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上的电影苦行僧

　　——访第二届中国国际民间影像节《家园》获奖导演乔乔

　　

　　为了拍摄纪录片，乔乔至今已经花费了490多万元，“把北京的房和车卖了200多万，又跟亲戚朋友借了200多万。我现在会去接一些商业片的活儿，但目的都是来贴补我的纪录片摄制。”

　　本刊记者 周仕凭

　　2011年10月19日，第二届中国国际民间影像节举行颁奖典礼，来自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的10400余部作品竞争，其中环保单元作品成为焦点。最终，来自中国北京的短片《家园》摘得了“最佳短片奖”。这部纪录片仅有4分钟，拍摄者乔乔是一名来自北京的青年导演，2008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家园》是乔乔历时4年、从2000多个小时的拍摄素材中剪辑而成的作品。短片讲述了黄河上野生动物的生存、生活状况。乔乔说，他希望通过动物的视角表达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

　　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他的许多同学都选择去拍商业片，他却选择了拍纪录片。乔乔说，“我始终认为纪录片是最好的电影，它‘非虚构’的本质是我最欣赏的。我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只要是自己喜欢的都会想办法去做，于是从2008年开始，就这么一路拍了下来”。

　　从拍第一部纪录片《巢》开始，乔乔就把镜头对准了大自然。为了拍摄纪录片，乔乔至今已经花费了490多万元，“把北京的房和车卖了200多万，又跟亲戚朋友借了200多万。我现在会去接一些商业片的活儿，但目的都是来贴补我的纪录片摄制”。

　　

　　对话乔乔

　　记者：首先介绍一下这次你的纪录片《家园》获奖的情况吧，听说这部4分钟的短片，你整整拍了4年，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功夫？

　　乔乔：这次共有来自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的10400余部作品竞争最佳导演、最佳短片、最佳摄影等9个最佳奖和1个评委会大奖。环保单元作品成为瞩目的焦点，3部获得“最佳”，占去10个大奖的三分之一。

　　遗憾的是这个单元中国才只有1部，很庆幸给了《家园》。影片讲述的是黄河上野生动物的生存、生活状况。4年，拍了2000多小时的素材，最后只剪出4分钟，夸张的说是“十年磨一剑”。

　　在国内，人文类和社会类题材的纪录片是很多纪录片人所关注的。而我可能更钟情于自然生态及环保类的纪录片。从拍第一部纪录片《巢》开始，我就把镜头对准了大自然。这完全源于我对自然的崇敬与热爱。

　　记者：怎么想到要去拍黄河及黄河上的生态？

　　 乔乔：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里生活着数以万计的鸟类、兽类、两栖、爬行类、啮齿类和鱼类等野生动物，是我国乃至世界不可多得的湿地生物物种基因库。然而，黄河流域污染加剧，从源头到入海口，没有不被污染的，致使大批野生动物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所以我要把这些纪录下来。

　　电影业的过度浮躁，造成纪录片在中国发展举步维艰。而资金、设备和专家等资源的匮乏，更重要的是电影人的急功近利，致使自然及环境类纪录片在中国尚处于零起步状态。我只是在黑暗中探索。

　　记者：是什么最终促使你做出这个决定的；不要简单告诉我是梦想神马的，在这个现实的世界，做出这种决定一定是有异于常人的经历或感悟吧？

　　乔乔：我是个头脑简单的人，随心做事，只要喜欢。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想拍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野生动物电影。于是从2008年开始，就这么一路拍了下来。

　　 这是个越来越物质的社会，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物种日益减少甚至灭绝。小时候我生活的环境是蓝天碧水；后来有一天我发现：天变灰了，水变黄了，河里的小鱼小虾都不见了。面对这样的现状，我唯一的选择就是扛起摄影机，纪录大自然，用光影保护生态环境。

　　记者：你一年有多少时间是在野外拍摄野生动物，常年在外是一种什么状态，除了拍摄还会做些什么？

　　乔乔：我一年四季奔波在黄河上。可以说以黄河为家，风霜雨雪，披星戴月，夏天4点起来，冬天5点多起来，晚上收工回到驻地差不多11点多，一天睡3个小时，已经习惯了。

　　在拍摄资金严重不足和拍摄环境极其恶劣的状况下，我们啃烧饼，搭帐篷，经受着难以想象的生存考验。早上就一个大饼和一瓶水；中午基本顾不上吃；晚上回来早就自己做饭，回来晚就不吃了。

　　我们没有车，每天得扛着百十来斤的设备从驻地走到拍摄地。由于我拍摄的是自然与环境类纪录片，很多地方车子是去不了的；而且为了不打扰野生动物的正常生活，会发出很大动静的车辆也是绝对不能闯入的。人手有限，设备又多，在驻地和拍摄地之间每次都是往返几个来回地扛设备，有的时候要走上一两个小时。

　　我随身带了个笔记本，也带了很多书，在拍摄间隙我会看看书，偶尔上上网，写写微博。我觉得这个社会越来越浮躁。其实像我这样挺好，多半的时间都是面对着大自然，心情会很宁静。

