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先生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得到了社会广泛响应，上至公安 部，下至网民，一时间“微博打拐”风头无两。联系到前段时间的“钱云会事件”，于先生也是几个公民调查团之一的发起人。看上去，这似乎是公民意识在觉醒， 又或者说是政府公信力式微之下的一种无奈的社会管理诉求。无疑，这与常见的“见义勇为”一样，在刹那间的确能够解决一些“火烧眉毛”的事情。

但 是，这也和许多见义勇为的副作用一样，“义”如何判断？，“为”如何合法？，而且，还有谁来担当社会公信力代言人角色的问题。假如某个人觉得某件事“理 应”去做，自己又“能够”去做，就一股脑去做，每个人都这样的话，那社会还有什么秩序可言？。一直以来，中国不乏有识之士，一再告诫我们的社会最缺的就是 秩序，无数志士一再为法治国家的建立而默默奋斗，而众多社会精英也明白做事过程的公平比做事结果的公平更重要，并以此反复要求政府不断完善法治的社会管 理，但作为我们自己——每一个公民，应当在这个过程中怎样去面对“过程的公平”呢？。

解救乞讨儿童，这追求“结果的公平”，和一些政府官员的施政理念和管理手段如出一撤，做某件事的对错可能不难断定，结果更可能是大快人心的。但如何做这件事，谁来主导，决策的过程该怎样；谁来做，执行的过程该如何监督；谁来评价，责任和利益如何确定。

中国社会历来不乏一些有能力的人，三皇五帝也好，精英栋梁也好，一下子做些事流芳百世也不是很难。经过了几千年验证，中国的富强需要人，但更需要秩序，不光靠几个人，而需要一大堆讲秩序的人，尤其需要能够在一条社会准则下做事的人，而不是想做就做的“强人”。

假如谁自认是强人，请无时无刻为建立一致的社会秩序而努力。无论那件事有多紧急，有多正确，有多轻而易举，做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再合情合理的结果，如果以牺牲社会秩序为代价来实现，它所带来的一个公平只会换来万千个不公平，太得不偿失了。

很高兴知道于先生将向“两会”提交关于救助行乞儿童的提案，相信这也不难解决行乞者的部分问题，尤其在近段时间内。但如何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才是每一个有能力的中国人更应该做的，这就是，如何推动政府将法律赋予的社会责任尽可能完整的履行。虽然这对比起“随手拍”来说很不容易，也知道这比立法去救助行乞儿童更难，但正如我们国家其实不缺法律只欠执行一样，要做好一件事，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一个社会靠几个人支撑社会公信力是很不稳当的，一个政府不能承担社会公信的责任是十分危险的，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等社会精英们，都应该明白的不是能够做什么，而是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