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突尼斯，然后埃及，接着是利比亚：拥有技术头脑的示威者正在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数字媒体技术来支持群众的反政府运动。Twitter标签＃jan25的内容以及其历史上相应的时期，将标志着那些寻求强权人在如何看待下一代网络数字技术方面所做出的重大改变。

　　在我们满怀激动的心情来看全球民主的未来之前，我们应该把最近发生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事件放到他们本身的背景中：一是地域性，另一个则是历史性。

　　地域的背景是至关重要的。就此而言，在公民生活方面，世界不同地方的激进分子以及那些相对来说比较顺应的民众使用数字网络技术的方式差异是非常大的。

　　在美国，互联网推动社会政治变迁的手段一直以来都很有限。技术预言家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是Facebook的创始人之一以及参议员奥巴马的总统竞选组织工作的领导者。休斯曾使用网络信息工具，改进了传统的挨家挨户拜票和动员投票的离线竞选策略。自大选以来，他就开始致力于组织社团通过一个叫Jumo的网站给予慈善事业更慷慨的援助。在完善的民主制度下这种复杂的互联网应用是十分有效的，但这还不能算是变革。也许我们的讨论，对于博客以及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 ）所谓的“网络化的公共空间”（networked public sphere）的写作来说更加有意义。但是，对我们看到长期存在的民主（我不愿意说“先进”）来说，到目前为止，这种改变是微不足道的。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世界上一些强权的统治者已成功地解决了互联网支持的抗议游行活动。在伊朗2009年的抗议游行活动中，尽管抗议者已经非常有效地使用互联网来协调抗议游行，并向世界警告德黑兰的暴行，但伊朗政府的应对是镇压抗议、惩罚组织者并使回到国家的正常运行状态。互联网不但可以帮助组织者组织抗议，也可以给伊朗政府有效途径对组织者进行跟踪，并检举他们。在2007年，缅甸军政府同样经受了使用手机来组织僧侣上街游行并分享游行图片的状况。通过互联网的推动抗议游行获得成功的例子唾手可得。

　　主要是由于网络技术因素远远小于政治、文化背景、地域历史以及技术使用者等因素。在突尼斯和埃及，最关键的是，数量最少的人通常是年轻的精英阶层，具有较高文化，有接触网络技术的机会，并能熟练使用。这些国家有众多的青年人口和日益成熟的技术水平，至少富人的子女能够接触并使用数字技术。现在所众所周知的已30岁的埃及起义组织者谷歌管理人员Wael Ghonim， 他创作了一个Facebook页面，以纪念去年6月份被警方殴打的商人——28岁的卡勒德·赛义德（Khaled Said）。激进主义分子的成熟老练和相应的独裁者的不够成熟关系重大。

　　地域因素也以另一种方式起着作用。我们所看到的中东和北非情况与网络有一定关系，貌似是一种多米诺效应。在某些方面，与地理政治的界限相比，拥有共同的语言和使用相同的互联网工具在数字化媒介世界里更加重要。在突尼斯起义事件促使该地域的共鸣性的抗议，甚至波及到距离较远的土耳其，这可能是由于数字网络关于动乱的消息快速传播的程度有关系，通过社交媒体和正规新闻媒体渠道，这些消息以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和其他语言传播出去。这并不是说，利比亚和巴林政府一定会遭受突尼斯和埃及政府所遭受的。而是说，语言和区域的亲和力可通过数字网络加强，并有可能导致某些区域形成潜伏着动乱的危险局势。

　　另一个背景是历史因素。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以及文化历史存在的久远性、丰富性和不一致性，使得各个国家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很接近，却很难将其一概而论。这种历史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叛乱的结果所造成的。例如，过去国家处理穆斯林兄弟会的方式、警察的暴行以及埃及互联网已经没不像以前那样被广泛过滤的事实，每个因素都将明显地影响到结果。利比亚在地区内出现的内部纷争的关键在于国家元首的权力集中。也就是说，这些差异性比Facebook和Twitter在各个国家的普及率重要得多。

　　互联网的本身的历史也很重要。我们所在的开放网络促进会(OpenNet Initiative)对国家过滤器以及世界各地网络的实施监控方式进行研究，并将互联网历史分成四个阶段。首先是从网络的诞生到2000年的“开放互联网“（open Internet）时期。在此期间，全球网络的限制很少。关于网络是否可以自己进行调节的问题，当时还有一番争论。如今，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感已成一个遥远的记忆。

　　在2000年之后到大约2005年期间的“拒绝访问“（access denied）时期。沙特阿拉伯、突尼斯等其他许多国家开始禁止访问某些网上信息。他们在技术上开发了互联网过滤模式，以阻止登录含有政治、文化或宗教因素等敏感信息的网站。

　　到2010年左右，被称为“控制访问“ (access controlled)时期，其特点在于技术水平的提高，国家开始利用技术控制网上信息流通。互联网过滤的范围和规模都得到了扩大，尤其是在整个亚洲、部分欧洲以及中东和北非等国家。使用网络进行监控的技术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与此同时，利用“即时”（just-in-time）封锁的办法，如使用分布式拒绝服务（distributed denial-of-service）对不良内容进行攻击。总体而言，各国都有针对利用网络广泛共享信息以及为了亲民主目的的人进行封锁的有效方法。

　　如今，我们正在进入 “争夺访问权”(access contested)时期。全世界的激进分子们已开始对有意限制信息自由传播的国家实施反攻。在这一轮的争夺中，至少中东和北非国家利用网络反对专制政权的组织者获得了胜利。如Herdict.org这样的在线社区以及如网状网络这样的点对点技术，给人们提供了直接参与塑造这些技术如何发展至世界各地的明确方法。

　　但是，倘若认为这种状况将持续很长时间，或者说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将是大错特错。历史告诉我们，随时间变化，技术以及我们如何使用技术都有周期性，正如吴修铭（Timothy Wu）在他的新书《大变迁：信息帝国的兴衰》(The Master Switch)中所说的。像越南、乌兹别克斯坦等许多国家领导人已经证明，可以利用互联网来限制网上谈论，并把他们送入监狱。我们应该抑制住为因互联网普及所推动的亲西方民主胜利而欢呼的冲动。对于互联网支配权的争夺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