　　记者：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让你最震撼的是什么？

　　乔乔：污染！越往下游，人群越多，化工厂越多，污染越严重。在宁夏腾格里沙漠，很多化工厂把废物倒在沙漠，金黄色的沙漠都变成了黑色；在内蒙古西鄂尔多斯工业区，露天煤矿遍地都是，大地被挖得满目疮痍，空气里烟尘弥漫，地下水严重污染；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地竟利用独特的湿地资源开发建设旅游景区，并且采油，建厂，如此现状比比皆是……

　　我常常在想：黄河还是不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如果是，那黄河怎么养育了这么多污染她的不肖子孙?!如果人类还是这样自私只顾自己，黄河真的就毁了。

　　记者：野外拍摄很容易遇到危险，能给我们讲讲吗，最危险的一次是什么状况？

　　乔乔：拍摄中遭遇危险已是家常便饭。记得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那会儿，大水下来非常凶猛，本来滩涂上是没有水的，眼看着水一点点过来，眨眼功夫，雏鸟的窝就飘起来了。当时我正在拍摄，雏鸟刚刚破壳，如果大水一冲，肯定活不了了。

　　那时候已经是晚上，我们也没带手灯，之前给河边的船老板打了电话，一旦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来接我们；我就在想，到底是救还是不救，因为还要背着100多斤的设备往河边跑。

　　助理小王说算了，但是我心里很难受，都跑了100多米了，我又返回去，还是把那三只鸟宝宝救了起来。然后我们就拼命跑，水都已经齐腰深了，我们就把机器举起来，那情景真像电影中的情节……

　　最危险的状况发生在2010年夏天，我们拍摄黄苇鹣繁殖，副摄影肩扛三脚架、手举摄影机等重型设备，艰难行走在齐腰深的黄河中，不料一条红点锦蛇迎面游来，副摄影一个趔趄，三脚架落入水中，摄影机则被他稳稳举在头顶，副摄影连同摄影机淹没在滚滚黄河中，幸好他水性好，才躲过一劫。摄制组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记者：听说你们摄制组一开始是6个人，到最后只剩下2个人，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放弃继续拍摄，又是什么样的决心和意志支撑你数年如一日地做着生态环保类的公益电影？

　　乔乔：又苦又累又花钱，这活没几个人能干的了的。出力不讨好的事，试问有谁愿意干？

　　我坚持是因为我喜欢。我是个一根筋的人，只要是自己喜欢的都会想办法去做。饭可以暂时不吃，觉可以暂时不睡，朋友可以暂时不谈；而电影，却不可以不拍。就像我天生吃素，也许这个就是命中注定的吧。

　　记者：你是因为吃素才格外关心动物，以至于全身心投入去拍摄它们的吗？

　　乔乔：由于家庭的影响，我记事的时候就不吃肉，后来拍摄野生动物了，就成了真正的素食主义者。吃素并不一定身体不好。每天扛一百多斤重的摄影设备，我不觉得累。我觉得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我对动物有一种特别的爱，我爱动物胜过爱人类。

　　记者：在拍摄过程中，应该不仅是遇到动物，还有人，那有没有遇到让你印象深刻的人？

　　乔乔：去年我在黄河边上的河南长垣，那个地方经常有人用呋喃丹(一种剧毒农药)拌小麦毒天鹅，有一个老爷子却正好相反，他每天义务地坚持到岸边保护天鹅，几十年如一日，他的乐观令我印象深刻。

　　虽然他不懂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但是他就是有一颗关爱动物的善心。他真的很困难，连手机都买不起，无法跟外界联络，后来我再去时给他买了部手机。我们交流了一些想法，他真的是个好人。

　　还有林良忠老师，一个国际级的摄影大师，他对我做这个很支持。而且， 最让我感动的是，我在黄河拍摄，他竟然自己掏钱坐飞机从台北跑过来看我，坐在监视器前看我拍摄的画面，并给我意见。我觉得这样的精神支持真的是太珍贵了，我非常感谢他。

　　赵连石老师，是我遇到的很谈得来的朋友。作为中科院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的专家，从青藏高原湿地生态变迁、全球气候变暖对冰川地带的影响等多方面给予科学指导，使我在拍摄中不至于走弯路。

　　记者：这个时代，大家都为了房子和车子奔波劳碌，而你为了拍纪录片，把房子和车子都卖了，值得吗？

　　乔乔：卖车卖房是我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我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因为目前国内很少有系统成型的机构来支持拍摄这样自然环保类的影片；而我呢又不愿放弃自己的想法，所以卖掉车房，并四处向亲戚朋友借债来维持我的拍摄。

　　这几年来，为了省钱，我们摄制组的几个人风餐露宿，常常是一天只吃一顿饭。我的助手是个90后，刚满20岁的大小伙子，跟着我啃烧饼，吃咸菜，我看着挺心酸的。

　　记者：有的人会觉得你的故事比较苦情，比如卖房卖车、借钱、常年风餐露宿，就只为了拍不赚钱的环保纪录片。那么，你快乐吗？

　　乔乔：痛并快乐着。前不久，台湾国际摄影大师林良忠先生曾戏谑地送我一副对联，上联是：做公益，卖车卖房拍电影；下联是：为环保，愿做电影苦行僧。我给自己来了个横批：自讨苦吃。

