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红色风暴 (14)
毛泽东抛出《我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会议，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通知》，以后就称之为“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指导性的文件。该文件一开头就说：“中央决定撤消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五·一六通知”对彭真进行了指名批判。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毛泽东又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周围都是一些“敌人”，简直是“草木皆兵”了。
他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实际上指的就是刘少奇。
林彪则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他的谈论古今“政变经”的长篇演说。
毛泽东听了林彪大讲“政变经”心中有些不安，并为此写了一封信给江青。
1966年5月会议之后，73岁的毛泽东就到南方巡视，他先后巡视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武汉等地。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15公里。7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毛泽东与记者的谈话和社论《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同时刊登毛泽东挥手的照片。
1966年7月15日，在钓鱼台8号楼会议室，康生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和市委书记处联席会议听汇报。一开始，李雪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秘书们讲北大情况。陈伯达根本不听，未等秘书说完，就站起来大发牢骚：“我是政治研究室的主任。政研室人少，人家看不起，没有人找我们。人微言轻，我讲话人家不听。我要到天津去。”他还要李雪峰代他向陶铸转达他去天津的要求。李雪峰听出他话里有话，实际上是在批评北京市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组，不把中央文革小组放在眼里。
陈伯达还没讲完，关锋就接过话头，也讲了一大段。意思是说北京市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组，只给刘、邓汇报，而不到中央文革谈情况，他对此十分不满。关锋的发言很系统，并且有论有据，李雪峰感到他是个厉害角色。
康生也发了一通脾气。
康生、陈伯达这么一闹，工作组的汇报进行不下去了，原定的日程全打乱了。
7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出席了，坐在会议室前排，李雪峰则坐在比较靠后。会上争论的问题是该不该派工作组。当时北京各大学，都有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成员的煽动下驱赶工作组的问题。王光美在清华工作组，刘少奇通过她了解到比较多的情况。他在会上十分尖锐地批评康生、陈伯达：“照你们这样做法，才是真正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搞法不成。我们这有材料。”他的意思是派工作组很有必要，在党委领导下工作；党委不行了，就由工作组代替。
这时，康生接过话茬：“少奇同志，我们也有材料。”他口气虽然和缓，但实际和刘少奇针锋相对。康生刚讲完，陈伯达紧随，他的福建话在座的人都不能完全听懂，但听出他的大意是：批评各级党委不能深入到这场风暴中去，不深入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他的话等于把各部门的党委全否定了，并认定这个责任要由刘、邓承担。
邓小平站起来，叉着腰，十分气愤地说：“我们要讲得客观一些，要了解第一线的困难。什么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们不行，我们统统撤出来。您们上去。党委垮了，工作组没有了，党的领导要不要？党的领导在哪里？放手发动谁？您们根本没有搞过群众运动，您们去试试看!您们那样行？”
康生软顶刘少奇，邓小平直斥陈伯达，冤家对上头了。
会议正开着，李雪峰看见江青蹑手蹑脚地进来了，靠着记录席外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把手里的包放在沙发边上。她是悄悄进来的，也没有和主持会议的刘少奇打招呼。李雪峰猜想她大概是从毛泽东那儿来的，想提醒一下刘少奇，可隔着挺远一段距离，招呼也不便打，心里干着急。当时刘少奇、邓小平都非常激动，不大可能注意到有人进来。江青完全看到了争吵的场面。
8月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与以往不同是有聂元梓等47名首都高等院校的师生代表列席。同一天，毛泽东给反对工作组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
8月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了，又来镇压。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
毛泽东在讲话中两次点了李雪峰的名，批评他在北大的错误，批评新市委没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反而包庇了黑帮。毛泽东的话不光是批评李雪峰，归结就是八个字：镇压群众，包庇黑帮。对李雪峰的这一批评，直接导至刘少奇和毛泽东顶了起来。
第二天，即1966年8月5日，毛泽东抛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的大字报中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清楚，其指向是刘少奇。
就其中提到的“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周恩来总理大费思索。那时从实际出发，在他主持制定年度钢生产计划时，曾一度压缩指标，与上、下年份相比，形成一个“马鞍”，毛泽东也作过批评。看了大字报，周恩来找到毛泽东，询问：
“主席，是不是指我那个‘马鞍形’的问题？我要重新加深认识吗？”
毛泽东否认说：“那算不得一回事。”
毛泽东所指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很快就不含糊地称他们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早在1959年，毛泽东本人提出：“我不再做国家主席，我应该退到后台去了，让别人干。”
让谁干？毛泽东没有提名，大家都不吭声。
邓小平说话了：“都不提，我提，刘少奇。”干脆、严肃。
没有人不同意。毛泽东也没有反对。大家都鼓了掌。
8月7日，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代表全部收到了毛泽东那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打印件，顿时犹如巨石投入水面，大多数人索性来个既不拥护也不反对，这种局面使毛泽东大为不满。
8月6日晚，毛泽东就已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要他回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
林彪是在8月8日上午正式在全会上露面的。这一天，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听说，第一次举手表决时，并没有通过，后来毛泽东找了几位同志做了工作，才勉强通过了《十六条》。
按原定计划，全会一共开五天，通过了《十六条》后，就进行最后一项议程，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但中途出现了毛泽东的那张大字报，全会无论如何也不能如期结束了。于是从8月8日下午开始，全会转入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弯子实在转得太急，大多数人思想不通。在讨论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时，表示同情者有之，沉默不语者有之，亦赞亦批者有之。
