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新闻记者》的一篇文章，感觉现实中很多人对新闻有一个错误的理解：以为新闻的客观公正等同于中立。我认为，新闻报道“公正”与“平衡”不能等同于“中立”。西方新闻强调平衡报道，主要源于西方的竞选政治，西方媒体报道竞选各方的时候，必须给予每一方同样的篇幅，相似的版位，给各方同样的说话的机会等等。新闻报道的平衡，相当于一个裁判，两边比赛时以同样的规则对双方进行判断，做出裁决。而新闻记者则应该是不带任何偏见地核实事实真相，准确地报道经过核实后的客观事实。就像裁判不可能保持中立一样，新闻记者如果号称“中立”，仅仅只是不加选择地陈述双方的观点，甚至完全不经核实就单方面报道一方观点，则违反了新闻的最基本原则。

　　西方媒体的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都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但是很多优秀报道仍旧可以称之为具有客观性的经典之作。

　　在我看来，媒体的各种社会功能中，最重要的是社会责任。一个记者，首先是对公众负责，而不是对某一个人负责，更不能成为某些竭力用谎言欺骗公众的人或者势力的代言人。

　　美国斯坦福大学吴惠连教授与清华学子对话录

　　来源：新闻记者

　　编者按：吴惠连教授（William Woo）是有着40多年记者生涯的美国著名记者，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伦理学教授、香港大学新闻学顾问教授、美国报纸总编辑学会主席、美国新闻研究所所长、美国白宫总统委员会成员、美国电视新闻最高奖——Peabody Award评委。他毕业于堪萨斯大学英语文学专业，后任哈佛大学尼曼新闻中心学者。他曾经担任《堪萨斯都市报》记者、《圣路易斯邮报》记者、主编、特稿记者、驻外记者、社论撰写人、总编辑。曾获得密苏里大学杰出贡献奖。2001年8月31日，吴惠连教授应邀来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与同学们举行圆桌会议。吴教授虽然谈的是新闻工作的一些基本问题，但由于他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根底，加上言之有物、深入浅出，相信读者一定能有所感悟。这里发表的是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

　　贵校李希光教授让我讲讲新世纪需要什么样的传媒人才，而我想先说说我是怎么进入新闻界的，我在这其中学到什么原则和价值观，并怎样将它们保持下去。我坚信，即使面对经济和市场的压力，这些原则也应当得以坚持和发扬。

　　首先讲讲我是怎么进入新闻界的。

　　我出生在上海。父亲是中国人，任《中国报道》主编，同时还兼任了当时好几家报纸的编辑。他和我母亲是在密苏里念大学时认识的。我有个很保守的家庭，祖母甚至还缠足，剧痛使她不能走路。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当邻居给我一块糖果时，都得先跑回家问问能不能吃。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出生在一个中国家庭并拥有中国的价值观，对即使在美国长大的我来说依然十分重要。日后我也成了报纸总编辑，而我的很多行为准则来自中国的童年。

　　抗日战争时我也在上海，身为总编辑的父亲爱上了他的一个同事。伤心的母亲带着我回到了密苏里，而我也不想干任何与新闻有关的事。之后我上了大学，当了教授，但是家里很缺钱，于是上帝指引我去一家报纸做兼职记者。我用了常人2到3年的努力来完成那一年的工作，并从此爱上了记者这个职业。尽管新闻业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我对它的热爱从未衰减。

　　我想和你们说说我的第一个老师，他教给我的很多价值观依然实用，相信你们也会从你们的老师那里学到过，而我也正是以这些价值观来教育我的学生。

　　还是用一个故事来开头吧。我开始在这家报社做事时仅仅是一个小编辑，所有的工作就是写讣告，小小的一篇东西，字小得几乎看不见。但这对一个年轻记者来说却是很好的训练，因为你必须把每件事都写进去。有的死者从未上过报，他的家人会小心翼翼地将这篇东西剪下并好好保存，所以你必须保证所写事实的准确性。有一次，一位有名的女演员在彩排时猝死，总编辑拉尔先生决定让我把这条讣告写成头版头条新闻。而在此之前，我从未写过正式的新闻稿，只写过那些连看都看不清楚的讣告。拉尔先生是永远不会在报纸上出现的那种人，成天嘴里叼着雪茄、不刮胡子、随地吐痰，还总是与街上的风流女子鬼混。但是对于新闻他要求绝对的准确和客观，缺乏任何事实都必须回去补上，哪怕坐上车赶几英里的路也要去重新询问你的采访对象。被这样的总编辑叫到办公室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当扬声器里传出“吴先生，请到办公室来”时，我不得不站起身，尽量平静地走过去。

　　拉尔先生把我叫到面前，问我：“她（那名演员）是一上场就感觉不适吗？”

