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熬的日子终于熬过去了！——今年下半年以来，人们似乎能听到整个中国企业界长长的舒气声。近4年的经济低谷，让大家吃尽了苦头，但也长了不少见识。挺过来的企业，多多少少都积累了一些低谷对策。这些中国特色的低谷对策，有没有普遍意义，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很值得总结反思。

　　在整个低谷时期，有一种在企业界很流行的新观念；现金流比利润更重要，亏损、没有利润不要紧，可怕的是现金断流，“喘不过那口气来”，企业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现金断流，而不是没有利润“体质不好”。记得当时好几个有名的家电大老板都公开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并且赢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同。的确，在市场低迷时现金就是金，只要不断有现金流入，企业就能运转就不会像百富勤那样突然被清盘。低谷时期，活着就是胜利。

　　不光是说说，许多企业尤其是家电企业实际上一直在身体力行奉行着这一生存哲学——产品价格压得再低也不怕，只要能卖出去变成钱回来，只要市场占有率扩大企业有现金流量能运转不停产就行，至于年底算下来企业有无利润是第二位的事情。这些企业的老总心里都明白，企业发出发不出工资是自己的事情，有没有利润那是向政府、银行或者股民们给个交待的事情。在中国，政府、银行、股民（可以通称为投资者）总比较好“糊弄”些。

　　这是这几年企业界“价格大战”频频爆发战火不息的根本原因。朱总理有一段著名的批评：国有企业打价格战，打掉的都是银行贷款！总理的批评里都透着几分无奈，分散的股民、本地政府可以影响的银行，就更不在话下了。

　　如此说来，“现金流比利润更重要”的中国式低谷对策，其实是在股东（投资者）制衡力较弱的中国国情下才奏效的。与其说大家熬过一段难熬的日子，不如说是享受了一段“没有股东的日子”。

　　经济学界在亚洲危机后把这种缺乏股东约束的企业制度称作“银行资本主义”，而把股东力量较强的企业制度称作“股权资本主义”。陷入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大多是“银行资本主义”，企业投资主要来源于政府控制下的银行，政府银行愿意与大企业合作“造大船”推动民族经济，企业主要由内部人控制。而美国式的“股权资本主义”，企业主要向发达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外部股东对企业有较强的控制力。

　　“没有股东的日子”，看起来帮中国企业熬过了低谷，但长远看有不少后遗症：

　　企业大而无利，惨淡经营，生存质量很差，丧失了产业提升能力。最崇信规格魅力、价格战最频的家电业，受害最深。出于同一个信条，几年里打了无数轮价格战，彩电业能急剧扩大，成了“世界彩电王国”，但庞大的销售额与微薄的利润不成比例，所有彩电企业日子都越过越差，TCL李东生坦言要“逃离家电行业”。4年低谷，最活跃的是家电企业，运用中式低谷战略最成功的是家电企业，但低谷过后日子活得最差的，可能也是家电企业。

　　投资者利益被漠视，整个企业界的资本回报率极低，全社会内源性投资冲动受到压抑。研究表明，亚洲许多公司缺乏基本的资本成本概念，资本回报极差，甚至连资本成本都赚不到，泰国公司赚回资本成本的寥寥无几，日本大部分公司在国内利率几近为零的低资本成本情形下，仍然亏损。钱到地头死，还不如存银行，谁还敢投资办给企业？这种局面相信决非中国企业界所乐见。

　　企业管理层坐大，操作者利益重于股东利益。在没有股东的日子里，管理层假老板真做，弄假成真，误把自己当成了企业的主人，这决非企业经理阶层之福。亚洲金融风暴后，日本韩国大企业经理层内部人控制，瞒骗政府银行消费者的种种行为渐渐暴露出来，日本企业界频频引咎辞职，“鞠躬董事长”广受诟病。

　　中国企业经理层仆大欺东，公然虚报业绩欺骗股民的案例，这几年也时有所闻。在股民队伍日渐扩大的社会里，一个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股东利益之上的企业家阶层，很难获得它最需要的社会尊重和社会地位。

　　中国企业不可能长期生活在“没有股东的日子”，低谷虽已过去，企业价值观的重塑已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