此次紧急奉召入京，林彪立刻意识到：自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日子快到了；毛泽东需要自己的强有力的支持，而这种支持的回报便是党内排名的提升。目前有五位副主席，除了自己就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从年龄上说，自己最小，才60岁；从感情上说，他觉得毛泽东与自己最亲近。他掂量再三，认为自己完全有可能取刘少奇而代之。为了这个可望又可及的诱感，他决定全力出击。
以后几天的形势在悄悄逆转。分组讨论会上沉闷的空气开始被打破，有人开始用流行的语言狠揭猛批“资产阶级司令部”。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在连续开生活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江青不是政治局委员，却成了生活会外的活跃角色。她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她这番努力没有白费，谢富治心甘情愿地受她驱使，放了头炮。
然而，她的如意算盘也有落空的时候。让她最感意外的是，陶铸竟然一口回绝了她。
但有一个人不用江青动员，就自告奋勇地冲了上去，这个人就是康生。
过去康生的策略总是把别人推到第一线，自己抢占一个可进可退的有利地形，等到十拿九稳时再来个百米冲刺。不过这次他已经算准，在这场决战中刘少奇必败无疑，而此刻急需援兵的毛泽东是不会忘记在关键时刻与他并肩作战的人的。
康生在会上说：“在抗日战争中，正当毛主席号召群众打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建立新中国的时候，1939年7月，刘少奇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路线，抛出了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大谈什么思想意识修养和为人处世的封建哲学，要人们离开当前尖锐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而去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修身养性。”
刘少奇几次想站起来反驳康生无中生有的诬陷，但最后他还是忍了下来。解放后高岗曾借这个事攻击过刘少奇，当即遭到毛泽东的驳斥。他相信毛泽东最终会出面为他说公道话。可是这次毛泽东再没有为他说句公道话。
8月12日，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最后一天。全会安排在这一天改选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改选中央领导机构是毛泽东突然提出来的，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外。接着他又亲自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中央委员们没有选择，只能在事先印好名字的选
票上画了圈，投了票。
选举结束后，由林彪宣布，这次选举的结果，不对外公布，不见报。
对于这次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功改组，最满意的就是毛泽东，其次是林彪。毛泽东通过合法的程序取消了中央第一线，把大权重新抓回自己手中。林彪在重新选出的十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而刘少奇则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但是，这次全会没有重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后来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而只对林彪却仍然称他为副主席。
刘少奇在选举后当即表示，他保证服从党的决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
服从归服从，并不表明没有意见。刘少奇的意见不在于自己地位的下降，而在于全会没有通过选举结果明确出党中央有几位副主席。他不同意中央只设一位副主席，他认为那样不利于集体领导。而毛泽东却正是不需要集体领导，而只要他一个人说了算。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紧接着就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检讨。毛泽东在刘少奇的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刘少奇检讨的时候，有意去掉了毛泽东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刘少奇。
会议期间，刘少奇在会下找了毛泽东，向毛泽东提出希望好好谈一谈。当刘少奇从毛泽东房间里出来时，发现江青、陈伯达在偷听。
毛泽东对刘少奇说：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人不少，改起来也很难，希望少奇同志做一个犯了路线错误又能改正过来的榜样。
刘少奇一开始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去做的。他的检讨，就是努力按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去写的，尽管他思想上并没有想通。
王光美曾问过刘少奇：“你是怎样提出反动路线的？”刘少奇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
有一次王光美对刘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
刘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出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就在刘少奇、邓小平闭门思过，不再参加中央日常工作时，另外一些人却突然忙乎起来。
那些日子，毛泽东住在游泳池，异常忙碌，除了参加会议，就是找人谈话。在他的大字报贴出几天后，北京各大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套红的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各界群众走上北京街头，敲锣打鼓庆祝。中南海西门外搭起一个临时的报喜台，接受大家向党中央、毛主席递交的报喜信。报喜台以五星红旗为幕布，正中挂起着毛主席彩色画像，上联是“中国共产党万岁”，下联是“毛主席万岁”，横批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办公厅组织人员轮流在报喜台值班，代表党中央接受群众的祝贺，并维持秩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从早到晚，一刻不停。
8月10日晚上，毛泽东晚饭后散步，顺着中南海边的马路向南，到了宝光门折向西，来到怀仁堂门前，听见门外人声鼎沸，就向西走。19时多，毛泽东走出中南海西门，恰逢一队报喜的队伍，就走出去了。群众看见毛主席，立即涌上来，围了个水泄不通，毛主席想回也回不去了。他身边只有秘书老王和护士长吴旭君。面对这个突发事件，警卫队长陈长江一下子急了，下令中队在家的几十名官兵，跟着他拼命向中南海西门跑。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中南海西门外一片混乱，整条府右街人山人海。即便没有坏人，这样拥挤也会成灾，万一把毛主席挤倒了……陈长江立即往人群里面挤。战士们跟在他后面，一个紧跟一个，排成人字形墙，终于到了毛泽东跟前。他们劝主席迅速离开，毛泽东不肯，他愿意和群众握手交谈。接待站的同志请毛主席登上报喜台，毛主席大声说：“同志们好!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后面的群众看见“从天而降”的毛泽东，短暂沉寂后，声雷四起。这时后续部队来了，警卫人员总算保护毛主席进了中南海。毛泽东看着战士们个个像水里捞出来的一样，笑着说：“要不是你们来解围，我回来就不容易喽。”陈长江说：“我们没有一点儿准备，您就出去了……”毛泽东说：“原想出去看一看就回来，一出门就把我们包围了……想看也没看上，想回也回不来了。”
这次突发事件，被挤掉的鞋子、书包等物品有好几箩筐，有几个人还被挤伤送进了医院。
8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在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后毛主席会见首都革命群众》。没想到这次突发事件成了毛泽东八次接见1000万红卫兵的前奏。或许就是这次中南海西门外的“遇险”，使毛泽东萌发了接见红卫兵的想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