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张培刚

▲湖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廖进中

从《网易微博》上得知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教授，已于2011年11月23日在武汉去世，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立即涌上了我的心头。

那是1997年暑，我应邀去江西财大参加《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学术研讨会，同时，由于学会理事长、我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和宗师陈岱孙教授的离世，会议还兼有换届选举的议程，因而，全国诸多的著名经济学权威专家都去了。在我的记忆里，印象较深的有：北京大学的胡代光，据称是陈岱老“关门弟子”的晏智杰，武汉大学的谭崇台、颜鹏飞、郭熙保，复旦大学的尹伯成，人民大学的吴易风，中山大学的李翀，北京师范大学的丁冰，还有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的黄范章，以及时任上海财大教授，后因主张“丁克族”而闻名天下的现任社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的程恩富等。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有幸见到了张培刚教授，他在会上的言谈举止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是年，陪伴张教授一起参加那次会议来的，还有他的夫人谭慧女士。据我的观察，他俩不像其他某些参会的“大领导”、“老专家”：在完成了开幕之后，或自带司机驾车去旅游，或让主办单位派车去购物，而是自始至终坐在会场的一角，与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一道，安心听讲，闭目听会，有时还像一个认真听课的小学生，拿张小纸条记点小笔记。我好几次都坐在他后面，望着这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我总在想：张老已经85岁了，还能够千里迢迢来参会，还能够认认真真来研讨，太令人感动了！他与时下那些只坐主席台，只发空指示，讲完套话便走人的所谓“权威”们，真是何止相差十万八千里！

大家知道，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学说、理论和政策，一直在中国经济学术界的争议是很大的，当时在《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学会内部，对于“外国经济学”的研究，也是大有分歧的。光是在此次会议上，对于陈岱老的题词“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的理解，即是水火不容。我为学会理事，虽知有分歧，但直到此次会议前，从来没有想到各方分歧居然那么样的势不两立！那么样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一直不忘，国家计委的杨德明，他在那次会议上的激烈表现。杨是湖南邵东人，与我同为邵阳市二中的校友，又是我们湖南大学国际商学院的兼职教授，可能是由于我们湖南人的火辣性格，他在会议的发言中竟然摔了凳子、拍了桌子，脸红脖子粗的痛骂“新自由主义”。这对于我这个来自非京城的人士，有大跌眼镜的感觉，喃喃地说了句“学术讨论，至于吧”！大概是因为这句话，那天晚饭后，他特地邀了我这个小老乡，绕着江西财大校园里的林荫道边谈边散步了好几圈，谈话的基本内容，无非是厉以宁啦，吴敬琏啦，陶大镛啦，高鸿业啦，归结起来就是：“现在经济理论界的斗争很复杂，新自由主义很猖獗，你们年轻人不能站错队”。而我却诘问了一句：“我们‘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不是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西方经济难道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难道不是自由主义的经济？为什么我们的学会比人家的学会还更起劲地咒骂‘自由主义’？再说，《资本论》难道不是论的‘西方经济’？”他一听这话，我们当晚的谈话就嘎然而止。再以后，我们就没再有来往，直到2005年他因为患因患肺腺癌而去世，我总在心里默问自己：“那晚为什么不可以把话说圆润一点”？

正是由于当时的这种学术和社会气氛，第二天在学会班子改选时，我静看各方脸色，总有一种也是杨给我的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虽之前已有杨的提醒和警告，但对于学会高层的分歧和纷争，还是难明就里，只是听了张老的一番讲话后，才真正体会到分歧的深度、广度和高度，也只是听了张老的一番讲话后，才真正开始轻轻地松了口气。我至今记得，张老在讲话时，声音洪亮，思路清晰，语言风趣，语态平和，全然不像一个耄耋老人，全然不像一个经“斗争哲学”熏陶过的人。他联系实际用打比方的方式，说了大意如下的一段话开导与会者：“我们学会改选，总没有中央政治局那么重要吗？党中央都把班子问题弄好了，难道我们就解决不了？”正是他的这一席话，学会改选顺利进行、和谐结束，推选出北京大学的胡代光教授为新一届学会理事长。顺便提一句，以前只听说胡代老是湖南大学的校友，是在这次会议组织的井冈山之游中，他亲口对我证实了：“我1947—1949年在湖大任过讲师”。

这就是“我眼中的张培刚”，不，正是这一眼，它已是“我心中的张培刚”！就像他一样，不是靠数量，而是凭一篇《农业与工业化》的优秀博士论文而摘取了哈佛大学最高奖---威尔士奖，从而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也敬佩的“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中国发展经济学之父”！而在我这个后辈的心中，他永远是一个和蔼可亲，德高望重的老人，一个“学为人师，德为人范”的长者！

（2011年11月24日于岳麓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