　　我说不知道。“打电话问她家里：她是不是正常死亡？有没有人对她采取紧急救护措施？有没有人工呼吸？打电话，问她的家人，问警察局，问验尸官。她死的时候有没有在念台词？念的是哪一段？打电话问去。”……

　　那一夜就这样在匆忙中度过，我并不知道这是拉尔先生有意在训练我，只是被莫大的挫败感笼罩着。那晚的报纸还缺一篇特稿，拉尔先生就对我说：“比尔，你得写篇头条。”我没有受过任何专门的新闻训练，任何老师都没有，尤其是在经历了那一夜的尴尬和难堪之后。我说：“拉尔先生，我不知道什么是头条。”他非常和气地对我说：“就写下发生过什么。”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后来成为我一生的信条。

　　拉尔先生给我的指导听起来如此简单，但是内涵却非常深远，要严肃、认真地解释真相，还要明白“什么”究竟是指什么。李普曼说过，新闻和真相是有区别的，新闻是符号化的关于五个“W”的叙述，而真相是重现那时的场景，将发生过的事情揭示于世人，使人人都可以感知到现场的情形。这才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劳动。记者的使命不是写出你觉得可能发生、你希望发生或者别人笔下的故事，而是完完全全的真相。我毕生希望自己能达到这个要求。我曾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做过一次采访，是关于当地建筑的。摄影师拍好了照片，蓝天白云非常好看。我们一同回到半英里以外的旅馆。当我们来到旅馆门口，我忽然说了一句：“该死，拉尔先生。”摄影师迷惑地望着我。我告诉他我忘了记下拍摄照片的街道叫什么名字。虽然街道的名字并不是我们故事的一部分，也不会出现在照片下的图片说明里，但是我怎么能回去告诉拉尔先生，我没有将事实全带回来？于是我又自己走回去，记下街名。

　　现在新闻界压力很大，在美国是这样，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一样。记者们曾对于记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说法各异：有的说是传递信息，有的说是讲故事，也有的说是赋予事实以意义，还有的说是互动。但我要说，记者从事的就是新闻事业：观察事实，作出判断，选择报道，而且这一切工作都是在一种极高的标准下进行，就像李普曼所说的那样，将真相公之于众。这必须是真正的事实。如果你报道电影现在开始播放，那它一定就是现在；如果你报道地方官员受贿，那就必须让人们相信你的报道。

　　今天，新闻记者都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进行工作，但我们依然要有新闻职业精神，讲述已经发生的、可能发生的、将要发生的故事。我们要有伦理观念，让受众信赖自己。记者一旦丧失信用，无论赚多少钱也无法生存。

　　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同样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报纸和股份公司合作，他们并不关心新闻事业、新闻伦理等等。他们认为我们都赞同他们的决策，因为如果我们不服从他们，就会没有收入。而新闻只是他们考虑的次要内容，或者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去年12月，美国最大的新闻财团——甘乃特集团的总裁到波士顿作年度报告，在讲述他们为什么投资报业的报告里，居然只字未提新闻。

　　所以现在是个困难时期，如果你们报道谣言，如果你们不具备专业精神，如果你们的报道不够有趣，那就没什么希望。撰写有趣的新闻报道，这并不违背拉尔先生和李普曼的忠告。但是如果你们的文字仅仅是印在报纸上，而没有进入读者的心里或思想中，那就完全是浪费时间。我希望你们都成为好作家和有趣的作家，而最根本的是要成为好记者。

　　你们问我新时代对记者有什么要求。显然，你们需要掌握新技术，懂得使用因特网，会做研究，并懂得各种媒体的综合应用。但是，如果记者们不是全身心地在讲述事实，那么新闻业在新世纪便无法存活。今天我给你们讲述的基本素质，也是我赖以生存的素质，这就是拉尔先生那简单的教导——“就写下发生过什么”。可是要实践它们却并不容易。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说的。下面请同学们提问。

　　孙静维：我刚刚当了一周的记者，就遇到了很多问题，发现报道速度和准确性往往有矛盾。比如在昨天的大运会报道中，我报道击剑项目获得了5金2银3铜，而实际上是获得了5金3银3铜。这样我的报道就存在失误。但是在时间很紧的情况下，很难做到完全准确。怎么处理时效和准确的矛盾呢？

　　吴惠连：我自己当过很多年的记者，也做过许多人的导师。我很明白在截稿时间的压力下，你所遇到的困难。你所要做的是：首先，尽你所能做到准确，就你目前掌握的材料而言，一定要核实它们。如果实在不敢肯定，那就最好暂时避开，因为比赛一直在进行，你会有机会更新和校正。但如果编辑需要的不仅仅是结果，那可能就会比较麻烦。我的建议是，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准确，至于因时间紧迫等客观条件而出现失误，只要你是尽力了，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黄爱萍：现在中国的媒体正在逐渐进入市场，因此也出现一种趋势，即媒体越来越喜欢煽情，认为这样报道更有市场。我个人依然希望进行严肃的新闻报道，但是和市场需要是不是有矛盾？

