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与CPI增速于第四季度开始有较大的放缓,政策放宽松些是必然的。但光是政策放宽松是不足以让沪指由2500点升上3500点,更遑论见6000点了。只有金融体制上的改革才可以,这就要靠“铸剑”人了。

　　11月2日,上海银行同业拆息突然下滑半厘,市场人士认为是中央调控松手之先兆,当日港股恒指升了600多点。此举并不是减息这样的小儿科之事,而是中国的金融业在“铸剑”。中国金融业要铸什么剑？一句讲,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剑。

　　自1907年俄国革命始,世界就有了两大政治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孰优孰劣？前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前苏联总理赫鲁晓夫曾有著名的厨房之辩。尼克松谓,在资本主义下,美国人每家会有两辆车;赫鲁晓夫谓,在社会主义下,苏联人餐餐都有土豆煮肉。结果是苏联率先穷到解体,而美国人除了有车外,还有间负资产的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人将印度(行资本主义者)和中国(行社会主义者)相比较,看哪个制度会使国家快速强大,让人民更幸福。数十年下来,中国由于数次施政失误,使经济发展走了不少弯路。一直到1976年邓小平复出,确定要改革开放,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后,经济才飞跃发展起来。以前的“两弹一星”,是在宁要核子不要裤子的情况下得到的;今时的“神舟”和“天宫”则是通过自己的长期投资得来的。当军事和外层空间科技铸剑初步有成后,中国需要的是铸金融之剑。

　　金融业是资本主义的堡垒,要在其中加入社会主义的DNA可行吗？资本主义中的金融业是要讲创新,讲自由市场(买卖),讲不要交易成本。社会主义中的金融业是要讲降低炒卖,故有不少行政和制度上的规制,比如外汇管制。

　　传统上外人看中国的金融政策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如此循环不断,总不见进步。这种看法明显是落伍了。201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提出动态微调,稍后更提出逆周期管理,即是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要消灭泡沫于萌芽状态。这个逆周期管理是于2007年时开始实行,当时中国已预期美国有房地产泡沫爆破的危机,故已早早地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17.5%,到危机出现后更提至22.5%,目的就是要严控过度投资。虽然2008年11月,看到欧美金融危机爆发后,立时启动了4万亿元救市措施,但因为中国的金融软件未做好,这个4万亿元带来了10.7万亿元的地方债务融资平台贷款。这些使得中央不能不认真考虑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因为一旦出错,是可以满盘皆输的。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也见证了欧美金融界的动荡。而在“十二五”规划中,金融改革是排上日程的。要怎么改革,要动什么大手术,都要由“铸剑”人提出来。降降息,这里放一放,那里松一松,肯定提不上金融改革的日程,顶多是餐前小吃。所以,将减息看得太重,怕是会捡了芝麻掉了西瓜。

　　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与CPI增速于第四季度开始有较大的放缓,政策放宽松些是必然的。但光是政策放宽松是不足以让沪指由2500点升上3500点,更遑论见6000点了。只有金融体制上的改革才可以,这就要靠“铸剑”人了。

　　“末日博士”鲁比尼比喻中印之争是龟兔赛跑,印度龟虽然跑得慢,但方向正确;中国兔今时虽跑得快,但恐怕会早早消耗掉体力。但笔者认为,如果是公平竞争,印度龟一定输给中国兔,原因是印度行的是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在这次金融海啸中已证明是只穿底的艇,迟早要沉。只有有约束的资本主义,加入社会主义的DNA,才可以平衡到愈来愈大的贫富差异。当然,如果欧美为了要制衡中国而大力扶助印度龟,并为中国兔加栏加坎,结果便难说了。