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讲中国的民主政治，主要给学生讲了政治思想史的发展，民主政治的世界概况，中国民主政治的现实。下课，学生问我：为什么中国不可以把利维坦装在笼子里。

   我的回答是：中国的民主之所以被戏谑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民主"，既有其体制性的原因，更有国民性格的原因。二者的相互交错构成了今天中国政治现实。首先体制原因是我们的民主政治基本上是高度集中的民主，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几乎没有经历过像你们那样的入学考试，更没有半期考试，也谈不上调研考试，而美国总统以及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就要经历如七中学生一样的三大考试：竞选演说，中期选举，谋求连任的竞选。于是就出现了中国政治领袖和欧美政治领袖不一样的政治态度。欧美的政治领袖们背负的政治压力决不低于当前高中生的学习压力，他们几乎时刻都处于一种备考状态，对于一名高中生而言，备考的状态尽管艰辛，但是那是他们人生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会留下一声难以磨灭的回忆，无论考的好还是差。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也一样，无论选举结果如何，在备选的过程中，他们的国民就是在这一种博弈游戏中间歇性的获得了福利的增长。比较而言，中国的政治领袖，则没有如我们的高中生那样的压力，他们依靠的也不会是基于智慧基础之上的政治博弈（或许在官场上有），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伴随着和谐与荣光，甚至用金钱铺垫这些荣光。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状态，因为一个人的错将可能是一个民族的错，一个不够成熟的决定，也许会影响亿万人的生活与福祉。当然，我们似乎很庆幸，因为，我们党的领袖一般都有较高的道德自律和美好的愿景，这些是我们政治发展的唯一源泉，但是，没有压力的政治能走多远，其所肩负的政治责任又能实现多少，都是我们不禁要深深思索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政治体制设计上，我们的决策往往带有相当强的随意性，或者说实验性，也就是说不断的试错，而每一次的试错会给多少家庭甚至是一代人受到影响，比如医疗改革的失败，也许是人的生命的丧失，教育改革的失败会导致多少学生因此不能上学，房产改革的失败也许会导致多少失败的婚姻和幸福流产，以及人们对生活的绝望。

  以上体制障碍的根源在哪里？或许要从国民性格中去寻找。一个科学的政策出台，一定不是简单的讨论的出来的，科学性和权力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政策决策绝大部分来自于简单的讨论，甚至是权威人物的决断。记得一位老师告诉我，关于某岛屿地方领导人的选举，作为政策当地访学的学者，他给中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在中央高级别会议讨论的时候，某中央高官一拍手做出了决定，这个议案都没有上台面，最后证明高官的决定是错误的。这是中国政治决策的过程。我们国民的性格中有畏惧权威，同时又不远得罪人的习惯，我们的祖先教导我们：枪打出头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用严复先生的话说就是“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作于为，终于无耻”。这就是所谓的国民的劣根。

     现在网民们非常喜欢一位经济学家——郎咸平，其大胆的言辞，直言的风格为网民们所喜爱。是的，我们这个 国家需要有不断的批判的声音，一个国家的人们过于没有政治热情，这个国家同样是危险的，而我们就是这样的国家。但是我也要说，郎教授的直言敢谏并不代表科学性，如果果真是郎先生对国家的重大方针做决策也未必是正确和科学的，因为一个人很难做到科学。科学在政治上其实是一个平衡点，也就是资源分配如何在各个利益群体间找到一个均衡点，以至于大家都能接受，而这种均衡点的形成，=就是对于一项决策来自于社会各个方面的广泛而深入的辩论批判之后作出的决策大概就接近于一个利益的均衡点，于是这个社会就能形成一个稳定的系统，即使有不满也已经在决策过程中的辩论中得到释放。

    遗憾的是我们这个国家没有辩论的兴趣。为什么呢？就拿我现在所教之学生来说，我要求人们积极的竞选班级干部，5位班长，一位顾委会主席，一位天使基金管委会主席，一位团支书记。首先遇到的情况是，大家不愿意，没有热情；其次，动员的结果是，5位班长候选人只有一位，毫无竞争和辩论可言，顾委会主席有6位竞选，结果是一个误判，而所有候选人上台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阐明自己被误导认为是委员，实在是无心插柳。看看这就是未来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国民的心态——没有激情、羞于竞争、懒于辩论，而等到他们长大以后我估计在不知不觉中会有两种心态，一种是淡泊，一种是惯用小伎俩，而耻于公开的竞争，也就少了一个公正性。

    一位国内一线的富人，在和我聊天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在美国开公司做生意的时候，不需要和任何人拉关系，讲交情，只要合法就行，我在中国做生意，就必须要去找关系，走后门，这是一种中国的文化。

     这句话刺痛了我的心，也让我清醒。这就是生我养我的祖国，这是我们经常谈及便心潮澎湃的母亲，这就是我们每周要面对的那面飘扬的五星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