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的逻辑：引进外资，组织出口，在货币当局统购外汇的同时发行人民币，以倍乘的方式扩张，促进GDP增长。在实施外汇管制和人民币汇率操纵的前提之下，客观上，货币当局连续疯狂地参与了与外界投机者的“对赌”交易。

　　由于外汇资产的堆积以及外部投机资本的涌入，货币当局不加区别地“统购”行为助长了市场投机行为，这样，人民币升值预期被不断强化。其结果是外汇储备的不成比例的增长。

　　在外界环境比较好的时候——不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企业也会在一个宽松的融资环境之下舒适地生存，它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有太多的困难。一旦市场发生逆转，银行贷款首先是对民营企业关门，或者会大幅度提高贷款利率。在“一松一紧”之间，企业的生存环境改变了，实际上，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比美国和日本的竞争对手高3-4个百分点。

　　——货币当局管理官方外汇储备的方式加剧了中国企业的融资困难，因为货币当局对外投资的回报率太低甚至亏损，无法弥补其“对赌”成本，势必要向财政转嫁一部分负担，剩下的就是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通过占用商业银行资金来弥补其“头寸”之不足。加息之所以不可轻易使用，主要是必须顾及货币当局的“正回购成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成本，以及国企的融资成本。

　　——因为这种投机模式只会造成一个结果：其波动性更大，对企业的成本影响越大。因为由货币扩张所带来的投资狂潮会同时引发原材料、劳动力、燃料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最终引发一轮又一轮的通货膨胀。中国的通货膨胀垫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融资成本高必然抬高经营成本和产品成本。导致“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最终，又会导致名义利率不断上升。

　　国企凭借垄断地位，过量占用信贷资源，势必要求利率保持相对低位。货币当局在利率改革问题上受制于其自身的“对赌行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以及国企的压力，因此，选择不断使用数量控制手段，这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一种无耻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