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普查的应用
文/特蕾西·赛伟乐（之华媒体）
去年那场席卷全球的H1N1疫情爆发之初，加拿大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市快速启动了疫苗接种工作，并将“两居室、居住8-10人的住户单元”列为重点人群，在这类住户单元集中度高的社区无一例外地设立现场接种诊所，当局称，正是基于人口普查所得信息，使上述这样提前行动式的干预措施成为可能，并且在短短数周之内将“社会经济弱势社群”的接种率迅速与“社会经济强势社群”保持齐平。
这只是加拿大人口普查信息在医疗公共服务中的应用范畴的一个极微观的例子。作为一个移民输入国，加拿大每年都有众多由政府部门主导、非政府组织参与的“预防肺结核病”免费课程向“重点人群”（指那些输出地被列为肺结核病多发国家的移民）提供。而为这项民生工程提供信息支撑的依然是人口普查数据。
加拿大历史上的首次人口普查发生在1666年，那时接受入户调查的仅3215人，不过该次人口普查还是对加拿大的公共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为普查中发现那时的加拿大男性居民大大超过女性，男女比率接近2:1，所以当时政府便启动了从欧洲引入女性移民的应对措施。
正是因为人口普查在加拿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目前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常态化实践，并且具有细分领域、跨部门系统应用机制，甚至进入党派拉票议事列表。例如，加拿大不仅有全国性的人口普查，而且从1906年起还有专门针对农业领域的单独普查，初期从加拿大的一些西部省份开始，每五年一次。自1956年起，农业普查在全国推广，它提供了如种植面积、牲畜数量、土地管理、农场工人作业时间、农场机械资产存量、农业支出和收入、作业者受伤状况等全面的统计信息。
加拿大人口普查的“短表格”设有9个基本问题（分配给2/3的家庭住户），还有一份含50个额外问题的“长表格”（分配给1/5的家庭住户），长表格的问题诸如，职业、教育、使用语言、父母原籍、家庭收入、迁徙至现居地的时间、是否拥有不动产、房龄、每周用于照顾家中孩子或老人的时间，等等。收到表格者都有回答的义务，拒答者要被罚款。
也许世界各国的人口普查都有一个质疑声音“如影随形”，那便是关于“扰民”和“侵犯隐私”的质疑，加拿大也不例外。去年早些时候，总理哈珀主政的联邦政府发起一项动议，建议对现行的人口普查方式进行调整，取消义务的长表格人口普查模式，而代之以自愿的家庭单元调查，以期“在人口信息收集和保护个人隐私两者之间取得平衡”。7月间，联邦政府一度亮出时间表，成在2011年5月举行下一次全国普查之前就要废止义务的长表格人口普查模式。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项动议一夜间引起了社会广泛的争议，加拿大统计部长不久之后宣布辞职，他说，一个自愿的家庭单元调查永远取代不了义务模式的人口普查，因为自愿选择调查意味着统计结果不再具备代表性样本的功能，这样的动议就像把人口普查变成一场互联网民意调查一样。再者，哈珀政府的如意算盘是向全国1/3的家庭住户发放自愿调查表，而批评者称，调查回收率还将远低于30%（因为自选而非义务模式），这样的统计数据还有多少价值？——结果，在三大在野党的齐声反对中，哈珀政府放弃了上述修改人口普查方式的动议。
事实上，在加拿大国内上下辩论着要不要废止义务模式的人口普查方式之时，英国的新保守党政府也声称在考虑一个类似的变革。英国的人口普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变革派的理由是人口普查成本昂贵，却并不带来精确的统计结果。他们正从各类业已存在的公共或商用的数据库——例如个人信用征信系统、邮政体系数据库等——来寻找发展“更新、更便宜的人口信息收集方法”。
我个人倾向于保留传统的人口普查方式。并且，无论人口统计的方法怎样变迁，人口普查对于公民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为他们提供更科学、更周到的公共服务产品和切身福祉。
在加拿大，各个社会经济社群所关心的生活话题，从教育、住房、就业到医疗、交通、消防和警力设施等的规划与配置，都会应用人口普查的数据。联邦政府、省政府和当地政府基于人口数据而作出决策，从而把资源浪费控制在最低限度、并且最大化地创造社会服务价值。
除了公共部门应用之外，商用部门也可以获得人口普查信息来进行定制化的应用。例如，商业研究机构基于人口信息来进行针对新产品与服务的市场前景报告、帮助客户制定市场和营销策略；招聘企业利用人口信息制定相关的岗位设置与培训计划；报纸和媒体机构利用人口信息来聚焦社会热点话题、拟订发行与广告计划；非赢利机构和社会团体亦依托普查数据来发展妇女、劳工、残障人士、少数族裔、宗教人士、新移民等的权益保护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