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的经济学比较接近动物经济学，即：构成这个社会的最小成分-个体-被认为是刺激-反应的装置，或者，学术一点地讲，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机器，而不是具有自由意志的、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选择的个体。什么叫做真正意义上的选择？当个体在没有外部刺激的情况下自主地采取某种行动，或者个体在受到外部刺激的情况下并不是被动地进行反应而是做出他认为对的行动时，这就叫真正意义上的选择。前者，如一个人为了成为他想成为的那种人而不断地努力，后者，如一个人卖假货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但选择不这样做，或者，一个人知道当前的诱惑可以带给他即刻的满足但仍然选择抵制这个诱惑。
真正意义上的选择与自由意志相联，而自由意志又与道德相连。只有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才能作出真正意义上的选择，而只有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选择的人，他的生活才具有道德的维度。这，可以说是人以及人组成的社会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以及动物社会的关键所在（严格地讲，动物聚集在一起是构不成社会的，因为社会这个概念本身以多元主体的存在、社会中的个体对多元主体这个事实的承认、以及个体之间平等地交互作用而涌现出来的“社会空间”的出现为前提）。
不过，虽然我们凭借常识和直观都承认，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的生活是有道德维度的，但是，在很多人看来，这恰恰无法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如果承认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和有道德纬度的，那么，借用康德的话，人就不是因果律可以适用的对象，不是属于现象界（在康德看来，科学只能针对现象界的事物，而不能针对物自体），而这也就意味着，科学需要就此止步，在触及到关于“人”的知识时悬置科学（悬置科学，当然也就意味着为自由意志和道德留下空间）。
这对于科学至上的现代人来说，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更不要说对于一直梦想着使得经济学可以登上科学殿堂的人们。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如果不能基于对人的行为的比较准确的解释和预测，经济学无法成为一门科学；如果经济学放弃了这个，就只能沦为经院哲学式的道德哲学，成为逆现代的科学实证精神而动的“古董”。进一步，在这些人看来，务实地看，在社会的物质生产领域，对于个体行为进行比较准确的预测和解释也不是什么特别的难事。例如，油价上涨，人们会减少用油，预期油价要上涨，人们可能会排队加油等等。基于这种认识，有经济学家甚至说：预测人的行为比预测物理现象更容易、更准确（如，钞票散落地上瞬间被众人捡走）。
我不反对经济学家在一些必要的场合针对人的行为做进行解释和预测。我反对的是，经济学家把这个当作经济学的全部，并且试图基于这种性质的工作来理解人类社会的运作。在我看来，经济学家对于个体行为的规律性（指个体会对激励作出反应或者总是力图实现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等）如果具有比常人更高的敏感度、更好的洞见力，这本身是件好事，但是，如果经济学家认为他可以科学地把握人、人的行为，并且基于他所具有的这种所谓的科学知识，就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社会的运作，这就是谬误了。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学家越是能够“科学地”把握人的行为（指准确地解释和预测），经济学就离人的经济学越是遥远，而离动物经济学越近；当然，越是离动物经济学近，就越是不能理解人、人类社会的运作。国家、事前划定个体行为边界的产权制度、道德规范以及各种社会规则，都是人类社会独有的现象，也是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运作至关重要的概念范畴，而它们恰恰都绝不是从反应装置式的个体出发可以逻辑地推导出来的。要理解这些现象，要求经济学必须把人当作人、当作具有自由意志、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选择和创造的人——而这恰恰是科学的要求。
人的经济学还是动物经济学，这或许不应该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各自占据一个合适的位置的问题。就某些性质的问题而言，我倾向于承认，没有必要过于地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人是有道德维度的等。例如，像实验经济学、行为金融理论等，作为解释和预测的实证科学，它们也有其存在的必要，类似地，张五常提倡的经济解释，作为多种可行的解释和预测的理论范式之一，在合理的范围内也是有价值的。不过，问题就在于，很多人都陷入了这样的认识误区，以为解释和预测就是经济学作为科学的标志，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往往倾向于夸大其理论的适用范围，认为经济学就是用来解释和预测的，进一步认为，自己所偏好的、用来实现这个目的的有关理论框架就是先验地正确的、普适的。在这条道路上，没有谁有张五常走得更远的了。
布坎南有一本书的书名叫做《经济学：预测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它凝结了布坎南对于经济学这门学科所应该居于的位置的思考。一般认为，布坎南是公共选择学派最杰出的开创者，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随着公共选择学派越来越新古典化，也就是越来越强调对个体行为的解释和预测，他对其变得越来越失望，以至于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干脆另外创建了一个杂志《宪政经济学》，力图改变那种把解释和预测本身当作经济学的终极目标的做法，而使人们把注意力转向个体行为背后的制度框架或结构。按照布坎南的说法，人是自利的，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没有必要一帮学者一次次地演示给我们看到底在具体的场景下人们是如何地自利的，而之所以经济学要以人是自利的（而不是无私的）作为分析前提，这只是worse-case theorizing的要求——就像联邦党人麦迪逊讲的那样，人类社会的制度是为了应对可能的最坏情形（即：人自利地行事）而存在的。不过，这个简单而朴素的道理，是那些把解释和预测当作经济学的全部的人往往倾向于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