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要接受的现实就是美国。而现在，美国应该学习接受另一个现实。在《华尔街日报》最近两次人物专访中，透露出一个讯息，即美国国内或者美国主导的全球性机构的一些关键人物，已经认识到这一重要变化。

　　在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称世界经济仍然处于危险地带。突出的危机区域是欧洲，不论竞争力、银行系统还是主权债务，一切都令人担心。而行长先生提醒，必须关注这一危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的潜在影响，关注这是否会开始影响新兴市场的消费者和企业信心。他暗示，如果那样，情况就会更糟。

　　佐立克的观点基于一个简单原因，即新兴市场已经对全球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更对记者提到自己参加戛纳G20峰会时看到的一幕场景。那一情景让他“深感震惊”。当时，屋里的新兴市场人士看着欧洲人不振作的样子，脸上的表情流露出“就是那些给我们上课的国家，这就是那些教我们怎样做的国家……”欧洲人或许认为中国可能会为救援欧洲的方案提供一点资金。而佐立克提出问题：北京为什么要出资？他觉得，人均年收入在4万美元左右的欧洲跑到人均年收入约4000美元的中国门前乞食，无疑是一个界于难堪与冒失之间的情景。何况，这根本不会发生。一位中国官员在戛纳告诉他，德国对这事都不怎么关心，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关心呢？佐立克最不希望看到的，是有一天美国身处欧洲在那场会议中的处境。

　　而当《华尔街日报》副主编Alan Murray同美国前任驻华大使洪博培就美中关系问题展开探讨时，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的洪博培认为，目前美国不应该指望听到北京内部说出“美国是一个可靠友好的合作伙伴”之类的话，而应该习惯听到针对美国军事存在、双边贸易关系和单边主义姿态的中国式批评。前大使先生建议，现在要给美中关系注入共同价值观，使它牢固起来、稳定下来，才能期望在未来几十年里取得成功。这意味着美国在双边贸易关系中需要正视现实。他也讽刺了当下某些美国总统候选人大谈要因汇率操纵而对中国征收单边报复性关税的短视。

　　我以为，佐立克和洪博培都是讲求现实的人。他们最重视的当然是美国利益或以美国为中心的现有全球经济权力体系的利益。比如，洪博培着重谈到怎样利用长期流入中国的投资来重建美国的制造实力。他认为，一直只降落在中国的投资资金会另寻“他处”。美国没有理由不做好准备成为这个“他处”。比如，佐立克同意人民币应该继续升值的西方“主流”观点。

　　然而，这两位更懂得应该不执着于过去的现实，学习面对正在和将要到来的现实。他们都不认为，用那根旧的大棒正面敲打中国能取得进展。身在美国，很容易认同拿汇率作为价格信号改变经济发展结构的理论。但北京还不能娴熟地使用价格信号，如果价格变了结构却没变，就会导致高失业和社会不稳定。在中国没准备好之前，一味压制根本没用。佐利克认为，一个国家真正该做的事是停止指责别人，好好管管自己。而洪博培认为，在涉及经济、安全、贸易和投资时，说到底只有一种关系对美国最重要——美中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