　　记者：卖房卖车来拍环保纪录片，家人支持吗？

　　乔乔：最初他们不理解我，因为我的大多数同学毕业后都进了剧组、影视公司、电视台什么的，他们都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而我，却选择了飘忽不定的生活。

　　他们曾经很反对我干这个。但是经过我一再的努力，家里人总算是支持我了。因为他们知道，有志者，事竟成。在这点上，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深明大义的。

　　就在几天前，他们从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看到了关于我获奖的报道和我做的影片，感到十分欣慰，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并鼓励我好好干下去。有他们在，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记者：你是不是好久没有看电视了，也没有陪伴家人了，想家不，想念平凡的家庭小幸福吗？

　　乔乔：是啊，就连前两天中央电视台播放关于我获奖的报道和获奖的影片都没有机会去看。我基本上常年在野外，风餐露宿，没有时间陪伴家人。很多时候还是蛮想家的，尤其逢年过节，毕竟那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许，有家才是最幸福的。

　　记者：一般人会觉得卖房卖车，另外还借了上百万，来拍根本不赚钱的环保纪录片，是一种很疯狂的行为，你怎么认为？

　　乔乔：很多人都觉得我是疯子，而我很清楚自己要干什么。至于别人认为我“疯了”，也许他们不明白，我只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只是对于父母，有些歉疚。

　　我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是最开心不过的了。人的一生也就几十年，或许我现在的状态，只是身体上的痛苦，但远远比不上精神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是什么，就是你不让我拍，不让我纪录我所钟爱的大自然，那才真叫苦！所以想明白了这点，我宁愿选择目前的生活，身体上受些罪，但精神上是快乐的。

　　记者：拍摄环保纪录片，给你带来的最大快乐是什么，你希望通过这些纪录片来表达什么，改变什么，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

　　乔乔：开心舒畅。到现在，拍大自然和野生动物我都上瘾了。我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影片拍摄，表达对自然生态和生命个体的尊重；通过影片放映，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重视环保，关爱自然，并真正付诸行动。

　　目前的现状是，大家都知道应该环保，可在利益面前，环保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某种程度上，人类就是大自然的天敌，自然生态的破坏是不可估量的，更是无法逆转的，这是我最心痛也最无力的地方。

　　记者：从事纪录片拍摄，你有一个相对周全的计划没有，是单独作战还是跟社会上很多资源相互结合，取长补短？

　　乔乔：即使有个周全的计划，如果没有资金支持又谈何拍摄？这个不是仅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就能做的！每一帧画面都凝聚着心血、汗水和价值！

　　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能有社会力量的援助，但很遗憾，至今没有一家付诸行动。这是社会现状。

　　记者：目前你最需要什么？

　　乔乔：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一辆越野车，因为常常到荒无人烟的地方拍摄，还要携带大量的设备，一天几百块钱的租车费，再加上摄录器材租赁费等等，一天拍摄下来，成本就是好几千。

　　真希望那些致力于环保的有识之士们能帮我们一把，也好把环保影像之路走下去，用光影保护生态环境。苦于没有资金，我只好去接一些商业片的活儿，但目的都是来贴补我的环保影片的摄制，最终要制作成一部90分钟的电影，面向海内外公映。

　　记者：你一直在拍动物，你觉得你自己像哪种动物？

　　 乔乔：蜗牛，有一个成语叫我行我素，我理解的是“蜗行我素”。像蜗牛一样艰难前行，以我自己的想法来拍摄我想要表达的影片，坚持拍摄生态环保类的公益影片，在环保电影之路上不断求索。

　　记者：看你的《家园》，能感觉到你是想通过动物的视角表达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与纪录片大师雅克·贝汉的理念很像。你看过《海洋》吗？

　　乔乔：很遗憾，因为野外拍摄，影片上映的时候没有机会到电影院去看，但我很喜欢这个导演，我看过他的《微观世界》、《喜马拉雅》和《迁徙的鸟》，拍的都非常好，他是大师，我不能跟他比；他的资金多，更不能跟他比。

　　但是我据我了解，他拍了全世界那么多野生动物，却从来没有拍过中国的野生动物。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应该有人去把这件事儿干了，我可能有些自不量力，但是我会用尽所能坚持到底。我也真的想见见雅克·贝汉，很佩服他，应该是同道中人！但他是前辈。

　　记者：你觉得这次获奖对于你、对于环保的意义是什么？

　　压根儿就没想到要获奖。因为国内外有很多很棒的影片参赛，一万多部里头就评出十部，这个实在是太难了。毫不夸张地说，竞争难度远远超过国际A级电影节。所以获奖的意义远远超过获奖本身。

　　我觉得，这个奖不光是对我们“用光影保护生态环境”摄制组所做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有志于保护环境、关爱生态的每一个人的嘉奖。

　　

　　该文刊于2011年《环境教育》杂志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