　　吴惠连：在美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编辑们根据调查报告和数据统计来判断市场需求。我读过李希光教授写的《大音希声》，从中能感受到市场的压力和活力对新闻界的影响。煽情就是一种市场压力，在香港这种情况更为明显。我并不想打击你，我所能告诉你的是，在市场经济下，新闻机构已经从社会所有变为企业和私人所有，但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以达尔文的观点来看，最适应市场的机构才能生存。在我看来，最适应市场的机构是拥有优秀的编辑、吸引人的版面、专业记者高水准的写作，就像我希望你们能成为的那种记者，能写出有趣的文章。高水准的出版物，无论是报道时尚、娱乐、还是商业或其他，都要适应市场的需求。在一个接受公众监督的时代，读者自然会淘汰那些死板、不专业的文章。在关于中国最受欢迎的报纸的调查中，虽然《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榜上无名，但我相信终有一天它们会成为公众喜欢的报纸，因为我坚信，报道公共政策的信息不会始终是以一种呆板的面目出现。所以，不要丧失信心，报道你认为真正重要的事实，遵循你的良知和精神。

　　李昕：在报道一些题材比如悲剧或犯罪时，完全揭露事实会对很多人造成伤害。比如一个孩子犯了杀人罪，如果报道他的真实姓名、家庭背景，就会不利于他的成长，对家人等等也会造成更大的打击。可是如果不如实报道又会违背记者揭露事实的原则。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种矛盾？

　　吴惠连：问得很好。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了一门新闻伦理课，其实没有什么专门的新闻伦理，我的意思是，没有什么伦理仅仅适用记者，而工人、农民等就用不上了。而且我相信我们不能早上起床先穿上一件“伦理”的外衣去政府工作，回家后换成另一件“伦理”的外衣和孩子们共进晚餐，然后披上第三件“伦理”外衣去商场购物。我相信只有一种伦理——无论你来自中国、美国、泰国等等任何国家，任何6岁的小孩子都知道：不要伤害别人，不要偷盗，不要说谎，尊敬他人……所有这些你都能从你最伟大的老师——父母那里学到。新闻伦理，其实就是将这些生活中的伦理应用到新闻报道的实践中去。新闻中的伦理问题出现在不同的伦理准则发生冲突时，如果没有冲突，一切都是黑白分明的，也不成其为问题了，我们也就没有谈论的必要。怎样减轻对别人的伤害，怎样引导我们自己获得一个最终解决的办法，我们需要做的是：第一，从新闻角度看，做到报道的公正准确。第二，从伦理角度看，以尊重他人的态度来报道，但有时不得不作出一些妥协。比如你要报道一名受贿的官员，人们都会知道你说真话的责任大于不伤害他人的义务，尽管你这样做可能会损害官员的个人声誉，同时也给他的家人带来伤害。有时尽量减小伤害的要求会大于揭露事实。在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例子里，我们并不需要写出被害者的尸体是怎样被切割等残忍的细节，我们力求以一种同时满足新闻和伦理的要求的方式来进行报道。关于新闻中的伦理问题，不是短时间可以讲明白的，我只想让你们知道，关于伦理的决定是在具体的采写过程中做出的。首先以你自己的感觉，那幅图景是不是会让你倒胃口，吃不下早饭？因此最初的判断可以由你的消化系统来完成。其次，是想想我们伦理学的教科书上写着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的。第三，则用一个图表来说明，你列出所有需要考虑的伦理原则来，把它们分成三组：第一组是记者的原则，包括准确详尽的报道事实、客观性等；第二组是报道的对象，记者对他们负有哪些伦理责任，比如名誉、隐私、尊重等等；第三组是社会，他们希望从报纸和媒体上得到什么，他们可能想要知道真相，可能想了解原因，得到警示等等。把这些都罗列出来以后，你可以通过连线看清各种原则怎样相互作用，最后判断哪些问题在这个案例中最为重要，从而作出决定报道的内容和程度。我们经过衡量伦理准则后获得的是一个决定，至于它是不是最正确的，我不知道。但是这是一个充分考虑了伦理原则的决定。如果有人早上打电话来质问我：你怎么能对别人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把什么垃圾文章放上了报纸……我可以回答，这是我对所有情况予以认真考虑以后作出的决定。这样，尽管你无法做到使人人满意，但你能在伦理的条件下解释自己的行为和抉择。

　　同时我还想告诉你，在这样的伦理原则冲突的条件下无论作出的何种决定，你自己都无法为此高兴。你无法走出办公室和同事们击掌相庆，因为有的人必然因为你的选择而受到伤害，哪怕从职业和伦理的角度你都已经尽了全力。但如果为了不伤害别人而隐瞒某些事实，那你永远也不会心情愉快。我不希望我身边的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欢庆，而是希望他们作为有良知的人而为此感到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