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路军

具体制度规则下的阴谋论实际是策略论

说某段历史是统治阶级阴谋的产物，这个意义的阴谋论不正确的，应该用制度的观点看待历史和现实。不过，在既定制度规则下，分析研究在具体规则中活动的人具有怎样的观念，会采取怎样的行为策略，这不能称之为阴谋论，应属于既定制度规则条件下的策略论。既然大家已习惯于将某个人某个组织合乎制度规则但不合乎道德与公共利益的观念及行为称之为“阴谋”，这里就将错就错吧。

在民主革命时期，面对当时中国那种政治军事势力武装竞争，且竞争方式手段很少限制的社会制度条件，了解把握蒋介石的观念和阴谋、冯玉祥的观念与阴谋，甚至毛泽东的价值观念与计谋，的确是认识当时中国历史何以那般表现的重要出发点。蒋介石的清党阴谋以及企图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共产党军队的阴谋，确实是那个时候解释国共两党武装竞争体制规则下历史现实何以那样变化发展的重要出发点。

同样，在特定的股市规则情况下，大的投资基金、境外合格投资者、索罗斯等当然有他们做多做空的阴谋，称之为计谋也可以。搞阴谋者并不都是坏人，阴谋诡计也并不一定都违法，当然也有违法的阴谋。索罗斯不承认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他的做空行为是阴谋，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按规则行事的，即使他不做，别人也会做。就此而言，郎咸平所谓四大粮商控制中国市场的阴谋，其实就是在现行世界贸易体制与中国法律规则下跨国公司正常的“扩大和垄断市场”的计谋与策略。

用阴谋论和反阴谋论看待现实与应对挑战，只要对人们赖以活动的体制规则认识是准确的，由此得出的结论、采取的行动就是正确的。索罗斯做空香港金融市场的阴谋，可以通过特区政府改变股指期货规则、用公款入市救市取得成功、索罗斯基金落荒而走的事实中得到证明。

在今天中国的股市运作制度下，大的投资机构，诸如公募私募基金、中外合作基金、境外合格投资者等等，因为资金势力强大、人才众多、研究力量雄厚，在市场上居于强势地位。广大普通股民或者说千千万万散户与基金投资者则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由于我们股票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和制度执行的不到位，使得一些市场强势集团组织在获取内幕消息和操纵股票走势方面，居于优势地位。

限制和打击股市阴谋活动，保持市场稳定

面对这样的市场制度条件，保持市场稳定和健康发展，防止系统风险发生、防止股市大鳄兴风作浪，就成为管理层的主要任务。监管当局除了逐步完善和强化市场制度规则、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外，不干预股市具体点位，不把中国股市搞成政策市是对的。但是，对于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对于个股乃至大盘指数的非正常运行，还是应该进行制度规则允许范围内的政策调控与行政干预，像香港股市管理层应对索罗斯等做空机构那样。

然而现实中，我们一次次看到这种政策干预和管理行为的缺失、滞后与非理性，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是否渗入了个别投资机构、基金公司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而实施的阴谋。因为极不合理的情况在于：往往在股市第一波甚至第二波大涨已经完成，股市充满乐观盲目的冲动情绪之时，舆论才开始说股市刚刚进入恢复性上涨阶段，管理机构则在说入市资金没有减少，行动上还在大量审批公募投资基金。

难道管理机构不懂得在这个时候应该泼点冷水，而不是有意无意的让人看到管理层的鼓励态度。相反，在股市非正常下跌（连续的大幅度下跌或只跌不涨）之际，管理层又没有在既定的规则范围内实施有效干预。比如最近这几个月的走势明显是非理性的，各种做空谣言很多，此时的管理层何以会放出国际版要开张的信息。此外令人不解的是：管理层为何不在大盘疯狂之际披露查处违规者的信息，而要选择在此时披露；为什么在股市处于如此脆弱危急的情况下，还在大量发行超级大盘股。难道管理层真的不知道一旦股市跌成某种固定的趋势将造成严重问题，也就是说，一旦市场恶化到不能筹资的地步，股市的融资功能将会丧失。

一些超级大盘股，去年以来基本没有涨升，在大盘连续的下跌处于跌无可跌的之时，它们一反常态的出现暴跌走势引领大盘疯狂下跌。此时的管理层为什么没有对对市场进行及时有力的政策制度干预呢？在牛市疯狂之时监督管理部门需要对疯牛病进行控制，今天的势道下，对于制造和传染“疯熊病”者是不是也要查一查呢？会不会有不良机构阴谋砸盘！

有规则就有既定规则下的“阴谋”“阳谋”出现，防止与控制股市大鳄自私自利的阴谋诡计对市场整体的破坏，保持市场运行健康与稳定，是监管机构的重要责任和义务。对索罗斯基金在香港市场的阴谋要打击，对一些股市大鳄在中国证券市场的阴谋也要限制和打击，否则市场就会出现大的问题。

监管机构的动作和策略不能总是慢几拍，从而达到相反的干预效果：大盘已经止跌了，管理层宣布好政策了；大盘涨疯了，从严执法的动作和态度反而没有了；大盘风声鹤唳，管理层从严查处违规行为违规机构的阵势摆开了。这样的调控节奏及其方式，起到的自然不是控制系统风险的作用，而是扩大系统风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