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红色风暴 (16)
以死明志的开国上将阎红彦
1966年10月，阎红彦被江青、陈伯达召集到北京参加揭发批判邓小平的会议。会上，谢富治揭发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犯有逃跑主义的罪行”。在淮海战役中担任纵队司令员的阎红彦立即站起来反驳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阎红彦的反驳弄得江青、陈伯达和谢富治涨红了脸，气急败坏无话可说，此次揭发邓小平的会议因此不欢而散。
阎红彦从北京回到云南没几天，云南的造反派在江青、陈伯达的指使下，占据了省委办公楼，还抄了阎红彦的家。造反派对阎红彦召开批斗会，一场接一场。 阎红彦
为了保护阎红彦，叶剑英元帅专门从北京打电话给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让他一定要设法保证阎红彦的人身安全。秦基伟随即安排部队将阎红彦和他的妻子接到云南省军区警卫团驻地小麦溪。
1967年1月4日，云南省造反派准备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由于找不到阎红彦，造反派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1月8日凌晨，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通了阎红彦的电话，对阎红彦咆哮道：“为什么要躲起来？为什么不敢见群众？斗一两次就怕了……你出去和造反派见面!这是中央的决定!”
阎红彦对陈伯达反责道：“你能代表中央吗？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的代表!你坐在北京，不了解下面的情况，只知道乱发号令。我看你是想把云南搞乱，把国家搞乱……
二人在电话中大吵一通，各自狠狠地挂了电话。放下电话，阎红彦心乱如麻。他知道，身为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肯定不会放过自己……造反派肯定很快就能找到这里来，将他和妻子抓去批斗……他要以死抗争!
于是，在写下了“逼死我者，江青、陈伯达”的遗言后，一代名将阎红彦吞下了自己准备好的安眠药，自杀身亡。他成了在文革中唯一一个自杀的开国上将，也是第一个自杀身亡的省委书记。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要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
1978年1月24日，阎红彦骨灰被移放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正厅中区。邓小平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阎红彦生前好友380余人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2月15日，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出通知，为阎红彦平反昭雪。
毛泽东不喜欢“四个伟大”
196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林彪题词：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幅题词和手迹发表在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毛主席像的下面。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称：“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为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最集中地表达了亿万人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成为今天整个节日庆祝讲话中最响亮的颂歌。”
还在1966年12月1日，周恩来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说明》，2日，毛泽东在审阅时，将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四个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删去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马卢库时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二天，毛泽东在具体谈到关于氢弹爆炸的新闻稿时说：“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又一次强烈批评“四个伟大”的提法。他对随行的杨成武说：“我现在很不喜欢‘四个伟大’，讨嫌!”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所谓“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这说明毛泽东与林彪在“四个伟大”的问题上早就有了分歧。 林 彪
“要文斗，不要武斗“是江渭清提的
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讨论修改“十六条”的过程中，毛泽东找到华东局书记处负责人江渭清和谭启龙谈话，征求对这个文件的意见。江渭清觉得，“文革”搞了两个多月，已乱成这个局面，当着毛主席的面，要敢于“直谏”。于是他说，运动这样搞法，对不对？毛泽东问江渭清：照你的意见，应怎么搞法？江渭清说：还是采取延安整风的方法，要文斗，不要武斗。毛泽东表示赞同。
江渭清又说：搞革命，要有饭吃，有衣穿，现在学生已经闹出学校，如果工厂、农村也乱起来，不抓生产怎么办？毛泽东说：按你的意见，还是要抓生产。又问谭启龙是什么意见，谭启龙表示赞同江渭清的意见。
8月8日中央全会通过“十六条”时，毛泽东说：文件里“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条，是江渭清、谭启龙同志提的；“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一条，是江渭清同志提的。
1967年2月，江渭清及其他一些省市的被打倒的主要领导人，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经周恩来安排和组织，被“请”到北京，加以保护。但造反派多次提出要揪江渭清回南京批斗。
第一次是在1967年3月，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南京两派群众组织和代表，宣布对江苏实行军管。有人当场向周恩来提出，要揪江渭清回南京接受批斗。周恩来说：江渭清到北京，是毛主席批准的，我不能做主。经请示，毛泽东回答：回是要回去的，时候没有到。
第二次是5月14日，张春桥、姚文元到南京召开大会，作了“五·一四讲话”，煽动“造反派”掀起揪斗各级领导干部的“新高潮”，并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是“造反派”要求一定要江渭清回南京。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回答：为什么不可以背靠背批？周恩来据此回答了电话，再次把他们顶了回去。
