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被概括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自此以后,“韬光养晦”一直是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指导思想。“韬光养晦”是一种谦逊谨慎、自我克制的低调战略,它在稳定中美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仍然经历了较多跌宕起伏。特别是,2009年以来中美关系数次起落,让政策研究人员感到意外,也影响到政策界对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的认识。

　　“韬光养晦”字面的意思是“隐藏才能,不使外露”。从策略上说,它常常包含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方面是收敛锋芒,使自身的实力显得比实际上弱小,从而使自己在对方眼中不成为威胁,至少不是主要的威胁。这可以在自身实力不够强大的情况下,避免过早引起强敌的关注,从而危及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另一个方面是,当发生利益冲突时,通过一定程度的退让,缓和矛盾,远离斗争的焦点,避免激烈的对抗,从而减少谋求发展的外部阻力。

　　这两种做法都是为了减小发展自身实力的外部阻力。但减小外部阻力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创造一种更为有利的,特别是发展代价相对较低的外部环境,从而可以集中精力于内部的建设和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实行“韬光养晦”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放弃发展,而是采取了另一种不同的发展方式,是一种“以退为进”式的发展,它基于一国对于其发展所面临的并非特别有利的国际环境的一种理解,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执行一种利益最大化式的发展政策,可能会产生“欲速则不达”的效果,甚至可能会成为他国打击和阻遏的对象,从而会在事实上不利于中国长期发展大局。也就是说,在某些特定的国际环境下,“韬光养晦”是一种明智的发展战略和实力建设战略,谋求发展也不能操之过急。

　　在这里,一方面是忍耐和利益上的自我克制,另一方面是发展,这两者构成了“韬光养晦”政策的主要矛盾。对于实力相对弱小的一方来说,没有隐忍,过早地引起强敌的关注,可能危及自身的生存,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同样地,如果没有最终的发展,隐忍也就失去了意义。暂时的忍耐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但从根本上说,忍耐本身不能妨碍发展,因此,忍耐和利益自我克制不是无限度的,特别是,不应在任何时候都把忍耐上升为一项原则,并不分场合地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忍耐在很多场合下,特别是体现在具体的事情和过程中,它常常会带来实际的成本,这种成本可能是巨大的,其代价之沉重有时甚至会达到让人不堪重负的程度。但为了全局的利益和长远的发展,有时付出这种代价又是必须的。如果忍耐不能达到缓解外部压力的效果,同时又要承受巨大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作为策略本身的忍耐进行评估。在有些场合下,我们需要评估,是隐忍有利于发展,还是采取其他方式更有利于发展。从根本上说,要避免为了忍耐而忍耐,为了“韬光养晦”而“韬光养晦”,使忍耐成为一种外交文化。“韬光养晦”不同于苟且偷生,也不是要忍气吞声。在“韬光养晦”“无为”的表象后面潜藏的是积极向上的“有为”的实质。通过“韬光养晦”赢得的相对缓和的环境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需要获得更高程度的发展速度,这一战略才能令人满意。

　　从具体的政策层面来说,中国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改善与他国关系的积极的政策举措,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中国和平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从总体上说,中国过去执行的“韬光养晦”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从策略上说,“韬光养晦”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给这一战略的长期持续带来一定的内在困难。

　　“韬光养晦”有一个内在矛盾:从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上说,隐藏实力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实力,这意味着,“韬光养晦”政策的成功本身会增加下一阶段“韬光养晦”政策实施的难度。“韬光养晦”战略上的成功,意味着为中国壮大自身的实力争取到了良好的机遇,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实力得到了迅速而有效的壮大,这也使此后的“韬光养晦”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韬光养晦”的战略并没有解决如何做到“韬光养晦”的战术问题。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上升,从技术上说,“韬光养晦”的难度越来越大,这不是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意味着,在“韬光养晦”的执行过程中,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匹配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从策略上说,“韬光养晦”的做法试图在利益冲突的场合,通过做出一定程度的退让来缓解矛盾,维持一个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这种做法,有些时候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也有一定的弊端。因为,虽然利益上的退让有助于某些矛盾的解决或搁置,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些矛盾会因为一方的退让而产生,即有些矛盾可能正是由于退让政策造成的。当利益上的退让成为一种习惯或者行为模式的时候,别人会慢慢地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利益冲突的场合你就应该退让,你不退让是不对的,你不退让说明你自己的政策出了问题。如果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形成这样一种认识,中国的国际环境显然会因此而恶化。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以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防范力度。这在客观上造成的效果是,即使中国试图继续执行“韬光养晦”的政策,其在执行上也面临着更大的困难,这一政策的效果也相对有所降低。从博弈论的观点上看,没有唯一最优的国际战略,每一个战略的优劣一方面取决于国际环境特别是主要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其他行为体所采取的战略。从这种意义上说,对于“韬光养晦”的政策,不是简单地坚持与放弃的问题,而是如何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发挥其长处,避免其客观存在的某些缺陷,从而更好地为中国外交服务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中美关系中的某些紧张会有所发展,但与此同时,中美稳定双边关系的利益和需求也在增大。从总体上维持一个和平、稳定与合作的双边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个体利益和共同利益。因此,面对中美关系的新态势,需要思考中美合作的新的思路。可以预期,谨慎务实,在利益上适度克制,愿意在不破坏现有秩序总体稳定性的情况下积极与其他国家寻求合作,依然是中国外交的态度与行为模式,但中美关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韬光养晦”加“接触加遏制”这样的战略组合,至少应对某些内涵加以调整,以更好地适应新的形势变化,使中美关系能够在一个更为稳定与可持续的基础上,向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