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州讲学时，一天晚上和美术评论家翟墨及其他几人一起去画家雷双家里看画、聊天。
有人说起王朔对张艺谋走向拍主流电影的批评。
我说王朔未必看得清张艺谋。中国的电影导演一股脑地陷入题材、画面、风格、手法、特技……鲜有人关注人性，更惶论深入探索和表达人性。张艺谋之所以能够木秀于林，主要是因为他在人性探索上有话要说。他拍得好的电影有个一以贯之的人性主题，那就是个体生命与生存环境的冲突和对抗——或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多半是兼而有之，以社会环境为主。不管最终结果是胜利或失败，通过与环境的抗争，张扬了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力量，具体的生命存在，个性的生命欲求所创造的特殊的“这一个”抗争过程，因融入到人类永恒的抗争原型中而得到升华，获得了尊严。
我觉得，张艺谋电影的第一个版本是他自编、自导、自演的个人生活戏剧。
他下乡的时候，曾经连续睡了三天三夜，女朋友怕他睡死过去，拿了一只鸡让他杀。张从面朝炕里转向面朝炕外：刀呢？
刀有了；又问，鸡呢？
女朋友把鸡递过去。
好个老谋子，人仍然躺着，一手把鸡搁在炕沿上，刀光一闪，血溅头飞，无头鸡身和沾血菜刀一扔，转回炕里，又睡过去了。 
招工回到西安后，这头蛰伏了太久的“潜龙”显示出巨大的生命爆发力。
为了学习摄影，他卖血买下一部二手相机。
恢复高考，北京电影学院招生，他因超龄而名落孙山。老谋子决不听从命运的安排，单人匹马，拿着自己的摄影作品从西安跑到北京，上窜下跳，四出活动，没有任何关系与后台——那差不多是《红与黑》中于连与巴黎的搏斗——硬是靠不屈不挠，靠自己的作品，靠那个时代还存在的知识分子传统的厚道、惜才心、古道热肠，破格走进了至关重要的，通向日后人生辉煌的电影学院摄影系。
英国思想史家、政治哲学家伯林，曾经借用一句古希腊谚语——“狐狸多机巧，刺猬仅一招”——来说明两种类型的思想家之间存在的差异：
“刺猬型思想家”追求一元论，他们在自己的思想创造中使用一个唯一性的模式，恰如刺猬凡事均以一招应之：竖起满身的刺；
“狐狸型思想家”则是多元论者，他们能够体察世界事务之复杂微妙、广大丰富，在思想创造中如狐狸般灵活巧妙、机智多变。
伯林以此分类观察西方思想史，“则但丁属第一类，莎士比亚即是第二类。柏拉图、卢克莱修、巴斯卡尔、黑格尔、陀斯妥也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等是程度不同的刺猬，而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爱拉斯摩、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则是狐狸”（《刺猬与狐狸》）。
面对大师，如果从其人生阅历出发，为其思想与艺术创造下注脚，不可避免会流入简单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大师因其生命先验内涵的广阔，而能够超越自身经验存在的局限。
以此反证，可以说张艺谋不是大师，不具备大师天赋。张艺谋肯定是一只刺猬，之所以不是大师，不是因为他是一只剌猬，而是因为他还是一只囿于自己生存经验樊篱的刺猬。“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为张艺谋的电影生涯带来荣誉的个性内涵，同时也成为张记电影简单化的原因，成为他进一步拓展事业的认识铁壁。于是我们便屡屡看到，一超出他所擅长的个体生命与环境抗争的人性主题，张艺谋作品便明显地表面化，明显地表现出他不能深入体验不同的生命类型和人类情感，无法把握另外一类的人性逻辑。
关于这些，我想，不仅王朔看不清，就是老谋子自身，也未必看清楚了。毕竟古希腊人说，认识自己是最高的智慧。何况还存在着太多的荣誉，太多逢迎，太多繁忙的工作，还有文化界所盛行的缺乏不同声音、哥们姐们一堆的小圈子。
如果张艺谋能停下来，不拍电影，放下名家的架子，阅历点别的事情，看多点书，想想事，苦练内功，十年八年后重现江湖，不知道是否能够拍出些超越自我，具有更广大的人性内涵的电影作品？
毕竟，我敬重张艺谋无限追求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的认真精神。
何况，命运已经赋予你能够这样去做的物质条件、时代环境和社会地位，这是非常幸运的。不这样做太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