找她谈了，问她究竟有什么意见。因为文艺是很复杂的事。但江青没怎么说话。后来，中央在怀仁堂开会，请江青出席。
刘少奇在那次与江青单独谈话时，批评了江青，说她在上海与王光美谈文艺界各种问题是不负责任的，以后要注意。
毛泽东在1964年的思虑
毛泽东写诗反修
196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报纸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报，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大号字体刊登毛泽东的《诗词十首》，并配发作者的大幅近照。
这年1月，毛泽东会见爱德勒等国际友人。当时爱德勒正协助叶君健将毛诗英译，他向毛泽东祝贺新诗的发表，话题还涉及到中苏两党的论战。毛泽东表示：“在这场论战中，我没有别的武器，就是写了几首诗。”诗词确实成了这位政治家诗人用以“反修”的独特武器。
1964年7月5日，毛泽东在与其侄子毛远新的谈话中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毛泽东在召开主题是“教育革命”的春节座谈会上，在开场白里提出“各个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搞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
文艺界“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1964年6月5日，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观摩演出大会。在报道出席开幕式的各界人士的长长的名单里，江青的名字出现在“有关的负责人”行列的最后一位。整个会演期间，毛泽东频频到场，先后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嫂》等剧目，其中不少后来成为江青册封的“样板戏”。
会演期间，周恩来于6月23日主持召开座谈会，江青作了《谈京剧革命》的发言。26日毛泽东在讲话记录稿上写下：“已阅，讲得好。”这份记录稿二千字左右，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方向，二是艺术创作。江青咄咄逼人地说：“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就在称赞江青“讲得好”的次日，毛泽东作出文艺界“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的批示，并发出将会“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的政治警告。
中苏大论战中的小插曲
1964年4月17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毛、刘、朱、周联名祝贺赫鲁晓夫70寿辰的电文。电文第一句是以“亲爱的同志”称呼，并表示“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这只能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3月17日，在审定《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同一天，毛泽东在寓所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谈了两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提出电贺赫鲁晓夫70寿辰。他说，电报不能完全是礼节性的，应该讲点实质问题。赫鲁晓夫越要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们相反的姿态。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
十天之后，毛泽东在另一次常委会上又就电贺赫鲁晓夫70寿辰表示了另一种考虑：赫氏现在内外交困，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毛泽东说，赫鲁晓夫还不是最坏的人，有比他更坏的，比他搞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的。所以我们致电祝贺，要考虑对赫本人表示一定的友好之意。4月14日，毛泽东审定回电时，便加上了“亲爱的同志”。
这年10月中旬，赫鲁晓夫突然下台，不无巧合的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与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刊登在了同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这几乎在同一时刻发生的一上一下的两年震动世界的大事，为毛泽东赢得了极大的威望。
接着，毛泽东迅速决断，指派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以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为名，与苏共中央新领导接触，作现场考察。
在11月7日的晚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先是向周恩来，接着向贺龙说出了令人吃惊的话：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了我们两国的关系，现在我们已将赫鲁晓夫撤换了，你们也应该撤换毛泽东。周恩来和贺龙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迅速报告和请示中央。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党政代表团应正式向苏共中央提出抗议。随后在两党会谈时，新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道歉，但周恩来未予接受，并强调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结果不欢而散。
《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社论中，历数赫氏执政11年来的12大罪状。毛泽东总结赫氏下台的原因，除社论所说的，还有一条未便于公之于世的，就是：“赫鲁晓夫倒台，也许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毛泽东在1965年1月9日回答斯诺提问题时就是这样说的。
重新部署接班人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已开始，但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中两人还是步调一致的。在1964年春夏之前的社教运动，也还基本上是一致的。引发毛泽东强烈反应的直接原因，还是对“大权旁落”的忧虑。
1964年6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讲话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备战，二是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在谈到高岗问题时除了谴责他“搞阴谋”，同时对他自杀的结局表示遗憾。令与会者意外和震惊的是，毛泽东直言：“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在座的人都知道，高岗当年的矛头所向，主要是刘少奇。毛泽东最后说，“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
1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责难刘少奇的这天，中共中央最终确定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名单，最引人注目的是：林彪成为国务院排序第一的副总理。
1964年的毛泽东，渐由国际反修转入国内反修(社教)。更大的反修运动——文化大革命就要发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