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张维迎教授的“好政策与坏政策”的演讲稿，（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10215/19529378573.shtml）觉得很有意思，联系到他以前的一些观点，很受启发，便借机发挥一下。

 

张维迎认为任何一个政策限制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此外，张教授在很多场合提到的其实是熊彼特的思想：即企业家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其实张维迎教授很多的观点是以这个理论为基础的。本人也承认建立在熊彼特创新租金上的经济发展才能持续，而中国当前这种建立在李嘉图租金（比较优势）和张伯伦租金（垄断优势）上的经济增长模式迟早会达到要命的悬崖边缘。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个熊彼特创新理论也是是从西方市场经济长期实践中探索出的一个立论。放到中国来根本不适合，说白了中国几乎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和企业家，有的是大量的投机家，更谈不上企业家精神！这也是中国经济的致命问题所在。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中国搞了30年改革开放，就是没搞成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标准的名牌企业和名牌企业家呢？说白了，中国的历史演化进程决定的民族基因诞生不了这些西方血统的物种，也就是说西方那套市场体系在中国没有文化基础，如果硬要模仿学习，帮过来搞的话，中国的经济势必走上杨小凯早就提醒过的坏的市场经济轨道，当前中国的模式不就是么？好好优良民族传统和和谐社会的伦理道德基因，将会在强制推行这种坏的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灰飞烟灭。中国近现代史证明，救中国靠的是自救，努力探索创新和大胆推行自己的模式。

 

张维迎教授的逻辑始终建立在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这样一个中国目前还是子虚乌有的的前提基础上，从而振臂高呼其自由市场的崇高精神，可能“目的是善意的，但是没有可行性”。他却很少呼吁法治精神，和对企业家和整个经济体系的规范治理精神。中国缺少的不是法律，而是重视人权、尊重人权的公平法治精神和法治体制。中华民族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里面其实可以提供这种法治精神和体制的基础的，比如过去讲的童嫂无欺、仁义礼仪等。可惜这些本来可以奠定和谐法治基础和培植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种子，正在被当前这种扭曲的无法无天基础上的坏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地铲除。这也许是中华民族当前最大的危机，其灾难后果或许比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和南京大屠杀更为严重。因为，在这种价值观扭曲的制度运行和政策推行下，贪将更污腐将更败、民风将逐渐时下，环境会更早破坏，食品、医药将更为危险、人所生存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将更为糟糕、民众的起居出行将更为不安，结果是民族将更会危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