第三次是1968年3月，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新华日报》点名批判江渭清是“中国赫鲁晓夫在江苏的代理人”，“江苏党内头号走资派”。“新生红色政权”组织的赴京代表向周恩来提出，现在有了省革委会了，毛主席也同意批判江渭清，可以让他回南京了吧？周恩来仍坚持要“请示毛主席”。
毛泽东听了汇报，说：报纸已经点名批了，还要他回去干什么？周恩来据此作了传达。从这以后，没有人再提要江渭清回南京了。
这便是“毛泽东三保江渭清”。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周恩来的协助下，毛泽东开始采取一些纠“左”措施。
1973年8月，周恩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毛主席提议江渭清当十大代表。江青、张春桥一伙反对江渭清当代表，理由是放到哪个单位选？毛泽东说：江苏不能选，就做中直机关代表。他们还反对。毛泽东说，江渭清不但要当代表，还要当中央委员。他们才不敢公开反对。在十大上，江渭清被重新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74年，中央决定调江渭清去江西任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
据江渭清在《七十年征程》中回忆，有一次座谈会上叶剑英对江渭清说：你的工作好难分配呀!决定你去江西工作，已经是第六次安排啦。第一次安排你去山西，有人说，山西是重工业基地，不能让你去；第二次安排你去黑龙江，有人说，那里靠苏联，不能让你去；第三次安排你去湖南，有人说，等于放虎归山，不能让你去；第四次安排你去六机部，有人说，六机部管飞机，让你飞跑了怎么办；第五次安排你到中组部，有人说，到了中组部，把“走资派”统统放出来怎么办？这次是毛主席亲自发话了，就让他到江西去吧!其一，江西地处中间；其二，那里是革命老根据地，他想跑也跑不掉。这样才确定下来。
叶剑英讲的“有人”，就是“四人帮”一伙。
由于有了毛泽东对江渭清的一保到底，江渭清(1910-2000)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任职时间最长的省委第一书记(1954-1967年在江苏、1974-1982年在江西)。
能得到毛泽东如此对待的干部，可真是少之又少。
林彪开始发号司令
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在党内遭到批判。全会结束后，刘少奇过去负责的工作已有人接替，他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此时常委已扩大到十一名。刘少奇、邓小平因受到批判，只能闭门思过，不再参与中央日常工作，常委也只是挂个名。
8月13日，是林彪作为第二号人物发号施令的第一天。当天他作了著名的“罢官”讲话，说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
这天，林彪还把有人在叶群指使下写的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材料，送江青“酌转”毛泽东。这是林彪、江青继《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后的又一次勾结，是他们合谋直接陷害刘少奇、邓小平的第一笔肮脏交易。
康生在这一天也行动起来。他让他的老婆曹轶欧出面，向中央一位领导人写信，揭发刘少奇、王光美。
康生在许多场合发表了讲话。他说：“我早就看出，还在白区工作的时候，刘少奇就不是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不是主张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是迷恋大城市。实际上是执行机会主义、经济主义，放弃无产阶级政治，放弃马列主义的政治挂帅，放弃武装。他根本不是白区的正确路线代表……”
康生又说：“在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刮翻案风、单干风。1964年，在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提出了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抗。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邓小平又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相对抗。”
聂元梓风风火火，为康生组织了许多荒诞的材料。为了彻底打倒刘少奇，并讨好江青，康生又在王光美身上打起主意。
有一天，康生同江青商量：“对王光美也应该动手了。”
江青愤愤地说：“不把她打成敌我矛盾，我死都不瞑目。”
安个什么罪名呢？有了，康生心生一计，“她上过旧大学，又在国统区呆过，定特务吧。”
“对!”江青赞同说，“他们夫妻俩，一个是叛徒，一个是特务，天老爷也救不了他们。”
康生立刻命令专案组千方百计找材料。专案通宵达旦地找人来进行逼供，但仍然毫无所得。一天晚上，康生、江青把专案组找来汇报情况。“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专案人员小心翼翼地看着康生的脸色说。
“什么基本上，”江青一摆手，“她就是美特、日特、国特。康老，由你改写一个报告吧。”
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要员，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他们频繁地组织大会，发表演说，鼓动青年学生起来批判前一阶段的“方向路线错误”，同时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高峰。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大会上午7点开始。林彪、陈伯达讲话。毛泽东身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检阅了游行队伍。
这是刘少奇降职以来第一次上天安门。休息的时候，他在靠边的一把藤椅上坐下，默默地抽烟，一面拿起一张报纸随意翻看。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走过来，攀谈了几句。刘少奇指了指报纸说，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伍修权无法作答，笑了笑走了。
8月18日大会后，红卫兵运动犹如脱缰的野马，爆炸般地向全国各地扩散、奔腾。红卫兵浪潮也波及到刘少奇家里。
吃过晚饭，刘少奇把女儿叫到办公室。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给他们看宪法的有关条文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呀！不能使它毁于一旦。现在，由于我的处境，不能拦你们，你们也拦不住别人。但是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