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范式中的文化价值要素

　　文化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文化因素特别是文化价值，存在于所有的经济行为中。扎勒泽（Viviana A. Zelizer）、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等一些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社会学家都试图在经济制度和行为的分析中加入文化维度，提倡在研究市场、消费、工作互动时考虑文化因素。

　　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1994）指出，影响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文化构架经济，即特定文化环境下使用的文字、图示以及关于技术、技巧的定义直接决定如何进行生产、交换以及消费。另一种是文化规范经济，即特定的文化环境下占主导地位的规范、价值以及常规限制经济活动的形式和范围，对单个的行动主体在经济生活中可以做那些，不可以做那些有明确的约束。

　　属于文化价值领域的意识形态、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对政策范式具有决定性影响。政策范式直接反映决策者看待世界的方式并规定他们的角色，它既包括实施政策的实践，也包括政府关于目的与手段之间关系的理解（Dobbin，1994）。政策范式直接将意识形态代表的意义或者经济思想代表的目的—手段之间关系的理解等认知因素，与产业政策和制度发展的实践联系起来。

　　一般地，意识形态是通过影响政治话语来影响政策范式的。霍尔（Hall，1989）指出，“政策制定离不开流行的思想观念等环境：这里面包括对社会性质与经济性质的集体共有概念，关于政府的适当的角色、若干共同的政治理想以及已往政策经验的集体记忆。所有这些理念集中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这种政治话语提供了在政治舞台上描述政策的语言，和对政策进行评判的条件” 。

　　在经济政策上，经济学家经常扮演新政策范式代理人的重要角色，经济学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经常成为决定哪些理论或思想能最终影响政策范式的重要因素，因此各级政府的智囊们经常被冠名为经济学家。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经济学家的学术背景，因为在任何一个时点上总是有互相冲突的不同经济思想和理论。最近几年，人们对原来影响政府政策范式的经济理念开始进行反思，受主流经济学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评。这表明，中国正在经历的转型不仅是经济本身的变化，更是在认知层面上理性的社会建构方面发生了深刻转变：打破过去主流经济学以效率作为唯一的视角来关注经济，以GDP 的增长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人们开始认识到，经济的确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的，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必须引入社会的变量。

　　如今，经济增长的提法已经被经济发展取代，经济生活中效率只是诸目标中的一个——当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打破计划体制的束缚发展生产力时，效率可以是首要目标，但是，当转向社会保护时，首要目标就可能是公平而非效率了。公平就是一种文化价值理念。此外，经济生活不仅仅是依靠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就可以治理的，代表着集结层面公共利益的制度是一个重要的治理变量。我们也知道，制度特别是非正式制度是深刻地受文化价值的影响的。

　　中国在过去改革和开放的年里取得了巨大成绩的同时，出现了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环境急剧恶化等问题；而当政府从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这个基本职能方面全面撤退，而把提供住房、教育、医疗以及养老等方面的责任统统转嫁给个人时，大量的社会问题也暴露出来了。当然，这不是改革开放的失败，而是政治体制出了问题：中国政治体制中各个社会利益集团的权利代表出现了“失衡”：“贫困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孙立平，2004）。中央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并及时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新政策范式。

　　另外，政治文化对产业政策范式也有重大影响。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曾经影响过政治秩序的各种制度性逻辑经常被用来作为建立经济秩序和进步的手段。例如，美国政体将权力置于众多的自治共同体政府，而联邦一级的政治体系则缺少统治权。受此影响，美国将经济生活的决定权分配给市场。但法国将权力置于中央政府，而英国政体置权力于精英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